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6日，《申报》第二版以《日机大队袭京》为题，副题为《中山门外至西华门大街，贫民区域被炸惨不忍睹》，报道如下：
12月5日上午11时10分，日机大队袭京。在逸仙桥东右手方河岸一带，掷弹及爆炸弹20余枚。记者适行过该桥，见日机六架迎面自紫金山上空飞来，过中山门时，突然降低，肆行投弹。同时另有日机两架，自低空掷下形如皮球之硫磺弹10余枚，如流星下坠，在阳光中反光刺目，弹丸落处，砰然数响，在前方约30码外，民房数栋立时起火，转瞬间复见长形汽艇数个，随爆炸弹蹒跚坠下，于是爆炸声与墙倒声齐响，有如迅雷贯耳。同时火舌烟柱冲入天空。
如是一二分钟后，则闻妇孺痛哭嘶叫之声，阵阵袭来……
八、新闻大军聚首重庆
1．在防空洞里点菜油灯写稿子
1937年11月，随着国民政府的内迁，原在各大城市的全国性的报社、通讯社相继迁入重庆，其中也包括南京大量的新闻采编人员。抗战时期的重庆由此汇聚了全国和世界上的许多知名新闻人。
1938年1月，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唯一公开发行的党报《新华日报》从汉口迁来；1938年1月15日，南京《新民报》率先来渝出版，紧接着，《南京晚报》《中央日报》《扫荡报》、中央通讯社从南京迁来；《时事新报》从上海迁来……美国合众社、法国哈瓦斯社、德国海通社、德新社等在重庆派驻了新闻办事机构；美国《纽约时报》《时代周刊》，英国《泰晤士报》，苏联《消息报》等也派出记者，先后来到重庆。
据统计，抗战期间重庆报业最鼎盛时，有23家报纸同时出版，12个通讯社同时发稿，新闻工作者约五六百人。这些报纸虽然所执立场不一，但在团结抗战这个大方向上却是一致的，他们本着国家民族的利益，同仇敌忾，为宣传抗日、鼓舞士气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当时重庆的生活又是什么样子的呢？战争带来的是经济危机，经济危机带来的是生活贫困，生活贫困带来的则是健康上的损伤。
经历过这场生死浩劫的学者贾植芳曾这样描述该时文人们的命运：……自1937年抗战开始，中国的知识分子就进入了另一个时代，再也没有窗明几净的书斋，再也不能从容缜密地研究，甚至失去了万人崇拜的风光。“五四”时期知识分子以文化革命改造世界的豪气与理想早已梦碎，哪怕是只留下一丝游魂，也如同不祥之物，伴随的总是摆脱不尽的灾难和恐怖……
新闻界的知识分子们饱尝了亡国之耻与切肤之痛。
在人力物力遭受巨大损失、物资极度匮乏的情况下，一线记者坚持采写大量团结抗战的报道，编辑发行人员确保报纸准时出版发行。他们用笔作武器，以报纸为大旗，向敌人发起了猛烈的口诛笔伐。这些编采人员顽强不屈的精神，也极大地鼓舞了抗日军民的士气，重庆新闻界因此也成为抗日统一战线中一支重要力量。
2．“三张”重聚《新民报》
提到1938年来到重庆的南京新闻界，《新民报》是名气最响的，因为该报有张友鸾、张恨水、张慧剑与赵超构共铸了“三张一赵”的重量级报人，自然成为全国极有影响力的报纸。
张友鸾是中国报业先驱邵飘萍的弟子，其生前有着报人和作家的双重身份。他与南京有着极其深厚的渊源，不仅主办了《南京人报》，而且写下了大量与南京有关的小说。我们找到了张友鸾的女儿张锦和她的丈夫李承邰，在她的回忆和讲述里，重现了报人张友鸾在重庆艰苦办报的经历。
张锦说，1938年初，张友鸾与张恨水一前一后到达重庆。张友鸾见内地撤退至山城的新闻界人士极多，不难组织一个办报班子，就问张恨水是否有复刊《南京人报》的计划，表示愿与他在巴蜀重打江山。张恨水听罢，长叹一口气说：“我对此厌倦了，想把更多的经历放在创作上。”旋即，张友鸾介绍张恨水与《新民报》总经理陈铭德认识，拉张恨水加入。接着，又在当地招了不少有理想的年轻记者编辑，郑拾风也是当时招聘来的练习生之一。
3．防空洞里写新闻稿
回忆起父亲张友鸾在《新民报》的办报经历，张锦印象最深的是防空洞和菜油灯：
记者夜晚写作，没有电灯，又买不起洋蜡烛，只好点菜油灯。而且又常受油价上涨的威胁，连菜油也不敢多添，能不点就不点，菜油还要炒菜吃呢。
重庆是有名的“火炉”，晚间温度也不低，报馆办公桌上的玻璃都热得发烫。
又因为电线被炸断而经常停电，每个编辑面前都放着一盏煤油灯，宛若伴着个小火炉，挥汗如雨地工作。
空袭一般是在白天，报社人员在防空洞内一呆就是几个小时，直到下午解除警报才能回到办公室。张锦说，印象最深的是一次夜间空袭，报纸刚刚编辑完毕，空袭发生了。她说：
那时候，报馆编辑部在七星岗，我家在大田湾的三间破草房里，和印刷厂挨在一起。编辑部和我家两地相距二三十里路。那天，父亲和张慧剑、张恨水刚编完报纸，还没走出编辑部，空袭来了，大家赶紧躲进旁边的防空洞，这才幸免于难。
赵超构在给张友鸾赠诗中称其为“惨庐主人”
4．张友鸾住的茅屋被称为“惨庐”
在重庆的那几年，张友鸾一家的生活非常清苦。一家人住在大田湾，屋室极简陋，恰似一顶打满补丁的毡帽，张恨水赐屋名为“惨庐”，还给张友鸾取了个绰号“惨庐主人”。
“惨庐”屋顶是茅草铺盖，四壁是竹篱笆墙糊泥巴刷上白石灰。屋内有一间小书房，小到仅能容纳一桌一椅一凳的程度。
来了两位客人，主人便必须站立，而且其中一位客人必须等到关上了房门才能在小凳上落座，可见生活环境之恶劣。
孩子们吃的是“平价米”，带着浓重的霉味。“往后几十年里我都很害怕吃到发霉的米，小时候吃够了。”张锦说道。
张恨水先生的儿子张伍回忆起在重庆的8年生活，也同样对平价米印象深刻：
为了解决一家的吃饭问题，父亲每月要从《新民报》报馆背回几十公斤平价米。
报馆离我们居住的南温泉有40多华里路。
走这条路要在海棠溪搭船过江，还要挤公共汽车。挤车也困难，父亲就干脆爬山，徒步走过陡峭的山路，到家时气喘吁吁，一身汗水湿透衣衫。
在张伍的记忆里，张恨水在重庆的8年里，没有做过一件新衣服，终年穿着一件蓝长衫，洗成了蓝不蓝、灰不灰的破布片。每逢出席规模较大的会议，长衫有破洞，张恨水就套上一件马褂遮挡。
九、日军狂炸下各报被迫出联合版1．日军空袭重庆各报被迫出联合版重庆是战时陪都，在陪都这个大后方办报，实则不易。办报，在版面上国民党的新闻出版检查制度是极其严格的，一旦惹恼官方，轻则“开天窗”，重则停刊，甚至逮人。于是，不少报人转而采取了曲笔应对的巧妙战术，退一步运用社会新闻和副刊，揭露和抨击当局的恶政与社会病瘤。
与此同时，日军飞机空袭重庆，狂轰滥炸困扰难安。1939年5月3日、5月4日两天，日机连续狂炸，重庆各家报馆均遭重创，致使连续五天不能出版。陈铭德和邓季惺临时采用人力摇动印刷机，硬是赶印出10000多份8开小报在街头零售。
1941年6月7日，《新民报》总管理处遭到更大袭击，七星岗的四层楼房被炸毁，文件账册等完全化为灰烬，公私财物受损，多年的合订本全都付之一炬。《新民报》莲花池职工宿舍也惨遭弹袭。
2．抗战期间的战况报道大多来自中央社8年抗战中，在艰苦艰辛的环境中，报人们迅速快捷地将新闻报告传递给人们，让世界各国知道中国抗日战争。抗战期间，关于战况的报道，大多来自于中央社。当时，在中国抗战新中心武汉及其以后的重庆，以及抗战后方的长沙、昆明、香港等地的各家中国新闻传媒，承担起抗战宣传主力军的重任，但条件艰苦，难以采访与及时报道隔着战线的南京的最新消息。当时，《中央日报》《大公报》《申报》《新华日报》，以及各地方报纸，都大量采用中央社的新闻稿件。
《大公报》著名战地记者、1938年后转入《新华日报》担任编委会委员兼采访部主任的陆诒，在《随军记者之工作》中写道：“当时大部分关于战争的通讯，皆由中央通讯社随军的同业拍发。”
1937年底，中央社总部内迁至汉口保华街62号武汉分社所在地；1938年10月，日军逼近武汉，中央社总部又迁到重庆铁报街2号。据记载，1938年，中国国内多家通讯社先后停办，其他一些民办通讯社和报社虽也向各地派遣记者，但因通讯手段落后及人力、物力限制，在报道新闻上无法与中央社相匹对。中央社以其特殊的地位与条件，充实先进的电讯设备，扩充人力、物力，继续扩大新闻网，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变成了一只废墟里飞出来的凤凰，凌霄而起”。据统计，战时中央社“平均每天收电文约3万字，发电文约1万5千字”，成为战时中国最大的新闻通讯机构。
3．《南京晚报》出书记述日军南京大屠杀惨况在南京市民中有很大影响的《南京晚报》，于1937年11月撤到重庆，继续以原报名出版，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迁回南京。该报一直关注着沦陷的南京，但开始也得不到南京的任何消息。直到1938年以后，该报才像抗日大后方的许多报刊一样，对南京大屠杀进行报道与揭露。
该报还于1939年11月25日以“南京晚报社出版部”的名义，出版了一本署名“白芜”的著作《今日之南京》，记述了日军南京大屠杀及其以后一年来南京的悲惨状况。
国民政府机关报《中央日报》，1937年12月1日在南京停刊后，由总主笔周邦式、总编辑张客公、总经理贺壮宇率领部分员工，于1938年1月1日在湖南长沙副刊出版，编号继南京《中央日报》的停刊号3404号，为3405号，日出一大张两个版面。1938年9月1日，该报再迁至重庆出版，长沙版则改为分版。报社的社长一直由程沧波担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