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8年的某个时候，赫鲁晓夫的祖父带着他坐马车来到了离卡里诺夫卡最近的30英里外的火车站，将他送上了一段250英里的旅程，途中需要换乘两次火车，才能到达尤索夫卡。尤索夫卡位于顿巴斯地区，基辅西南550英里处。车站上没有人接他，当时14岁的尼基塔以前和他父亲来过尤索夫卡，于是自己就找到了他父亲以前工作过的煤矿。[1]过了一段时间，他母亲和姐姐也来到了尤索夫卡。他们和另外一家合住在两间小屋里，这是一座位于大平原边缘乌斯彭斯基煤矿附近的砖结构平房。
火车把赫鲁晓夫带到了尤索夫卡，也把他从落后的乡村带到了工业革命喧闹的新世界里。这个城镇的名字听起来具有十足的俄国味道。事实上，始建于1869年的尤索夫卡得名于一位威尔士人约翰·休斯。（这座城市于1924年更名为斯大林诺，后来又于1961年改名为顿涅茨克，这个名称一直沿用至今。尤索夫卡位于乌克兰境内，当时乌克兰是俄罗斯帝国的一部分。）休斯开办的公司，新俄罗斯公司，与沙皇政府签订了一份建造一座钢铁厂，生产铁路铁轨的合同。休斯从英国带来了大约70名工程技术人员，为他们盖起了砖木结构的房子。1956年，赫鲁晓夫“对英国的第一，也是最为深刻的印象”是，“在我的记忆里留下深刻印象的长长的小红砖房，因为这些房子让我想起了儿童时代看到的那么多房子。……我记得在顿巴斯的夏天，你只能看到这些房子的窗户，因为其他的地方都被常春藤爬满了”。
约翰·休斯的英国技术人员与俄国和乌克兰的工人建起了一片巨大的工业综合企业，里面有煤矿、鼓风炉、轧钢厂、金属制造厂以及维修与其他工厂。有一段时间，铁路将这个城市里及周围的几个煤矿都连在了一起。到1904年，尤索夫卡及其周围的人口已经增加到了4万。到1914年，其人口已经达到了7万。顿巴斯的面积与佛蒙德差不多，而1913年该地出产的煤却占到了俄国总产量的87%。
工业的发展远远超过了住房与服务的增长，当然，对于那些拥有或经营煤矿与铁厂的英国和其他西欧人来说，并没有出现生活困难的问题。他们居住在“英国侨居地”里，有整洁的房屋、绿树成荫的街道、电力以及中央供水系统。但是这里的其他地方则是荒凉一片。“尘土、恶臭还有暴力”，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一位革命者对这里的描述。另一位目击者说：“地面是黑的，道路也是黑的。煤矿周围看不见一棵树，甚至没有一片灌木；这里没有池塘，甚至连一条小溪也没有。在煤矿外面目力所及的地方，只有单调的被太阳炙烤的大平原。”
尤索夫卡的生活与工作条件是反资本主义传单的内容来源。“在我看来，”赫鲁晓夫于1958年回忆说：“卡尔·马克思好像真的在煤矿呆过一样”，“他的理论是建立在他对我们生活的观察之上的”。尤索夫卡及其周围工人破败的住房被嘲讽地称为是狗窝，特别是有两处房子被大家称作母狗和乌鸦。1910年，当地的居民都是从分散于城市各地的27个手压泵里取水，唯一有水泵的房子是为外国人准备的。在那些大量涌现的临时工房里，每个宿舍得住50～60人。在这些工房里，除了木板床外，没有任何家具，只有头顶上有一根绳子，是用来晾挂衣服和脚布（当袜子用）的。矿工们没有专门的井下工作服，在回到工房前除了脸以外什么都不洗。每张床上睡两人，他们是轮流睡觉与工作的。
赫鲁晓夫的父亲谢尔盖在离开卡里诺夫卡的那些冬天里就居住在这样的工房里。他的室友是来自附近村庄里的季节工。在尤索夫卡的煤矿与铁厂里，这些人从农民转变为第一代的无产阶级，对于这一过程，资本家与马克思主义者都能产生出相当抽象的热情。[2]事实上，当时那里的生活条件确实是骇人听闻的。直到1920年，当尼基塔·赫鲁晓夫在俄国内战后回到一个煤矿时，他发现那里的矿工“滥用厕所的情况相当严重，以致在上厕所时脚下都要套上木板，如果你不想在晚上将一脚污秽带到自己屋里去的话。我记得有一次我被派到某个地方安装采矿设备，发现那里矿工的工棚里都是双层板床。睡在上面的人就在床边上撒尿，这种情况并不少见”。
赫鲁晓夫在尤索夫卡看到的原始生活习惯是在恶劣的劳动条件下养成的。工人们每天要工作14个小时，矿工们爬行着通过黑暗的地下矿井，挖掘煤炭，在整个工作时间里不是躺在煤堆上手持煤镐，就是在只有三四英尺高的矿井的积水中蹒跚而行。在更深一些的矿井里，那里的温度高达30～35℃，矿工干脆就光着身子干活，他们称之为“亚当的装束”。
这种劳作的平均报酬只有微不足道的每天一到一个半卢布。[3]通常矿工们得到的只是购物券，可以在那里的百货商店换取价格昂贵、质量低劣的商品。1908年，在一次瓦斯爆炸中有274人死亡，在1912年的另一次瓦斯爆炸中有118人死亡。当时的顿巴斯地区有157名医生，而1916年尤索夫卡10万人口中只有18名医生、23名医生助手以及5名护士。流行病经常光顾这里，造成令人心悸的后果：光是1892年，霍乱就夺去了尤索夫卡313人的生命；在1896年的伤寒与痢疾中有400人死亡。赫鲁晓夫回忆说，在1910年的一次霍乱流行中，“当矿工得病后，就被带到专门的霍乱工棚里，没有一个人能从那里回来。在矿工中间开始流传一种谣言，说是医生把病人都毒死了。确实有目击者看到了有人向井里投撒药粉”。[4]
尤索夫卡的很多居民都在酗酒和犯罪中寻求心灵的慰藉。1908年，尤索夫卡镇上一共有不少于33家售酒的商店。从这些商店出来离故意的为非作歹就只有一步之遥了。作家康斯坦丁·帕斯托夫斯基（Konstantin Paustovsky）曾经在尤索夫卡生活过一年，亲眼目睹过一场械斗不断扩大，直到“一条街的人都参加了进来。人们带着嵌有铅条的鞭子与上面满是疙瘩的扫把棍加入了械斗，出来时个个鼻子破了，血流不止”。1912年，一位来这里采访的记者是这样描述尤索夫卡的：“所有矿业生活的糟粕都可以在这儿找到影子。所有的事情都是黑暗、邪恶与犯罪的——偷窃、街头恶棍，所有这些都汇集到了这里。”
据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对欧洲的一个影响就是公众生活的“野蛮化”。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顿巴斯，那里的生活已经相当野蛮了。如果说矿工有时显得原始而缺乏理性，那么这主要应该归咎于老板的残酷剥削。矿工们在获取少得可怜的薪水的情况下还要接受很多制定精细的条款的罚款以及向警察与工头交纳贿赂。如果工人有事被抓住把柄，想得到“稍微过得去一些”的对待，那么他们就得接受进一步的羞辱，受到公众的口舌之苦。
在尤索夫卡的最初几十年里，罢工的情况很少发生。由于工作性质的缘故，矿工们在社会交往与空间上都与世隔绝，加上井下非人的工作条件，他们长期都是逆来顺受，偶尔爆发的暴力事件也会很快变成惨无人道的镇压与大屠杀。1902年和1910年的霍乱、暴乱就属于这种情况。1905年罢工也是如此，那次罢工最后变成了针对犹太人的抢劫与暴行。
革命团体在尤索夫卡没有取得什么进展。共产党的先驱——社会民主党没有吸引到多少追随者。当社会民主党于1902年分裂成布尔什维克与较为温和的孟什维克时，尤索夫卡并没有多少人了解这种分裂，两派直到1917年5月仍然联合在一起。
1905年革命爆发时，尤索夫卡的社会民主党力量极其薄弱，没有能给予太多的支援。1913年，该区4万工人中只有400人认为自己是布尔什维克。西伯利亚勒拿河金矿大屠杀（沙皇警察杀害罢工矿工）引发了1912年4月16日的尤索夫卡罢工，但是1914年煤矿和工厂却迎来了相当繁荣的一年，所有的煤矿和工厂都扩大了生产规模。
当第一次世界大战于1914年夏天爆发时，一大群人聚集在尤索夫卡，聆听爱国演讲。但是到了1916年，受前线遭受的惨重损失与家庭生活水平下降的影响，人们对于战争初期的关注热情已经消失了。1917年2月沙皇的退位引发了工人与老板之间的流血冲突，随着革命转变为血腥的内战，这种流血冲突也进一步加深。事后，我们也许可以很容易认为这种结果是不可避免的，不过这种看法忽视了一种相反的趋势，这种趋势在尤索夫卡和俄罗斯帝国其他地方的表现都很明显，就是如果没有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公众生活也许不会如此的充满暴力与残酷。
“在19世纪70年代，”有关尤索夫卡的一份历史材料写道：“贫困和艰难也许被看作是普通大众生活的自然内容。到1913年，移民矿工还处于被社会遗忘的边缘，而他们在经济与社会上都作出了显著的成绩。新俄罗斯公司的600名工人有着属于他们自己的家。……”1897年，顿巴斯的矿工中只有31%的人能读简单的句子，到1921年也只有40%。到了1922年，还有超过三分之二的矿工从来没有读过报纸或书籍。但是学校的数量还是在增加，图书馆与阅览室、戏剧与音乐以及成人教育的情况也是如此。1900年尤索夫卡的文卫设施包括一座砖砌的东正教教堂及其附属教会学校、两所小学（一所为俄国人所开办，还有一所属于英国人）、一个药店、一个书店、一个画像馆、五家照相馆以及一个公证员。到了1913年，已经有了三所私立高中、一所商业学校以及五个可以租赁图书的图书馆，此外在露天的圆形剧场还有夏季音乐会与马戏团表演。1917年夏天，尤索夫卡7～13岁的孩子中有56%都上学了，其中很大一部分来自工人阶级家庭。除了新俄罗斯公司的十所学校外，还有两所教会学校、一所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学校、几所为成年人开办的犹太学校、一所高级市立学校、一所商业或职业学校以及两所私立女子高中。
这些设施为像赫鲁晓夫这样的年轻人确立了一个可望的更高水准。通过取得经济上的成功，人们可以进入正在出现的更为高级的工人阶级阶层，但是这种情况在煤矿上并不像它们周围的工厂里那样多。这一新兴的阶级代表着工人贵族，他们可以享受到更高的薪水与就业安全感以及更好的饮食、住房与教育条件。有数量更少一些的工人，大约占到10%（总数在600人左右），则开始变成了资产阶级，他们获得了财产，开始了其财产拥有者的生活方式。
1881年，整个俄罗斯帝国只有434名矿业工程技术人员，其中只有127人被私人企业所雇用，其余的都在政府部门和其他机构中工作。19世纪90年代中期进行的一项调查表明，顿巴斯登记有（除137名外国人员外）80名矿业工程师和67名技术员与技术专家，此外还有150名工头、1150名煤矿小包工头与高级工人以及400名工厂车间老板与工头。要达到这种程度并不容易，但是那些表现出活力、倡导精神以及工厂权力人士所认为的负责态度的人却完全有理由相信这一点。
那些在经济与生活上取得了成功的人也许最终可能成为“日见消失的中产阶级”，他们的消失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俄国经济的落后与政治的动荡。其他雄心勃勃的无产阶级或许有一天会成为致力于建设现代化的民主工人运动的一部分。但是他们发现自己身陷拒绝让他们成立商会的日益腐朽的沙皇政权与最终以他们的名义攫取了政权但却与他们长期利益相悖的布尔什维克的包围之中。
这就是赫鲁晓夫1908年迈入的并一直生活到1917年的世界。他很有可能十分喜欢这里的生活，但是赫鲁晓夫早年生活的传记作家爱德华·克莱恩肖却不这么认为。卡里诺夫卡的生活是艰苦的，他写道，但是“对乡村生活深深的满足感销蚀了田间长时间劳作所带来的辛劳。这个男孩没有靴子，但是他至少可以感受乡间土路上温热的尘土以及草原上脚趾间松软的青草。他可以钓鱼……他可以吸纳宽广甚至是流动的俄罗斯大草原的声音与气息”。卡里诺夫卡有着“生活的激情”，但赫鲁晓夫在尤索夫卡艰苦的青年时代却没有“任何可供玩味欣赏的色彩”。
没有任何可供玩味欣赏的色彩，当然，这并不包括一个孩子对充满活力与复杂世事的世界以及他自己在其中的力量的觉醒。尼基塔刚来到尤索夫卡时只有14岁，到1917年他离开时已经23岁了。在这些年里，他不仅找到了一份工作，而且还找到了一个梦想，此外他还找到了一位和他分享梦想的妻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