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探究——逻辑与历史
我们的第三组方法聚焦于“活生生的文化”，我希望其逻辑已经清楚了。姑且扼要重述一下，问题是如何掌握文化流通的更具体、更私下的时刻。这又确立了两种压力：第一种是施与方法的压力，这些方法能详尽阐述、重构、再现特定社会团体生活中出现的具有话语和非话语特征的复杂群。第二种压力是施与“社会探究”的，或主动寻找并非在公共领域出现的文化因素，或寻找仅以抽象或变化了的形式出现的文化因素。当然，文化研究者通过他们自己的经验和社会世界接触私下形式。这是一种连续的资源，如果自觉地对其明确限定、如果认识到它的相对性的话，那就更明显了。确实，这种文化自我批评是避免文化研究比较粗糙的意识形态形式的不可或缺的条件。但是，这里的第一课是要辨认主要文化差异，尤其是要超越把权力、隶属和不平等作为最重要赌注的那些社会关系。因此，在利用(有限的)个体或集体的自我知识时是有风险的，因为其代表性的局限性并不清楚，而其他方面——通常是无权力的方面——简直是未知数。这仍然是把别人的文化词语(往往是自己的词语的反面)作为主要对象的文化研究的存在理由。
我们必须对有时被称作“民族志”的历史谱系和当下的正统学说保持不安的警觉，这是一种再现他者文化的实践。这种实践，如该词一样，已经延伸了社会距离，建构了作为权力的知识关系。“研究”文化形式实际上已经区别于比较含蓄的文化栖居，后者是所有社会团体主要的“常识”模式。(我是说所有社会团体——“知识分子”也许擅长描写其他团体隐含的假设，但当描写自己时却又与其他人一样“含蓄”。)
尤其是早期的新左派研究——40年代、50年代和60年代初——涉及研究的主客体之间的一组新的关系，尤其是超越阶级关系。与女性主义和黑人知识分子相关的知识运动已经改变(但没有废除)这些社会分化。基于社区的创作实验也在一定限度内确立了新的文化生产与出版的社会关系。即便如此，即使不怀疑这些实践本身，但对关于这些实践的叙述表示怀疑也是聪明的做法，这些叙述试图把所涉及的政治危险和责任限制到最小程度，或魔幻般地解决剩余的社会分化。由于基本的社会关系并没有改变，所以社会探究总是要回归旧时的根基上来，研究从属文化的病理，把主导形式规范化，至多在不给所再现之人正比例回报的情况下建树学术声誉。除了基本政治观点外——即研究者所持的政治立场——大部分要取决于特殊的理论工作形式，即所从事的那种民族志研究。
“经验”的限制
在基于同情地认同的民族志(或历史)与经验主义或“表现性”文化模式之间似乎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其压力是再现作为原真生活方式的活生生的文化(Lived Culture)，并维护这些文化不受嘲弄或恩赐。这种研究往往用来批评主导再现，尤其是影响国家政策的再现。研究者们常常在私下工人阶级的世界(往往是其童年的世界)与公共领域的定义及其他中产阶级砝码之间调停。维护从属文化的一个通用方法就是强调大众实践中主客体之间的紧密联系。工人阶级文化被视作无产阶级状况的真实表现，也许是唯一可能的表现。这种关系或同一性有时由于“旧马克思主义”关于工人阶级正常意识状态的假设而得到巩固。一组类似的假设可以追溯到女权主义的文化批评，这种批评描写和颂扬反映妇女状况的一个独特的女性文化世界。最经常用来表指这个理论框架的术语是“经验”，颇具特色地把客观和主观方面融合在一起。
这种框架至少为研究者本人造成了极大障碍。如果把“自发的”文化形式看作社会知识完整的或必要的形式，那么，第二手的分析和再现(re-presentation)就必定总是有问题的或冒犯的。在这个框架中，唯一合法的实践就是以颇似其自身术语的东西再现未加中介的一段真实生活经验。这种形式的文化经验主义是最重要的文化研究实践的一股旧势力，这也是最难将它抛弃的原因之一。
还有一种体系上的压力，即基本上以同质性和独特性呈现活生生的文化。这种理论压力在观念上相似于“整个生活方式”，当考虑到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问题时便显见得惊人。在“激进”但却浪漫的“工人阶级文化”与共享的英国性或白人种族性之间存在着一种令人不安的趋同。人们也在这里看到“生活方式”这个术语的使用就仿佛“文化”是巨大的指意石板，总是沉重地压在同一伙人身上。在左翼民族志中，这个术语往往与社会阶级内部非阶级关系和破碎化的不充分再现有关。
表现性理论中主要缺乏的是对作为特殊文化决定因素的指意手段的注意。形式分析与“具体研究”之间分离的最佳例子莫过于历史或民族志著述中语言分析的罕见。因此，与大多数结构主义分析一样，民族志研究往往使用简缩的生产线路，只有在这里，“公共”形式的整个弧线才往往缺失。因此，私下形式的创造性受到强调，这是日常生活连续的文化生产，而不是对公共生产的材料和方式的依赖。从方法上说，实质的抽象被避开了，这样，生活的文化的分离(或可分离的)因素就被揭示出来，其真正的复杂性(而非本质的统一性)也被辨识出来。
优秀的民族志
我不想暗示说这种文化研究形式在本质上是折中的。相反，我认为无论在知识上还是在政治上这都是一种特殊的分析形式。如果我简要论及伯明翰优秀的民族志研究的一些方面，也许就清楚了。
这些研究用抽象和形式描述辨别活生生的文化群中的关键因素。文化被当作“文本”得以解读。但是，人们也出于重建文化利用者的社会位置的考虑来看待这些文化。这里，在“结构民族志”与只关注意义层面、通常限于个体框架之内的倾向于民族志研究的方法之间存有天壤之别。比如，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女权主义研究就极其关注对妇女的位置加以理论化，并致力于“与女孩们谈话”。我们努力要把文化分析与以性别、阶级和种族为核心的(有时太概括化了的)结构社会学联合起来。
最独特的特点也许是在活生生的文化群与公共形式之间建立起来的联系。这些研究典型地占用了大众文化因素，以及依据社会团体的需要和文化逻辑而对这些因素进行的改造。对大众文化形式(通俗音乐、时装、毒品或摩托车)，对亚文化风格的贡献的研究，对女孩子们对通俗文化的使用的研究，以及对男孩子们对知识和学校权威的抵制的研究，都是这方面的个案。换言之，对活生生的文化的最佳研究也必然是对“阅读”的研究。正是从这一观点出发——即公共和私下形式的交叉——我们才有最佳时机回答文化研究——正确地——不断重提的两组关键问题。
第一组关系到文化形式的“流行性”、快感和使用价值。为什么有些主体形式受到大众欢迎，成为生存原则？主体形式被栖居的方式有哪些——轻松地还是严肃地？依据非分之想还是理性协定？因为这是要做的事还是因为这不是要做的事？
第二组问题涉及文化形式的成果。这些形式是否再生产从属的或压迫的现存形式？它们是否压制或保留社会雄心，而过分谦虚地限定需要？它们是否允许对现存关系提出质疑，或依据欲望而超越这些关系？它们是否指出可选择的社会安排？类似的判断不能仅仅依据对生产条件和文本的分析作出。只有在我们追溯了某种社会形式的变化路线，并努力将其置于社会内部的整个霸权关系的语境之中时，这些问题才能得到最好的回答。
未来文化研究的形态：取向
我要提出的论点是，文化研究有三种主要模式：基于生产的研究、基于文本的研究和对活生生的文化的研究。这种划分与文化发展线路的主要表象相一致，但在一些重要方面阻碍我们理解力的发展。每一种方法在与其紧密观照的那个时刻的关系上都有其自身的道理，但是，作为对整体的描述却显然不充分，甚至是“意识形态的”。然而，每一种方法也意味着对文化政治所持的一种不同观点。与生产相关的研究意味着努力控制或改造最有力的文化生产手段，或抛出借以实行反霸权策略的可选择性措施。这些话语往往是针对制度改良派或激进政党的。基于文本的研究聚焦于文化产品的形式，通常关注各种可能的具有改革性的文化实践。它们绝大多数情况下是针对前卫实践者、批评家和教师的。这些方法尤其对大学和学校的职业教育家们具有吸引力，因为适于激进实践的知识已经(并非没有问题地)被改造成适于批评读者的知识。最后，对活生生的文化的研究与再现政治紧密相关，这种再现政治维护从属的社会团体的生活方式，用隐含的智慧批判主导的公共形式。政治研究甚至希望给通常私下的、被指责的或被压制的文化带来霸权的或非全体性质的转机。
重要的是要强调指出，这条线路并未作为对诸种文化过程甚或基本形式的充分论述而被呈现出来。它不是可以用来判断每一种片面方法的一组完整的抽象。因此，仅仅把这三组方法组合起来、在适当的时刻使用适当的方法，这绝不是未来研究的充足策略。每一种方法以及我们对每一时刻的考虑如果不加以改造便不会发挥作用。一个原因是，在各种方法之间确实存在着理论的不相容性；另一个原因是，许多项目已经足够恢宏浩大了！重要的是要认识到每一方面都有为避免简化而独立的自身生活，但是，此后，再根据其他时刻重新思考每一时刻，把通常与某一时刻相关的研究客体和方法引入下一个时刻，这也许更具改革意义。这些时刻虽说是可分离的，但实际上并不是不相关联的，因此，我们需要追溯马克思称作这些时刻之间的“内在联系”和“真实身份”。
与生产研究相关的方法需要更密切的观察，如对特殊的文化生产条件的审视。这将包括电视所依赖符码和成规的比较规范的符号学问题，以及电视改造这些符码和成规的方式。它还必须包括属于广泛的社会和政治关头的大量话语材料——意识形态主题和问题框架。但是，在生产时刻，我们将看到已经与特殊社会团体的活生生的文化多多少少建立了紧密的关系，即便仅仅是生产者的活生生的文化。话语和意识形态因素也可以在那里应用和改造。因此，在对生产时刻的研究中，我们“已经”可以预见这个更大过程的其他方面，为更加充分的论述奠定基础。同样，我们需要进一步发展与生产和读者相关联的基于文本的研究形式。在意大利语境中，符号学和文学传统势头如此猛烈，以至于基于文本的研究形式便是最重要的改造了。在文本中寻找生产过程的符号的确是可能的：这是改造对“偏见”的非生产性关注的一个有用方法，而这些“偏见”却仍然控制着“实际”媒体的讨论。把文本读作再现形式也的确是可能的，但要认识到我们始终是在分析再现的再现。第一个客体，即文本中再现的客体，并不是一个客观事件或事实，而是在某一其他社会实践中已经被赋予意义的东西。这样，就有可能考虑某一社会团体的特定符码和成规与它们在肥皂剧或喜剧中的再现形式之间的关系，如果有的话。这不仅仅是一种学术实践，因为这样的论述对于确立这个特定团体或其他团体的文本特征起到本质的作用。现存的文本分析形式无疑是要抛弃的，但这必须适于而非取代对实际读者的研究。这里似乎应提出两个主要要求。首先，对文本的形式阅读必须是开放的和尽可能多层次的，当然要辨认偏爱的位置或框架，但也要辨认可选择的阅读和从属框架，即使它们只是主导形式中的碎片或矛盾。其次，分析者需要永久放弃批评读者的两种主要模式：基本上属于评价的阅读(评价文本的好坏)，和希望把文本分析作为一门“客观科学”的阅读。这两个模式的问题在于，通过把我们的阅读行为非相对化，它们从自觉思考(但不是作为积极在场)中祛除了我们对更大文化语境和可能阅读的一般知识。我已经指出这里存在的难点，但还想要强调一下这个资源的不可或缺性。当“分析者”是一个团体时，这些难点得到了圆满处理，但没有完全克服。我本人在文化研究方面受到的最大教育来自这些关于文本阅读的组内对话，比如关于超越性别经验的阅读。这不是要否认确实要“细读”的学科，这里指的是“认真”意义上而不是“局限”意义上的“细读”。
最后，关注“具体”文化描写的方法实在是经不起对文本式结构和特殊话语组织形式的存在的忽视。我们特别需要知道的是，在基本组织模式上，是什么把私下文化形式与公共形式区别开来的。这样，我们就可能(比如在语言上)详细阐述社会团体与不同媒体形式的区别性关系，和所涉及的真实的阅读过程。
当然，特殊方法的改造将对其他方法发生影响。比如，如果语言分析考虑到历史的决定因素，或为我们提供了分析权力运作的方式，那么，语言研究与具体理论的分化就瓦解了。对相关的政治研究亦然。就当下来说，由于不同见解和互不理解造成的领域间的障碍莫过于前卫理论家们和艺术实践者们与通过社区艺术、工人阶级写作、妇女写作等而注重较基础项目的人之间的隔阂。同样，很难说明大多数左翼政治对文化范畴竟然还是那么机械、那么无动于衷。如果说理论与观点相关是正确的，那么，我们所谈论的就不仅仅是理论发展，而且也是关于进行有效政治联合的条件的。
(陈永国 译、罗钢 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