顿涅茨克矿业技术大学的任务就是将首批208名学生培养成工程师，他们当中大多数人都至少是第二次接受教育，在矿井上呆了十年时间，不是党员就是共青团员。赫鲁晓夫参加的工人培训班目标要低一些。经过两到三年的学习，这实际上起到了补习高中课程的作用，毕业生应能合格地进入矿业技术大学的一年级。赫鲁晓夫是在1922年8月24日填写参加工人培训班的申请的，他在填写参加理由时写道：“获取更有效率地进行工业生产所需的技术知识。”
尤索夫卡工人培训班是更广泛的教育运动的一部分。就像美国的肯定行动一样，苏联的教育运动试图为弱势团体获得更高的教育提供渠道。根据一份西方历史材料，这一努力“包括暂时降低学业标准，是通过一系列的正常行为来达成的，结果遭到了相关教育机构的抵制，引起了中产阶级父母的不满”。[10]
工人培训班的入学要求超乎想象的低。1924年的入学者只要“能很好地掌握所有数字的算术四则运算、能以书面和口头的方式充分表达他们的思想以及拥有达到政治文化初级水平的一般政治教育”就可以了。在政治文化方面，赫鲁晓夫肯定是他班级里最好的。但是，虽然在一份苏联文件里描述他不仅“勤奋”，而且“因为广博的学识而显得与众不同”，但在他一位老师的记忆里却不是这么回事。根据她的记忆，这位后来的苏联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人在他刚刚入学时“满是老茧的双手几乎握不住铅笔”。很显然由于缺乏自信，他特别努力地取悦于老师和同学们。她记得他在理解一个语法点时遇到了困难，当他终于理解时，不禁大笑着喊道：“我终于明白了。”然而，尽管他付出了艰苦的努力，但她认为他还是“一个差学生”。
他成绩不好的一个原因是政治事务缠身。从入学开始他就被任命为工人培训班和整个矿业技术大学的党委书记。这使得他必须为学校的政治健康以及（与学校的主任一道）为学校的物质条件负责。学校所在地在革命前是一所高等商业学校，在1917年的照片上显得很突出，1991年时仍是如此。不过当矿业技术大学第一次开始招生时，学校已经破败不堪了。大多数学生都住在曾经关押哥萨克武装分子的简陋房子里，往往是30～40人住一个大房间。作为党的领导人，赫鲁晓夫享有仅和其他三个学生共用一个小房间的“优待”。
第一批学生在开始上课前必须对建筑进行修缮。在赫鲁晓夫的鼓动下，他们征集了一些生锈的机器，用了几个星期的时间将校舍修好，他们建起了临时的工作间、实验室以及一个发电站。由于缺乏合适的课本，赫鲁晓夫建议在地下室里用临时拼凑起来的印刷机自己动手印制课本。他“不停地催促我们”，负责排印的学生回忆说：“检查进展情况，给我们以指导。”当党小组出版一份报纸时，赫鲁晓夫审查了出版计划与排版设计。作为党的领导人，他应该负责报纸的思想纯洁性，但是他好像只对报纸是怎么排版印刷出来的感兴趣。他肩负的多重职责要求他到处走动，但是又好像是赫鲁晓夫想获得教育机会的想法就是在新的、学术气氛更浓的条件下从事他一直所做的工作——到处走动、与人接触以及应对各种可能出现的紧急情况，也似乎是费了如此大的努力获得了教育机会，现在他觉得有很多理由可以帮助他尽量避免艰苦的学习。
1924年9月，赫鲁晓夫是学校委员会的成员之一，负责对矿业技术大学的首批15名毕业生进行审定，核发毕业证书。不过，他本人从来也没有拿到这个毕业证。虽然他声称完成了工人培训班的学业，但也不是很肯定。[11]即使他真的毕业了，由于他的各科成绩并不理想，加上他在学习上投入的时间有限，这也足以说明他的教育水平并没有得到什么大的提高。
党委书记赫鲁晓夫在驾驭政治事务方面将工厂里的那一套运用到了学生身上。除了对工人培训班的学员拥有权力外，他还有其他更为重要的任务，这赋予他特别的权力。1923年12月，他代表所在的党小组参加了尤索夫卡地区共产党委员会的第四次会议，同月，他加入了委员会，成为组成当地布尔什维克精英分子的40名党和政府官员中的一员。这样，赫鲁晓夫在尤索夫卡的煤矿、工厂与教育机构里成了大家所熟知的人物。在几乎依靠他自己的力量结束了一个煤矿的罢工后，他被任命进入尤索夫卡共产党委员会的核心集团——政治局。
像这样责任重大的职位是为那些思想上可靠的人预备的。我们可以很容易想象到赫鲁晓夫对那些年里斯大林简单、初级的马克思主义的追随程度。[12]然而，事实上，他一开始加入的是托洛茨基反对派，反对斯大林主义路线，这一重大的政治错误后来使他的政治前途，甚至性命，处于危险之中。
“1923年，”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中说：“在工人培训班里学习时，我在对待托洛茨基派的立场上的摇摆是有过错的。……我受到了哈雷恰科（Kharechko）的蛊惑，他是相当著名的托洛茨基派。……我没有冷静分析党内出现的各种不同倾向，我所知道的就是这个人，他在革命前为人民的利益而奋斗，为工人和农民的利益而奋斗。”
特罗费姆·哈雷恰科（Trofim Kharechko）是位有名的布尔什维克，曾经联名签署过46人声明。由于党内民主的话题（或者不如说缺乏民主）曾经引起过激烈的争论，因此赫鲁晓夫肯定知道他的行动意味着什么。然而，在斯大林在世时，他肯定不能承认这一点，后来他也从来没有承认过。
当赫鲁晓夫于1922年回到尤索夫卡时，人们经常看到他的后面跟着一群年轻的女性，对于一个在外打仗四年的精力充沛的27岁小伙子来说，这并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人们到现在还不知道的是他遇到了一位刚从女子学校毕业的17岁女子，并和她结了婚。马鲁西娅，她的姓氏不详，曾经和她父亲不喜欢的一个年轻人私奔，并生下了一个女儿。马鲁西娅的父亲在煤矿上认识了赫鲁晓夫，认为他是个好人，于是就说服他的女儿和他结婚。
由于有自己的孩子，马鲁西娅很显然不愿或是不能与赫鲁晓夫的孩子们相处，此时尤莉娅和列昂尼德已经从卡里诺夫卡来到了赫鲁晓夫身边。由溺爱的祖父母抚养的尤莉娅此时七岁，列昂尼德五岁，两人都不太听话。赫鲁晓夫的母亲指责马鲁西娅这个继母对孩子不好，于是她肯定说服她的儿子离开这个新妻子。赫鲁晓夫在尤索夫卡的一些朋友认为马鲁西娅是一个机会主义者。据说，她对失去赫鲁晓夫从来也没有感到后悔。不过赫鲁晓夫后来对她继续给予了帮助，特别是在她的女儿生病时，她的女儿不到20岁就去世了。[13]
这段短暂的婚姻不只是填补了赫鲁晓夫20年代个人生活的空白，还给他带来了后来一直折磨着他的第二个负罪感（第一个是赫鲁晓夫对托洛茨基主义的信奉）。根据谢尔盖·赫鲁晓夫的说法，这也许是他的父亲和母亲，赫鲁晓夫的第三任妻子尼娜·彼得罗夫娜，过去常常发生激烈争吵的原因，他们努力不让孩子们知道他们争吵的原因。这或许还是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和尼娜·彼得罗夫娜从来不公开登记结婚的原因之一，他们直到20世纪60年代末赫鲁晓夫下台后才登记结婚的。[14]
抛弃马鲁西娅是一个可以说明赫鲁晓夫公开生活模式的显著的私人生活例子，他在公开生活中也愿意违背自己的道德戒律，哪怕是以深深的负罪感为代价。他的孩子们说，赫鲁晓夫对他的家人制定了严格的规定。赫鲁晓夫很少发火，只有在孩子们违反他的规定时才会动怒。一个规定是他的孩子们必须自力更生，自己创造自己的生活。当看到他们无所事事的时候，他会感到很苦恼。如果孩子们没有取得优秀的学习成绩，特别是老师对他们的行为提出批评时，他会心烦意乱。他夸耀自己生活得很有条理、很富效率（尽管从他一些朝三暮四的政策中并不能发现这一点），并坚持认为他们也应该如此。
赫鲁晓夫的另一条准则是过度饮酒是可鄙的。一两杯还可以（但在开车前绝对不能喝酒），根据他的女儿尤莉娅的说法，赫鲁晓夫“不能容忍酒鬼，他十分憎恨酒鬼。他一再坚持一个人必须知道自己的弱点，他对那些不能正视自己弱点的人很鄙视”。
第三条准则与伤风败俗和离婚有关。当他的儿子列昂尼德后来成为一位花花公子以及列昂尼德无法无天的儿子尤里（Yuri）表现出与他父亲一样的德行时，赫鲁晓夫大发雷霆。当他其他的孩子打算，或者更糟的是，办理离婚时，赫鲁晓夫感到很愤慨。尤莉娅说，赫鲁晓夫的首要原则是“当你和一个人结婚后，你就应该将一生奉献给对方。对于他来说，没有什么是比婚姻不和或离婚更大的悲剧了”。由于尤莉娅自己就有几任丈夫，谢尔盖·赫鲁晓夫也离过两次婚，因此令赫鲁晓夫烦恼的事不少。他的一个孩子就为了不触怒这位老人，而维持了将近二十年的不幸婚姻。
在离开马鲁西娅后不久，赫鲁晓夫就遇到了尼娜·彼得罗夫娜·库卡尔晓克。虽然比赫鲁晓夫年轻六岁，但尼娜·彼得罗夫娜却比他接受过更高的教育，甚至是一位共产主义的清教徒，他们十分般配，也就是说，可以成为他的良师益友。
尼娜·彼得罗夫娜的父母也是农民，她后来说，但是她母亲得到了一批嫁妆，包括“几公顷（一公顷相当于2.47英亩，合15市亩）土地、几棵森林里的栎木树、一箱子衣服，还有一张床”。她父亲家“有四分之三公顷的自有土地、一座旧木屋，还有一个小花园，里面有几棵李树和一棵樱桃树”。[15]尼娜·彼得罗夫娜1900年4月14日出生于波兰王国内乌克兰部分的霍尔姆（或称海乌姆）的瓦西里耶夫村，当时还是俄罗斯帝国的一部分。与她村子里的大多数孩子们一样，尼娜·彼得罗夫娜讲乌克兰语，但在学校里被强制讲俄语——如果在语言方面犯错误，就会受到打手掌的处罚。由于属于乌克兰民族，她讲的乌克兰语要比她的父亲好得多，她的父亲后来成为基辅地区的党委书记。
与赫鲁晓夫一样，他未来的妻子也引起了一位小学老师的关注，告诉她的父亲她应该到城里去学习。1912年，他“把我、一袋土豆还有一块猪肉放到一辆马车上，来到了卢布林，他的兄弟在那里当一辆货运列车的列车员”。在卢布林的学校呆了一年，在霍尔姆的学校又呆了一年（她叔叔搬到了那里）后，尼娜·彼得罗夫娜在1914年8月战争爆发时回到了瓦西里耶夫村的家里休假。当奥地利军队在她们村子里烧杀抢掠时，许多妇女和女孩被他们劫持，尼娜的母亲谎称她患有癍疹伤寒，从而逃过一劫。当俄国军队重新占领了村子，后来又下令撤退时，尼娜的母亲和两个孩子变成了难民。她们最后终于找到了尼娜的父亲，后来就跟在皮昂特里·库卡尔晓克所在的部队后面。部队指挥官为库卡尔晓克写了一封信给霍尔姆的主教，主教安排尼娜在专门的女子学校上学，这所女子学校是从霍尔姆撤离到奥得赛的。“这所学校不收农民的孩子，”尼娜·彼得罗夫娜后来回忆说：“只有那些牧师和官员的经过特别挑选的女儿在这里学习。由于我所说的战争原因，我才得以在这样的学校里就读。”
1919年毕业以后，尼娜·彼得罗夫娜在学校办公室里工作了一段时间，主要是填写毕业证书与抄写文件。她于1920年加入了共产党，那年夏天，当红军向华沙推进，意欲占领波兰时，她作为党的宣传人员在前线附近的乌克兰村庄里工作。当乌克兰西部成立共产党组织时，尼娜·彼得罗夫娜成为其中妇女组织的领导者。在红军被迫从波兰撤退后，她被送到莫斯科，在组建不久的斯维尔德洛夫共产党大学学习了6个月。她后来的任务就是去顿巴斯帮助实施对机会主义者和其他在内战期间混入党内的无赖的清洗（在20年代还是通过非暴力的方式）。接着，她就到一个省党校去“教授革命运动史与政治经济学”，但是还没有开始工作，她就染上了伤寒，差点丢掉了性命。康复后，她在塔甘罗格的一个教师培训班工作了一段时间，并于1922年秋天来到尤索夫卡，在那里的区党校教授政治经济学。
这位未来的赫鲁晓夫夫人还在鲁钦科夫煤矿担任过党的宣传员，在那里她教给矿工“基本的党的文学”，并在俱乐部里发表政治演讲。赫鲁晓夫在煤矿和尤索夫卡的矿业技术大学都听过她的演讲。不管是从纯粹的意义上说，还是从延伸的角度来看，尼娜·彼得罗夫娜都是赫鲁晓夫的老师。根据传统的父权模式，他显然是家里的权威。“他是我们家的首领，”谢尔盖·赫鲁晓夫说：“没有人曾在背后说过他的不是——倒不是因为我们怕他会发火，而是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想法。但是家里真正的权力还是在妈妈手里。她负责收拾屋子，检查我们的学习情况，她努力将我们抚养成人，这样我们就不会走到哪里都认为自己是有权有势人的孩子，能做我们想做的任何事情。我现在才知道，学校的老师本来想给我A等，但却给了我低一等的成绩，只是因为妈妈到学校里说服他们对我要严格一些。不管怎么说，如果这就是她想要的，那么她现在可以放心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