南京大屠杀前，有识之士在七七事变前后就已预测到，战火必将迅速向中国腹地蔓延。而一旦战火蔓延，培育中国传统文化接班人的摇篮—各大学校将朝不保夕。
为了延续中国的文化命脉，保全中国的文化教育，南京高校的尽力迁移，就成为当时唯一的选择。全国当时最大的综合大学之一国立中央大学更是首当其冲。
一、预判时局，提前安排
在学校内迁中，南京有6所国立大学、2所私立大学，以及9所中学西迁。
国立中央大学在校长罗家伦的带领下，成为内迁最迅速而完整的学校，一步到位，直接抵达目的地。这在全国众多内迁学校中并不多见。更多的学校因对情势估计不足、准备仓促，只能随日军侵略的扩大、战区的扩张，而被迫不断搬迁。如浙江大学，在抗战中迁校达六七次之多。当然，也有因办学条件不具备而不断迁移的，如江苏医政学院等。
在敌军飞机的持续轰炸和炮火的不断蔓延中，国立中央大学的师生携带着大量仪器、书籍，甚至还有飞机、尸体、家禽等物长途跋涉，他们究竟是怎样做到顺利内迁的呢？今天看来，这完全得益于校长罗家伦的远见卓识和充分准备。
国立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自1932年8月就任以来，一直默察时局，预见到日本侵华战争的不可避免与中华民族即将面临的深重危难。他很早就断定中日必战，战，则南京必将不保！所以，早在1935年冀东事变之前，罗家伦就指示学校后勤部门赶制大量木箱，足足提前了近两年，为学校内迁做准备。
据罗家伦在1941年6月16日写于重庆的个人回忆录显示，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他心里就明白最后关头已到。尤其是在7月15日当天，从何应钦将军（国民政府国防部长）处得知，昨夜平汉路上有1300辆火车已经开始大量运兵的消息后，罗家伦就开始做迁校的布置：
我嘱总务处将一年以前冀东事变时预备好的大木箱，里面钉了铅皮预备长途旅行用的，先取出550只，将重要的图书仪器装箱。
原来，为了保护学校重要图书和珍贵仪器不被日军炸毁，罗家伦自7月15日起就开始组织师生紧急装箱，运到下关码头存放。这样安排，一方面能避免市区轰炸的损失，一方面也便于随时装船准备西迁。
事实证明，罗家伦的这一安排抢在了炮火和死神的前面。就在国立中央大学的师生们加紧装箱转运的过程中，学校先后遭到了日本飞机的4次轰炸。
幸运的是，罗家伦总是能提前预感到危险的降临，先一步做出安排，避免了学校教学资源的损失，也帮助绝大多数师生幸运地与死神擦肩而过。
至10月上旬西迁开始时，在罗家伦的安排下，学校的图书、仪器已全部装箱完毕，趁敌机轰炸的间隙运到码头，数量达1900余箱。
二、选址争议，拍板重庆
相比装箱、运输，最难也最重要的一点，是选择西迁校址。搬家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何况即将要搬的是一个学校，而且是要在战火纷飞的环境中连人带物全部转移，其难度可想而知。只有选择一个稳妥的校址，一步到位，才能最大限度地保全学校的教育资源和师生人身安全。对此，罗家伦在个人回忆录中写道：
同时我又请几位教授，分两路出发。一路是法学院长马洗繁先生和经济系主任吴干先生向重庆出发，一路是心理系教授王书林先生向两湖（湖南、湖北）出发，寻觅适当校址。后来又另请医学院教授蔡翘先生为一路，向成都出发，专为向华西大学接洽容纳中大医学院事。
为什么本来是分两路出发，后来又另请医学院教授蔡翘先生作为第三路，向成都出发呢？这主要是因为重庆无法安排医学院教学与学习。罗家伦只好再派出医学院教授蔡翘、郑集专程去成都华西大学（今华西医科大学）接洽医学院迁移事宜。
综合考察结果，罗家伦选定了重庆。但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盛鸿告诉记者，其实罗家伦早在南京沦陷两年前就已经决定，一旦中日开战，就把校址迁到重庆。“这与当时的备战有关。备战时，国民政府就有把重庆作为抗战大后方的计划。重庆，也就是在那时进入了罗家伦的视野，成为罗家伦心目中最理想的迁址地。”经盛鸿说，“为此，罗家伦在1936年前后，还特地赶赴重庆，向当时在重庆的蒋介石汇报，表达了如果中日开战，想把学校迁到重庆的意图。
这个想法在当时就得到了蒋介石的大力支持。”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罗家伦迁址重庆的决定却在中日战争打响后，遭到了校内校外各方人士的反对。罗家伦在回忆录中描述了当时的情景：我接到各路调查的报告以后，详细考虑，决定将校本部迁往重庆，医学院因为医学设备上合作的便利，放在成都。但是这个决定，却受到了校内校外不少的反对，认为何必迁得这么远。许多同情而有力量的校外朋友，有主张即在南京城外掘防空壕上课的，有主张迁至上海的，有主张迁至安徽九华山的，有主张迁至牯岭新图书馆馆址内的；校内的朋友，有主张迁至武昌珞珈山的，有主张迁至沙市的，迁至宜昌的，议论纷纭，阻力甚多。常常有人问我，为什么当时看定了重庆，一搬就搬来此地呢？我的见解是：第一，我断定这次抗战是长期的，文化机关与军事机关不同，不便一搬再搬。第二，所迁地点，以水道能直达者为宜，搬过小家的应当知道搬这样一个大家的困难。
第三，重庆不但军事上极为险要，而且山陵起伏，宜于防空。
三、迫在眉睫，战火临近
从罗家伦7月15日开始着手西迁的准备工作，所有的迁址准备工作都是在日军的炮火间隙中进行的。短短两个多月的时间，国立中央大学4次被炸，更坚定了罗家伦西迁的决心。
第一次轰炸是在1937年8月15日。一批敌机向中大飞来，学校图书馆及附属实验学校大门被炸。那时，罗家伦让师生不要张扬，担心校内人心动摇，对装箱和招考工作有影响。
第二次轰炸是8月19日下午6点左右。学校大礼堂、牙医专科学校、校内女生宿舍和校外男生宿舍均遭到严重破坏，7名校工遇难。但是，这样的结果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了。日军飞机轰炸学校时，罗家伦正和200多名师生在图书馆二楼吃饭，接到警卫队长报告，说敌机在屋顶盘旋，请大家到地下室去避一下。师生们刚刚转移，罗家伦按着座椅的扶手正要坐下去，请大家继续下午未开完的会议时，就听到“砰”的一声，屋顶上的水泥如急雨般散落下来，房子向两边摇摆。随后连续几十声轰炸，有如天崩地塌。
那次的惊险遭遇，罗家伦记忆深刻。他在回忆录中写道：统计那次大学围墙内落了二百五十公斤（五百五十磅）的炸弹七枚，墙外还有许多。我们拾到的炸弹片有一块很完整的，上面有几个汉文楷字“二五〇千瓦陆用爆弹”（此片当保存，为传校之宝）。这种重磅炸弹，有一个就落在我们所在地的墙外三公尺爆炸。不是一重钢骨水泥的墙，我们二百多人，一齐毁了。
更幸运的是，校内女生宿舍和校外男生宿舍虽然被炸，却无人伤亡。因为罗家伦在第二次轰炸前两天，也就是8月17日，突然觉得这两处宿舍均不妥当，于是令女生有家者归家，无家者迁至三牌楼农学院，男生从二三层楼迁至一层楼。两处都限于19日上午8点以前迁妥。没想到，上午刚刚迁完，下午就被炸了。
连续两次轰炸，促使了国立中央大学搬迁行动加速。
敌机第三次光顾，是8月26日晚上，实验学校被炸。第二天一早，罗家伦到实验学校视察，站在炸弹坑边，一个老校工跑来，一夜的惊恐，使他的神色已变。他不知所措地跪在罗家伦前面，罗家伦扶起他，指着炸弹坑，对着几位实验学校的教职员说：“寇能覆之，我必能兴之。”
第四次轰炸发生在9月25日下午4点。罗家伦办公的文学院被炸了！说来也巧，罗家伦原来的办公室已经在前几次轰炸中损毁，不能办公，于是迁至图书馆的小阅览室内，总办公处则迁至旁边的文学院内。因为敌机多次空袭，常在大学上面盘旋，所以总务长建议罗家伦将总办公处迁至城内三牌楼农学院内，因为该处防空壕较好。没想到，办公地点刚刚搬走，文学院就被炸了！
这些内容在罗家伦后来的回忆录中都有详细记述。虽然只有寥寥数千字，却再现了当时炮弹横飞、师生性命朝不保夕的危险情境。记者不自觉地陷入当时情势而不可自拔，替罗家伦和众师生狠狠捏了一把汗。直到一口气看完整篇回忆录，记者才听到胸腔如雷的心跳声，也才发现不知何时，自己的掌心已经汗湿，手在微微颤抖。
四、迁移就绪，苦等迁令
罗家伦在回忆录中提及甚少的是：如果国立中央大学迁到重庆，还能获得四川省政府和重庆大学的支持。这一点，对于保证迁址后的正常教学尤为重要。
根据当时重庆方面反馈回来的情况，罗家伦对内迁工作提前进行了一系列安排：
1937年9月13日教育部准迁重庆的批文
重庆大学理工学院建筑和学生宿舍借与中央大学，可容学生600余人；医学院及牙医专科学校因重庆大学无相同院系及教学设备，特商借成都华西大学开课；教育学院艺术科音乐组因原有教师外籍居多，不能随同入川，加之各项设备无法搬动，暂停办一年，所有该组新旧各生准其转学或借读于国立音乐学院以及立案之公私立大学音乐系；专任教授讲师因罗致匪易，除因事实困难不能赴蜀自动请辞者外，一律请其同往兼任教授讲师，因其事实上无法兼顾一律解聘，助教及职员均经大事裁减，计裁去助教59人、职员83人。图书、仪器凡可装运者，均尽量装箱启运入川。
就在9月25日百余架日本飞机第四次狂轰滥炸南京前两天，也就是9月23日，心急如焚的罗家伦终于苦苦等来了准迁重庆的教育部令。他立刻让建立在汉口的中央大学联络站转告重庆，要求重庆方面的校舍迅速动工。
此时，在迁移方面最出力的校事务主任李声轩才得以稍微抽身。于是罗家伦请他和水利系主任原素欣、工程师徐敬作为“开路先锋”，先头前往重庆，办理沙坪坝校舍建筑事宜。那时的沙坪坝松林坡，仅是一个小山丘，紧邻重庆大学，占地不足200亩。为了保证中大迅速复课，整个校舍工程，只用了42天，就建起了一排排低矮的教室和简陋的宿舍。
10月初，国立中央大学的东西大致迁移就绪。
五、鸡犬同舟，运抵重庆
1．“动物大军”炮火中西迁不留日本人一鸡一犬
1938年深秋的一个黄昏，重庆街头的难民潮里出现一支奇怪的队伍，澳洲老马背着美国火鸡，英国猪儿扛着北京肥鸭，荷兰牛儿驮着长毛兔儿……看到这一幕，国立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不禁热泪长流。至此，历时近一年的国立中央大学的西迁全部完成。
几年后，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感慨道：“两个大学有两个鸡犬不留—南开大学鸡犬不留，是被日本人的飞机投弹全炸死了；而中央大学鸡犬不留，全部都搬到重庆了。”
而后人更是评价，在敌人炮火炸弹中，陆续将最顶尖的一所大学，全体师生和眷属及全部图书设备，用船载运，溯江抵达重庆，继续正常上课，这在中国的教育史上是史无前例的！
2．4000人好迁移，图书仪器却在下关码头进退两难
南京的创痛，让世界刻骨铭心。武力占据一个国家的领土是可能的，但武力征服一个民族的精神是不可能的。我们在南京大学校史馆看到的报告、文章、胶片，甚至日记，一批如山一样，不可动摇的，极有力的证据，诠释了国立中央大学的可歌可泣。
1937年10月上旬，国立中央大学7个学院的1500余名学生、1000名教职工及家属，总共4000人，随携图书馆的藏书、杂志以及理工农医4个学院的仪器共1900余箱，开始了漫漫西迁路。由于船运舱位异常吃紧，不可能包船包舱，学校决定：学生和老师及家属采取化整为零的办法，各自设法购买船票，分散而行。大家约定10月10日在汉口集中，再由中央大学联络站负责至重庆的舱位安排。人的迁移虽日夜劳顿、备尝艰辛，但进展比较顺利，最后一批学生到达重庆是11月中旬。
这次中央大学的搬家，堪称有计划有组织。几千个人，近两千箱东西，浩浩荡荡地西上，迁移的东西，有极笨重的，也有很精密的，可以说是彻底搬家，能搬的几乎全部都搬了。学生们都坐船离开南京后，10月下旬，中央大学教授兼图书馆馆长洪有丰也负责安排人将全数装入学校重要藏书、期刊及仪器的大木箱，运至下关码头。但麻烦事来了，这些珍贵的图书资料、仪器设备，因长江货运船只极为紧缺，虽经多方交涉，无船可运，在下关码头进退两难。
3．同仇敌忾，“鸡犬图书共一船”
万幸的是，中大难以运走、留在码头的宝贝图书、仪器，意外获得了民生公司总经理、爱国实业家卢作孚的鼎力相助。
当时的民生公司正负责运送开赴淞沪战场的军队，卢作孚决定将运送完开赴淞沪战场军队的这批客运船只，免费帮助中大运送图书、仪器。
“就连‘飞机’、动物也都上了船。”全国高校校史研究会副理事长、南京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副院长王运来向记者回忆称，航空工程系为科研而拆卸的飞机三架，由于太大，只能把上层客舱破例打通摆放。医学院泡制好、供解剖用的24具尸体也放在里面。“美国、荷兰等一些国家当地最有名的动物也成了船上的乘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