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什么是文化研究
理查德·约翰生
文化研究现已成为一场运动或网络。它已被一些大专院校列为学位课程，拥有自己的杂志，并召开专题会议。它对一些学科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尤其是在英语研究、社会学、媒体和传播研究、语言学和历史学等领域。在本文的第一部分，我想要谈谈关于文化研究学术符码化的一些赞成和反对意见。其最尖锐的问题是：文化研究是否想要成为一门学科？在第二部分，我将检验一些定义的策略问题，我认为，由于固守我们所寻求的那种统一性或一致性，这些定义都缺乏符码化。最后，我想要提出我自己喜欢的一些定义和论点。
批判的重要性
对方法或知识的符码化(如在正规大纲上或关于“方法论”的课程中将其制度化)与文化研究作为一种传统的某些主要特征恰好相反：如文化研究的开放性和理论的多样性，其反思性的甚至是自我意识的倾向，而尤其重要的是批判的重要性。我所说的是最充分意义上的批判：不是纯粹的批评，甚至不是论战，而是研究其他传统的方法，借以看出它们可能生产什么、可能禁止什么。批判涉及撷取最有用的因素，拒斥其余的因素。如是观之，文化研究就是一个过程，是生产有用知识的一种炼金术，若给它编码，你就可能停止它的反应。
在文化研究史上，最早出现的是文学批评。雷蒙·威廉斯和理查德·霍加特在不同方面发展了利维斯强调的文化的社会评价功能，但却把评价从文学转向了日常生活。还有一些类似的对历史的占用。第一个重要历史时刻是战后各种社会史研究的发展，这种研究聚焦于通俗文化，或尤其是以政治形式出现的“人民”文化。在这方面，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初对旧式马克思主义加以英国化和历史化的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Communist Party Historians’、Group)为其核心。在某种意义上，这一影响是自相矛盾的，因为这些历史学家们不太关心当代文化甚或20世纪文化，而把重点放在了英国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漫长的历史过渡上，以及与此相关的民众斗争和诸种不顺从国教的传统上。成为文化研究之第二母体的正是这种研究。
文学和历史批评的核心是对旧式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第一批新左派的主要冲动是反对斯大林主义和对“价值”的重新发现，但后来贯穿整个“马克思主义危机”的连续线索是对经济主义的批判。当然，在这方面形成的文化研究我们可以自相矛盾地称之为现代马克思主义的复兴，以及标志着70年代特点的跨国借鉴。重要的是，要注意到同一个人物在不同的民族路线上占据的不同位置。对阿尔都塞主义的接受一旦脱离英国主流知识传统的经验主义背景便是不可理解的了。这个特点有助于解释哲学的吸引力，这不是指专业追求，而是指对一般理性主义和抽象概念的兴趣。同样重要的是，要注意到我们是如何把葛兰西作为一个批判的异端人物来借用的，他的著作在意大利占据着正统理论的席位。他为晚在70年代就已经部分形成的文化研究项目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
有些学习文化的学生仍然在名义上保留“马克思主义者”的称号(尽管发生了这场“危机”及其他事件)。然而，更有趣的是，要注意到文化研究在哪些方面受到了马克思的影响。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览表。我自己的一览表不打算用做正统理论的纲要，它包括三个主要前提：第一，文化研究与社会关系密切相关，尤其是与阶级关系和阶级构形，与性分化，与社会关系的种族建构，以及与作为从属形式的年龄压迫(age oppressions)的关系。第二，文化研究涉及权力问题，有助于促进个体和社会团体能力的非对称发展，使之限定和实现各自的需要。第三，鉴于前两个前提，文化既不是自治的也不是外在地决定的领域，而是社会差异和社会斗争的场所。这绝非穷尽了现存状况下仍然活跃的、充满生机的、随机应变的马克思主义因素，只要它们也在细致的研究中受到批判、得到发展的话。
其他批判都具有独特的哲学意味。在英国语境中，文化研究以其对“理论”的关注为标志，但与哲学的密切联系也只是在近来才显而易见。然而，在认识问题和立场(如经验主义、现实主义和唯心主义)与“文化理论”的关键问题(如经济主义、唯物主义或文化的特殊效果问题)之间仍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在我看来，条条大路回归马克思，只不过对马克思的种种占有需要更宽阔的路面而已。最近，有人试图超越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之间相当贫瘠的对立，寻求对理论(或我现在喜欢用的术语“抽象”)与“具体研究”之间的关系进行更有成效的阐述。
近代史上比较重要的是衍生于妇女运动和反对种族主义斗争的批判。这些批判深化和发展了民主和社会主义事业，而这正是第一批新左派的主导原则。如果个人在核裁军运动(CND)的第一阶段就已经参加了政治活动，那就奇怪地没有性别之分了。因此，早期诸种运动的民主基础作为一种新型政治并不是建立在稳固的基石之上的。同样，在我们的传统中，关键文本和主题过去(和现在)都存在着严重的种族和英国中心论问题。当代英国明显的保守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政治意味着这些问题愈加严重。因此，认为女权主义或反种族主义是对原来的阶级政治和与其相关的研究项目的干扰和偏离就是不正确的。相反，新左派之所以新恰恰是这些运动促成的。
女权主义批判产生的特定文化研究结果也同样重要。所涉及的远远超过了原来的问题：“如何对待妇女？”女权主义影响了日常工作方式，使人们广泛认识到生产效益取决于支持关系。它揭示出“左派”知识分子工作的一些未受承认的前提以及固守这些前提的男性利益。它产生出新的研究对象，迫使人们重新思考旧的研究对象。比如，在媒体研究中，它已把注意力从男性新闻和时事转向了重要的“轻松消遣”。它促进了(以测绘意义和表现现实为核心的)旧的意识形态批判向以社会身份、主体性、通俗性和快感为核心的诸方法比较普遍的转向。女权主义者还似乎通过让文学范畴和“审美”关注面对社会问题而为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联合作出了特殊贡献。
我希望这些个案表明了批判的重要性及其与政治事业的广泛联系。下面提出一些问题：如果我们通过批判取得进步，那么，符码化不是有导致体制封闭的危险吗？如果研究的动力是努力寻找真正有用的知识，那么，学术符码化会对此有所助益吗？难道优先考虑的问题不应当是如何做到更加“通俗”而非更加学术化吗？这些问题从直接语境获得更大的力度。文化研究现已是被广泛教学的一门学科，因此，如果不予以充分注意，学生会视之为正统理论。无论如何，学生现在在文化研究领域听讲座、习课程并接受测验。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怎样才能以批判的眼光看待这样一个批判传统呢？
我们对学术和其他学科知识倾向的认识或当下了解使我们进一步看到这些问题的严重性。承认权力形式与知识的关系可能证明是70年代的重大发现之一。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主题：在皮埃尔·布尔迪厄和米歇尔·福柯的著作中，在激进哲学家和激进科学家对科学或科学主义的批判中，在激进的教育哲学和教育社会学中，以及在女权主义对主导学术形式的批判中。从70年代初对科学的高扬(阿尔都塞为主要人物)到我们现在所处时代对这种确定性的消解，这期间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学术知识形式(或其某些方面)现在看来已经成为问题的一部分，而不是结论的一部分。事实上，问题依然与以往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从提供比较有用的知识因素的学术研究和技巧中能获得什么呢？
定义的迫切性
然而，仍然存在着定义的严重压力，存在着学院或学校微不足道的日常政治——并非如此微不足道，因为这涉及职业、资源和有意义的工作机会。文化研究已经在这里赢得了真正的地位，而且必须保持和发展下去。(“大”)政治语境使这方面显得更加重要。在英国和美国也出现了保守的反改革运动(Conservative Counter-Reformation)。其表现之一是对公共教育制度大肆攻击，采取削减财政开支和用严格的资本主义术语限定有用性等手段。在这些语境中，我们需要给文化研究下定义，以便进行有效的斗争，索取资源，在纷乱的日常工作中理清思路，并决定优先教学和研究的项目。
最具决定性的也许是，我们需要一些方法来看待一个生机勃勃但却零散破碎的研究领域，即使不将其视作统一体但至少将其视作整体。如果我们不讨论自己的重要导向，那么，学术自我再生产的需要以及我们的学科得以部分从中发展的其他学科就会牵着我们的鼻子走。因此，学术倾向总是易于在新的领域再生产出来：现在有专门文学的、专门社会学或历史学的文化研究，正如存在着由理论偏见决定的不同研究方法一样。任何单一学科或问题框架是否把研究对象视作整体这都没有什么关系，但在我看来，这并不是问题所在。每一种方法都涉及一个微小的方面。如果不是如此，我们就需要从事一项特殊的定义活动：重温现存的各种方法，识别其特定的客体及其正确含义，但也要了解它们的能力范围。实际上，这不是我们所需要的定义或符码化，而是进行进一步改造的线索。这不是拼凑现存方法(这里用一点社会学，那里用一点语言学)的问题，而是要改善不同方法之诸因素的相互关系问题。
定义的策略
存在着若干不同的出发点。在与学科的关系上，在理论范式上，或从其特定的研究对象出发，可以把文化研究定义为一种知识和政治传统。现在我最感兴趣的是最后一个出发点，但首先说说另外几点。
我们需要各种文化研究史来追溯反复出现的两难问题，并为我们现在从事的项目找到研究视角。但是，充分意义上的“传统”也能以较“神秘的”方式产生一种集体身份和共有的目的感。对我来说，许多有力的连续都包裹在“文化”这个单一术语之中，它的有用性不仅仅在于它是一个活跃的范畴，而且是历史的总和。它特别指涉为使文化研究驶出过去高雅艺术鉴赏和极度浓缩的非大众文化话语的不平等的锚地而付出的努力。在这种知识的重新定义背后，是前后显得不太一致的政治格局，从第一批新左派和第一次核裁军运动到1968年之后的各种潮流的一场连续运动。当然，在新左派内部，在新左派政治与这种政治所产生的知识倾向之间一直存在着明显的政治冲突。知识的迂回似乎总是沉溺于政治的。然而，把这个序列贯穿起来的恰恰是改良“旧左派”政治的斗争。这包括对旧式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也包括对旧的社会民主的批判。它涉及劳工运动内部与主导风尚的建设性争论，尤其是对政治的文化状况的忽视和对政治本身的机械限制。
知识与政治之间的这种联系对文化研究一直至关重要。这意味着文化研究和写作都是政治活动，但不是直接实用的政治。文化研究不是特殊政党或倾向的研究项目。也不把知识能量附属于任何既定学说。这种政治-知识姿态之所以可能，是因为我们旨在创造的政治还没有完全形成。正如政治涉及艰难漫长的努力一样，文化研究也必须范围广泛而深远，而且尽量使之在政治上有所指向。也许最重要的是抵制文化研究中的那种脱节，即把文化研究寓于纯粹的学术目的，或把(比如)对通俗文化形式的兴趣与对权力和各种社会可能性的分析割裂开来。
关于第二个定义策略——测绘我们与学科的否定／肯定关系——我已经谈了很多。文化过程实际上与学术知识的发展曲线并不是对应的。任何一门学科都不能掌握这种研究的全部复杂性(或严肃性)。文化研究就发展倾向来看必须是跨学科的(有时是反学科的)。比如，我感到现在很难自视为一位历史学家，尽管在某些场合称作当代历史学家似乎更贴切些。然而，历史学家的一些品质似乎有益于文化研究——如对运动、特殊性、复杂性和语境的关注。我仍然喜欢我在最佳的历史写作中发现的浓缩描写、复杂解释、主观甚至浪漫的形象再现的综合。我仍然感到大多数社会学描述单薄而显见，大多数文学话语聪颖但肤浅。另一方面，历史实践中根深蒂固的经验主义是个实实在在的累赘，常常阻碍了正常的文化解读。我认为其他学科也会处于相同的境遇。当然，歇脚的地方数不胜数，其中许多都可以用做文化研究的作坊，但是，在我看来，运动的方向必须向外，离开作坊而进入更加危险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