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成贤街”南京人并不陌生，街巷虽窄，却藏着东南大学这样的名校。出了东大南门，向前走几百米便是成贤街66号的大院。很少有人知道，这座不起眼的院子和如今的南京图书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战火纷飞的1937年，一群有志之士曾在这里整装待发，把130多箱藏书护送到了1000公里开外的重庆，一路征程硝烟弥漫。
一、筹备之初遭遇战争
如今，成贤街66号院门右侧的墙面上依然留有“南京图书馆”的字样，烫金繁体的五个大字比门牌更为醒目。大门左侧墙面斑驳，培训中心、律师事务所甚至图文店的挂牌密密麻麻地挤占在墙面上，早已比不上旧时的模样。
这里是老南京图书馆的旧址。上世纪50年代，国立中央图书馆与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合并，成为了如今的南京图书馆。而追溯到抗战全面爆发前后，原国立中央图书馆筹备处也在此落脚。
1933年4月8日，教育部派著名学者蒋复璁出任国立中央图书馆筹备处主任，4月21日便租下南京沙塘园的一处民房，正式展开筹备工作。随着任务的推进，筹备处在1936年2月10日迁入距沙塘园不到百米的成贤街48号，即如今的成贤街66号院内。
和现在的建筑格局不同，当时院子里有四栋西式的二层楼房。经年累月，院子里东、西两侧各有了一幢主建筑。南京图书馆的工作人员陈雷告诉记者，西侧的“回”字形楼是后建的，后半部分还在作为南京图书馆的藏书楼使用；东侧三层的矮楼是筹备处旧址，一二两层早就隔成密集的单间，充当老员工家属宿舍，通向三楼的走道至今被腥红色的金属栅栏锁着。
1936年9月1日，国立中央图书馆筹备处阅览室开始对外开放。次年，戴传贤、朱家骅、梁思成等人组成“国立中央图书馆建设委员会”，勘定国府路（今长江路）的46亩土地作为建馆基地。据说，南京人民大会堂就建在当初计划建馆的基地上。
就在等待会审建筑设计图纸时，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了。踌躇满志的筹备处主任蒋复璁怎么也没料到，还未勾勒出图书馆的蓝图，建馆一事就被战火叫停，国立中央图书馆筹备处则从南京“流浪”到了重庆。
二、西北迁移
1937年8月15日，南京遭侵华日军飞机轰炸，国立中央图书馆筹备处当天就停止开放阅览，以保障读者和书籍的安全。战势愈演愈烈，不久后，馆筹备处将263箱重要图书封装移存到朝天宫博物院新建的库房。
上海失陷后，南京也岌岌可危。11月12日，教育部决定安排国立中央图书馆筹备处一路向西撤离。7天后，图书馆筹备处的工作人员就带着精挑细选的130箱书籍踏上西迁路途。
上世纪50年代南京图书馆外景
许多人把这次西迁的功劳归结在时任筹备处主任蒋复璁身上。记者翻阅大量资料后向知情人进行了证实，发现率领国立中央图书馆筹备处西迁的并不是蒋复璁本人，而他甚至在西迁初始的4个月里处于“缺席”状态。
对这段历史，时任筹备处主任蒋复璁的幺子蒋祖怡仍有几分印象：那时我父亲由国家委派，正随着我的叔祖父蒋百里在欧洲进行访问。父亲的文章中提到，这130多箱书大概有20万册，具体什么标准没提。我想就是挑最好的书，尤其善本书。
抗战爆发时，蒋复璁的5个子女均随母亲迁居上海，1948年他又奉命前往台湾，与妻儿相隔两地。因此，蒋祖怡只能凭着父亲留下的文章了解这段故事，他说：
具体主持书籍西迁的是国立中央图书馆的岳良木先生，文章里只说他是图书馆的负责人，没提是什么职务。
而在《南京图书馆志（1907—1995）》长达390页的记录中，记者只在附录的两处职员名录里找到了岳良木的名字，根据“部门负责人名录”的记载，岳良木曾是中央图书馆的采访组主任。
三、神秘负责人岳良木
从大量和国立中央图书馆筹备处西迁有关的文献资料看，即使提及迁移工作的负责人岳良木，运送书籍的经过也被一笔带过；甚至有人把蒋复璁说成西迁的领队者。如果没有蒋复璁的遗作来佐证，岳良木似乎在那段飘摇的西迁史中无足轻重，仿佛只是一个偶尔出现在图书馆相关论文中的学术人物。
在南京图书馆工作人员的指点下，记者找到两位南京图书馆的老员工，并向他们打听了岳良木和图书馆西迁的情况。8月27日下午，年过耄耋的南图老员工沈燮元先生像往常一样出现在五楼的古籍阅览室。阅览室的工作人员徐劲蒙说，尽管退休多年，沈燮元几乎每天下午都会到这里看书。
“我进南图还是1955年的事，倒也没听说过西迁那段历史。”沈燮元放下手中的书，推荐了另一位叫纪维周的老图书馆员：“他进馆比我还早，是以前中央图书馆的，说不定知道些什么。”
纪维周的女儿是南京图书馆阅览室的在职员工，得知来意后，她婉言谢绝了记者：“我爸爸年纪大了，过去的这些事恐怕说不清楚，西迁的历史我也从没听他提过，不好意思。”根据网上的资料，岳良木在西迁结束后曾先后任职于教育部、国立社会教育学院等，建国后又历任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教授、上海图书馆阅览部主任、上海大学图书馆学系、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学系兼职教授，终其一生都围着书籍奔波。
11月初，记者又试着联系了上海图书馆，图书馆人事部的工作人员表示，馆内正式录用或聘请的人员通常都会有记录，但他们的标准库里并没有叫“岳良木”的人，接线的女声补充道：“也不是说他就没在这里工作过，可能是因为早些时候的人事档案没录入电子系统。”
随后，记者分别联系了上海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委托人事部和档案管理部门分头搜索岳良木的档案。遗憾的是，由于档案大多在20世纪90年代后才逐步电子化，两所学校的系统里都没有岳良木曾经任教的蛛丝马迹。
关于岳良木的消息，就此戛然而止。
尽管一再被史料匆匆带过，岳良木在图书馆界绝非无名小卒。1936年为国立中央图书馆筹备处效力之前，他已经在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学院接受了两年的深造。
四、教育部打算撤裁图书馆，岳良木力挽狂澜
关于西迁的详细原委，以及如何定下由岳良木带队西迁，文史资料里几乎是空白，只有一位叫岳传龙先生在他2011年发表的文章里披露了一些细节。
他说，抗战开始时“中央图书馆馆长蒋复璁随蒋百里去德国游说，请岳良木暂管中央图书馆的一些工作”。1937年11月上海失陷，日军的飞机轰炸南京，“教育部有了撤裁中央图书馆的想法，认为抗战为首，图书资料运输保存不易，加之人力资金皆不足，中央图书馆可有可无”。
据说，岳良木获悉教育部的想法后，立即写文章并约见记者，强调国立中央图书馆的重要性和保护图书资料的必要性。看到这些文章，时任教育部长朱家骅特地从杭州赶到南京约见岳良木。经岳良木力呈己见，向教育部疏通关系、申请多拨经费保持原有人员，国立中央图书馆这才在临近战火时得到转机。
尽管如此，由于战争形势极为紧张，岳良木“不吃不睡是常事”。图书运走后，岳良木非但没有跟队伍同行，还在书籍运走后又逗留了些时日，完成图书馆的善后工作，“直到有军官告知南京不可能再坚守”才离开中央图书馆。
这篇文章叫做《忆文华早期毕业生岳良木先生在图书馆界中的几件事》，刊登在2011年第四期《图书情报知识》杂志上。作者岳传龙和岳良木的关系不详，只知道他1947年生，字慰祖，曾在上海交通大学应用化学系任教，投稿时正供职于一家美国的公司。
由于缺乏第一手历史资料，文中的说法是否真实准确已不可考。但在蒋复璁缺席的情况下，国民政府能把西迁工作委派给岳良木，无疑已经认可了他的能力。
五、西迁队伍经武汉、长沙、宜昌，终抵重庆
《南京图书馆志（1907-1995）》对这次书籍西迁匆匆带过。确切可知的是，西迁队伍经武汉、长沙、宜昌，在1938年2月抵达重庆。馆志的寥寥数语，实在难以复述在战乱中奔逃、几番更改安身之所的曲折。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副会长、南京医科大学教授孟国祥了解到，南京沦陷后，日军在南京有计划地展开了文化大劫掠，搜寻、鉴定珍本善本书籍送往日本，国立中央图书馆遗存南京的大量图书被日军掠走或烧毁，损失数量难以定论，有研究者称，朝天宫库房里的4万册书籍，抗战后封存时只余下3万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