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再现”问题却因为其他原因被凸显出来，被后结构主义一笔勾销的正确再现和错误再现问题并未失去其意义。根据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文化是一处斗争的场所，各个阶级和社会集团为取得文化领导权进行着持续不断的谈判、斗争和调停，这些谈判和斗争不仅不同程度地牵涉到真理与谬误，正确再现与错误再现的问题，而且暗示给我们，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某些阶级、社会集团和个人可能作出比另一些阶级、社会集团和个人更正确、更公正、更直接的再现。从文化与权力关系角度看，再现行为本身就是文化内部权力关系的一种体现，那些能够再现自身和他人的人握有权力，而那些不能再现自身和他人的人则处于无权的地位，只能听凭他人来再现自己，于是我们常常看到这样的再现，“工人阶级是粗鲁的”、“妇女天生就是卑贱的”、“少数民族是愚昧无知的”，等等。由于这个原因，那些处于社会边缘的受压迫、受排斥、受支配的社会群体反对文化霸权的斗争，集中到一点，就是用一种对于自身以及自身与他者关系的更加真实、更加正确的再现来取代统治阶级和主流文化对自身的错误和歪曲的再现。在他们的研究工作中，从事文化研究的学者们发现“像阶级、性别、种族这些‘政治领域’都是在再现与错误再现，支配与从属的意识形态过程中建构起来的”。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内部，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与德国法兰克福学派有两点重要区别。一是对大众文化的不同态度，这一点我们将在下文详加讨论。另一点就是对政治行动的不同态度。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在理论与实践难以统一的资本主义时代，批判理论本身就是革命实践的一种形式。而英国的左翼知识分子仍然致力于推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他们认为理论可以通过某种方式介入实际的政治运动。英国文化研究中对“阶级”、“种族”、“性别”等领域的文化再现和文化斗争的研究，就与同时期发生的政治运动，如五六十年代的学生运动，70年代的女权主义运动和反种族歧视运动，无论在内容还是目标上，都有着一种内在的联系和呼应。
在“阶级”、“性别”、“种族”三个范畴中，“阶级”受到英国文化研究特殊的青睐。70年代后期，伯明翰中心相继出版了一系列研究工人阶级文化的著作，如《工人阶级文化》(1979)、《仪式抵抗》(1976)、《学习劳动》(1979)、《制服危机》(1979)等。这些著作继承了霍加特、汤普森以及英共历史学家对工人阶级文化的关怀，同时与前者又存在重大的区别。理查德·约翰生指出，二者的区别就在于，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假定工人阶级文化具有某种共同的本质，并且致力于发现这一本质，而他和伯明翰中心的同事却“强调工人阶级文化的异质性和复杂性”。这种异质性是由工人阶级内部的种族、性别、年龄、地域及劳动分工等复杂的因素构成的，因此并不存在一种具有统一本质的工人阶级文化，也不存在铁板一块的工人阶级意识，存在的只是各种相互竞争的工人阶级亚文化(Subculture)，每一种亚文化都具有“独特的生活方式”。70年代伯明翰中心主要关注的是这些亚文化中的一种，英国工人阶级青少年的亚文化。
《仪式抵抗》是伯明翰中心成员集体撰写的一部著作，它广泛地研究了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初期，在英国工人阶级青少年中流行的一系列被视作“反文化”的社会现象，这些青少年或身着奇装异服招摇过市，或表现出一种离经叛道的生活方式与行为方式(如剃光头、开飞车、嬉皮士风格等)，或沉迷于强刺激的黑人音乐。研究者认为，这种亚文化构成了对体现中产阶级价值观念的英国主流文化的一种象征形式的反抗。这部著作受到柯恩1972年对伦敦东区工人阶级社群研究的启发。柯恩认为，这种工人阶级青少年亚文化的出现，实质上是对更大范围的工人阶级“母体文化”内部的矛盾和紧张的一种意识形态的解决。这些矛盾包括传统工人阶级生活方式和新的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之间的矛盾，工人阶级生活逐步中产阶级化的理想和大多数工人的生活实际上仍然未获得改善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在这些矛盾的发展过程中，传统的工人阶级社群趋于瓦解，传统的工人阶级文化也遭遇到严重的危机，工人阶级青少年从自己的阶级位置和与父辈的矛盾中感受到这种变化，在他们中间流行的亚文化就是对这种变化的反应。
克拉克在书中对光头仔的研究为柯恩的观点提供了一个例证。克拉克指出，青少年剃光头的行为表面上是在追求一种粗野剽悍的形象或风格，但在其背后却隐藏着一种意识形态的企图。“光头仔的风格代表着一种通过野性青年的形象来重新塑造工人阶级社群传统的努力，他们用它来弥补后者事实上的衰落。”[22]因此，尽管这种离经叛道的亚文化缺乏明确的政治目标，霍尔仍把它概括为是“对一种前革命的社会、政治和组织问题的后革命的文化反应”。威利斯也对“嬉皮士和飞车党的确凿无疑的文化成就”表示赞赏，他确信“这是一种真正的批判性的成就——至少在文化政治的层面上”[23]。
威利斯本人的著作《学习劳动》也是伯明翰中心研究工人阶级青少年亚文化的代表作，在书中威利斯揭示了一群出身于工人阶级的青少年在学校内外的社会和文化关系。这些青少年把校方的管束看作是一种控制和操纵，他们拒绝学校当局的教诲：“你应当服从你的教师，因为他们教授给你知识，这种知识将会帮助你找到一份更好的工作。”他们也鄙弃学校灌输给他们的中产阶级文化，如循规蹈矩、注重仪表、彬彬有礼等，这群青少年创造了一种反学校的文化。威利斯著作是对美国激进的教育理论家鲍尔观点的一种回应。鲍尔批评西方流行的自由主义教育理论，这种理论认为，学校是为社会成员创造平等机会的一种主要方式。鲍尔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学校的首要任务是生产驯服的劳动力，因此与其说它剪除不如说它再生产不平等关系。威利斯同意鲍尔关于学校再生产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观点，但同时又认为这种观点过于机械。他认为，在许多情况下，学校的确试图改善工人阶级子弟的工作机会，是这些青年拒绝了学校的帮助，而力图再生产自己的阶级位置，他们并不是教育体制的消极的牺牲品，而在这一过程中扮演着积极、主动的角色。威利斯分析了工人阶级青少年拒绝学校教育的几种原因。一、学校承诺给他们的更好的工作是指那些脱离体力劳动的低收入的白领工作，接受这种工作就意味着脱离那种他们从小就十分熟悉并感到亲切的传统的工人阶级生活方式。二、这些工作并不必然地带来更丰厚的收入，至少在中短期内是如此。三、工人阶级青少年直觉地意识到，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制最终仍然需要使用大量普通劳动力，他们未来从事的体力工作并不是毫无价值的。因此他们抵制学校的教育，有意识地使自己不适应中产阶级性质的工作。威利斯指出，他们与学校当局这种对抗实质上是对占支配地位的文化的一种政治抵抗。
在对工人阶级亚文化的研究中，伯明翰中心的学者采用了一种被称为“民族志”(ethnography)的独特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源于文化人类学对异民族文化的考察，尤其是马林诺夫斯基创造的“参与观察法”。这种方法要求研究者亲身深入某一社群的文化，并在其中长期生活，从“内部”提供对该文化的意义和行为的叙述。研究者要直接参与该社群的社会、经济、仪式等方面的活动，并通过学习该社群的语汇和思考方式，来理解它的文化。伯明翰中心的学者把这种方法移用来研究工人阶级的社区生活。霍加特的《文化的用途》通常便被认为是对两次大战之间英国北部工人阶级社区生活的民族志研究。这种方法在对青少年亚文化的研究中得到了更加自觉的实践。例如威利斯为了写作《学习劳动》，便曾花费三年时间进行这种民族志研究，他选择了一个由12个工人阶级家庭出身的男孩组成的群体进行观察，这些男孩关系亲密，并与学校构成了一种对抗性的文化关系。威利斯通过小组讨论、个别交谈、阅读日记等方式，从群体和个体的不同角度，对这些少年进行了长时间的追踪观察。他从中学二年级开始介入，伴随他们度过中学的最后一年以及参加工作的前六个月。在此期间，威利斯和他们一同听课，一同工作。在学习阶段，威利斯广泛采访他们的家长、教师、就业指导官员；在他们的工作阶段，威利斯采访他们的同事、老板和工会代表。威利斯还将这一组少年与其他五组来自于不同学校、不同家庭背景的少年进行比较，分析他们学校的控制结构和影响他们的意识形态体系。威利斯从这些少年的角度来观察他们的文化实践，因而能够深刻地揭示出这些少年表面上无目的的、破坏性的行为所具有的潜在意义，揭示出他们拒绝学校教育的深层的心理动机。
民族志是英国文化研究最具有特色的方法之一。尽管理查德·约翰生本人偏爱结构主义，但他在《究竟什么是文化研究》一文中仍然为“伯明翰优秀的民族志”保留了一个重要的位置。在文化研究中，民族志的意义还不限于一种普通的方法，“民族志有一种强烈的民主性冲动，对那种太容易代他人说话的倾向(这种倾向在社会主义者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它提供了一剂有效的解药，它告诉我们一个显明但却常常被人们忽略的真理，对任何一种活动的陈述，如果忽略或轻视那些直接参加者的经验，这种陈述便不能被认为是正确和真实的”[24]。换句话说，我们可以把民族志方法看作文化研究者为了克服自身的偏见和意识形态的影响，以求获得一种更真实、更正确的再现所采用的策略。它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但是，是否实践民族志方法的研究者就能够彻底克服他与研究对象之间的障碍，就能够做到完全真实的再现呢？这却仍然是一个疑问，正如理查德·约翰生所说：“知识分子在描述他人的文化预设(Cultural assumption)时可能是伟大的，但在关系自身的时候，他们同样缄口不言。”例如，安吉拉·麦克卢比便批评威利斯等人在亚文化研究中仍然流露出明显的男性中心主义，在他们的研究中没有妇女的位置，在《学习劳动》中，男孩们与家庭，与母亲，与姐妹和女友的关系都被忽略了。麦克卢比指出，工人阶级的文化生活不仅存在于学校和车间，也存在于卧房与餐桌。看来，布劳特林格的意见也许是正确的，他认为，在把文化再现作为一种特殊实践来进行分析时，我们最好是比较某一种再现较之另一种再现是否更真实一些，而不是匆遽地断言某一种再现是完全真实的，而另一种再现是完全虚假的。
麦克卢比的批评是一个信号，标志着英国文化研究内部在研究对象和研究视角方面发生了一些深刻的变化。正如霍尔后来承认的那样，由于马克思主义和新左派的影响，在英国文化研究中，阶级问题一直是关注的中心。从70年代末开始，由于女权主义和民权运动的兴起和左翼知识界思想兴趣的转移，性别和种族的文化再现问题在文化研究中逐渐被重视起来。著名女权主义理论家凯特·米勒特在她的性别政治理论中，把女性长期以来遭受的压迫归结为再现问题，她认为自己发现了马克思主义未能发现的另一种权力关系，这种关系“建立在个人联系和各个界定清晰、内部统一的集团，如种族、等级、阶级、性别等成员的相互关系上，恰恰是因为某些集团在一系列认可的政治结构中没有得到再现，他们受压迫的地位才会如此稳定，对他们的压迫才会如此长期地持续下来”[25]。文化研究对性别问题的关注，与女性主义有一定范围的重合，但与美国女性主义者相比，伯明翰中心的学者，如朱利叶·米歇尔、米切利·巴蕾特、安吉拉·麦克卢比等与马克思主义保持着更密切的联系，她们进一步深化了威利斯等人对英国工人阶级青少年亚文化的研究，将其扩展到对工人阶级少女的亚文化的分析。在这一研究中，她们采取了女性这一新的文化视角，但又并未放弃传统亚文化研究采用的“阶级”的视角，在《工人阶级女孩与女性文化》一文中，麦克卢比提出的问题是“究竟是什么对这些姑娘施以决定性的影响，将她们一一召唤为阶级的主体，这种主体位置又是如何在一种充分发展的阶级文化身份的水平上表现出来的”。和威利斯的工作相似，麦克卢比研究了工人阶级少女的“反学校文化”，这种亚文化同样是对支配文化的一种抵抗，所不同的是，这种抵抗从另一个方向把女孩重新送回到被支配的位置。“婚姻、家庭生活、时尚和美都对女性的‘反学校文化’产生着重大影响，而这些影响清楚地证明了这种所谓抵抗活动内在的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