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工人阶级直接联系和参加工人的活动，对于马克思从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发生了重大作用。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阶级受到残酷剥削，过着贫困的生活。与工人阶级直接联系，参加工人运动，他已经明确认识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无论是法国、英国还是德国，工人阶级的贫困是必然的，“工人的贫困不是个别的现象，而是普遍的现象”[6]。这种贫困现象，“既在时间上周期性地重复着，又在空间上广泛地扩展着，而且根本无法消除”[7]。
工人阶级和中世纪的无产者根本不同，它是与大生产相联系的，现代社会化大生产锻炼了工人阶级。与工人阶级直接联系，参加工人运动，使马克思深刻了解了工人阶级的优秀品质。1844年，马克思在《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谈到法国工人时，激动地写道：“从他们口中所说出的人类友谊不是空话，而是真理。”同年底，马克思在《神圣家庭》一书中，再一次热烈赞扬工人阶级的高尚性，“就必须知道英法两国工人对科学的向往、对知识的渴望、他们的道德力量和他们对自己发展的不倦的要求”[8]。
工人阶级具有彻底的革命性。与工人阶级直接联系，参加工人运动，使马克思了解到无产阶级的伟大创造力量，认识了无产阶级作为资本主义制度的掘墓人和新社会制度的创造者的伟大历史作用。在这里，他找到了领导社会主义革命的阶级力量——无产阶级。他在巴黎写成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一文中，明确指出了无产阶级是人类解放即社会主义革命的领导者。他写道：人类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9]。
由此可见，与工人阶级直接联系，参加工人阶级的活动，是马克思从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到共产主义者的决定性的一步。如果说，他在《莱茵报》工作期间还处在从革命民主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的转变阶段的话，那么，当他于1844年初在《德法年鉴》上发表文章的时候，就已经是一个革命的共产主义者了。
马克思在巴黎期间，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德国和其他国家的民主主义者、社会主义者熟悉马克思在《莱茵报》的斗争，把他看做德国革命民主阵营的杰出人物，对他非常尊敬。流亡在巴黎的德国革命者艾韦贝说：“卡尔·马克思具有非凡的才智、钢铁般的性格和敏锐坚定的头脑，而且学问十分渊博，他埋头于经济、政治、法律和社会问题的研究。”当时与马克思来往比较密切的有海尔维格和海涅等人。
乔治·海尔维格（1817-1875）是德国革命民主派诗人。1841年，他发表了革命诗集《生者的诗》，受到德国进步人士的热烈欢迎。1842年发表了著名的《党之歌》，反对诗歌超越党派、脱离政治的主张，提倡诗歌为政治服务：
党啊！党啊！谁能不要党，
它是一切胜利的源泉。
诗人怎能摒弃这个，
产生一切美景的字眼？
要坦率的像个男子：你赞成还是反对？
它的口号是：你选择奴隶还是自由？
即使神灵从天空下降，
也要在党的尖顶上战斗。
早在1842年，马克思就与海尔维格认识。他赞赏海尔维格的《党之歌》中反对诗歌脱离政治、脱离党派的主张。他在同年7月发表的《第179号〈科伦日报〉社论》中写道：“没有党派就没有发展，没有区分便没有进步。”[10]在巴黎期间，马克思和海尔维格来往比较密切，有一个时期曾经住在一起。马克思把他看做一个有才能的革命诗人。海尔维格对马克思也非常尊敬。但是他们的友谊并没有保持长久。1848年法国二月革命后，海尔维格企图从巴黎组织志愿军开赴德国。这个“以革命为儿戏”的冒险计划遭到马克思的反对，他们的友谊也从此结束。
伟大的德国革命诗人亨利希·海涅（1797-1856）是马克思在巴黎的亲密朋友。从20年代开始，海涅就用诗做武器，向德国封建制度进行猛烈的攻击。40年代初，海涅的革命思想进一步发展，并逐渐接近工人群众，同情工人的斗争，希望有一个“最进步的思想家、最伟大的哲学家”作为工人阶级的领袖。
在《德法年鉴》上，海涅发表了《国王路德维希的颂歌》，从此开始了他与马克思的友谊。在马克思的影响下，他对社会的认识更加深刻，革命立场更加坚定，创作的诗篇具有更高的政治气息。在这个时期出版的政治诗集《时代的诗》里，诗人愤怒地控诉了德国统治者的专制和野蛮，无情地鞭挞那些对统治者奴颜婢膝的德国庸人，尖锐地揭露和嘲笑封建神秘主义和各种宗教骗局。在《等着吧》一诗中，诗人预言革命即将来临，并向反动派进行公开挑战。正是在同马克思密切交往的1844年，诗人写出了不朽的诗篇《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在这篇作品里，诗人不仅反对封建主义的专制统治，而且反对资本主义的原则，还表达了自己对人类美好未来的向往，号召人们去实现美好的理想：
新的歌，更好的歌，
啊，朋友，让我替你们制作——
我们要在地上，建筑起天国。
我们要在地上得到幸福，
再不愿老是饥肠辘辘，
再不愿把勤劳的两手得到的东西，
拿去饱那吃闲饭的肚腹。
为着一切的人们，
这地上有足够的面包产生。
玫瑰花呀，常春树呀，美呀，乐呀，
甜豌豆呀，也能同样滋生。
在长诗的最后，诗人满怀信心，以无比的激情，欢呼一个新世纪的诞生：
一个新时代在生长，
全没有粉饰和罪恶，
它带来了自由思想、自由空气，
我要向它宣告一切。
马克思和燕妮都非常喜爱海涅这些革命的优美的诗篇，那时海涅差不多每天都要去拜访马克思夫妇，在他们家里共同度过了许多令人兴奋的时光。有时海涅兴高采烈地向自己的朋友朗诵新的作品，马克思夫妇非常热情和认真地帮助他修改。往往为了推敲一首小诗，要花上好几个钟头。有时诗人因遭到反动报刊的恶意攻击而心情不好，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夫妇总是会耐心地安慰他，使他重新振作精神。在相处的过程中，他们建立了非常亲密的友谊。用海涅的话来说，他们“只需要些微暗示便能互相了解”。1845年初，马克思离开巴黎时，对海涅依依不舍。他在给海涅的信中写道：“在我要离别的人们中间，同海涅离别对我来说是最难受的。我很想把您一起带走。”[11]他们的友谊一直继续了许多年。虽然海涅在政治思想上从未达到共产主义的境界，但他对马克思的友谊始终不渝。他曾经写了下面的评论表达自己对马克思等共产主义领袖的敬意：“德国共产主义者的比较隐蔽的领袖大都是大逻辑学家，其中最有力的人物都出身于黑格尔学派。这些革命大师和他们那些坚决到不留情面的学生是德国仅有的一些有生气的人物，我看未来恐怕是属于他们的。”
除了与德国民主主义者往来之外，马克思还与法国和其他国家的民主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广泛接触，就许多政治和理论问题交换意见。例如，马克思曾经会见俄国政治活动家巴枯宁、波特金、托尔斯泰，法国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勒鲁、勃朗等人。1844年7月，马克思结识了著名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家蒲鲁东，费了许多时间向蒲鲁东解释黑格尔哲学。但马克思和上述这些人都未能建立起亲密的友谊，因为他们所主张和宣传的理论，与马克思正在形成的共产主义理论是格格不入的。这个时期所有接触过马克思的人，都对他的革命品质和渊博学识有着深刻的印象。巴枯宁后来成了马克思的敌人，但他在1871年也不得不承认：“马克思是一个不平常的人物。这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家，一个非常有学问的人，特别是在经济问题方面，而且这个人，从我在1844年同他在巴黎最初相识时起，据我所知，就一直真诚地、全心全意地和毫无保留地献身于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
[1]马克思：《致阿·卢格》（1843年3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07页。
[2]同上书，第415页。
[3]马克思：《致阿·卢格》（1843年9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15页。
[4]马克思：《福格特先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4卷，第464页。
[5]同上。
[6]马克思：《评“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72页。
[7]同上书，第474页。
[8]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07页。
[9]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67页。
[10]马克思：《第179号〈科伦日报〉社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4卷，第129页。
[11]马克思：《致亨·海涅》（1845年1月12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57页。
八、创办一种主张彻底改造社会的定期刊物——《德法年鉴》
马克思来到巴黎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出版“一种主张彻底改造社会的定期刊物”[1]，由他与卢格共同主编。
卢格曾经主编过青年黑格尔派的文艺、哲学刊物《德国科学和艺术年鉴》（简称《德国年鉴》）。1843年初，《德国年鉴》被萨克森政府查封，这时正好马克思离开《莱茵报》。于是卢格就向马克思建议，共同在国外出版一个刊物，马克思赞同这个建议。在马克思看来，为了宣传革命观点，团结革命队伍，出版一个刊物是非常必要的。
但马克思不同意恢复已被查封多年的《德国年鉴》。他希望新的刊物走出抽象批判的圈子，具有更加鲜明的革命色彩。“应该向德国制度开火！”[2]必须把德国先进哲学和法国政治斗争的精神结合起来。为此，他建议把新刊物定名为《德法年鉴》。他认为新刊物“是能够产生后果的事件，是能够唤起热情的事业”[3]。卢格同意这个意见，他也希望“通过自己的刊物使两个民族在精神上接近起来”。
《德法年鉴》的筹备工作，开始于1843年夏天。当时马克思住在克罗茨纳赫，他除了从事研究工作、为刊物撰写稿件外，还与一些著名作家联系，争取他们的合作。马克思曾经写信给费尔巴哈，要求他写一篇批判谢林的文章，认为对反动哲学家谢林的批判“就是间接的对我们全部政治的批判，特别是对普鲁士政治的批判”[4]。马克思在巴黎的头几个月，大部分时间都花在这件工作上。由于卢格生病，编辑的责任几乎完全由马克思独立承担。
经过马克思的认真准备，到1843年底，《德法年鉴》的出版工作已经获得很大进展。1844年1月，恩格斯在给英国一家报纸的报道说，《德法年鉴》得到了德法两国许多杰出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活动家的支持，“就在创刊号出版以前，它的成就就已经是肯定的了”[5]。
1844年2月，《德法年鉴》出版了第1-2期合刊号。这一期撰稿人中虽然没有法国的优秀作者，但却包括德国民主主义阵营中最著名的人物，如卢格、费尔巴哈、海涅、赫斯、海尔维格等。马克思是这期刊物的主要撰稿人。他发表了给卢格的三封信和《论犹太人问题》、《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等论文。恩格斯也发表了两篇论文：《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章使这期刊物具有不朽的价值，这也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名字首次并列在一个刊物上，表明这两位伟大革命导师共同事业的开始。
《德法年鉴》创刊号以马克思和卢格的通讯开头。卢格对德国革命前途抱着非常悲观的态度，他写道：“德国是由一些卑鄙顺从的庸众组成的，他们以绵羊般的克制忍受着暴政，因此，不应该幻想着德国会发生革命。”他的结论是：“我们的人民没有前途。”很显然，这些观点是错误的。它不仅歪曲了德国的现状，而且会使人们感到悲观，放弃革命斗争。
马克思批评了卢格的观点。他指出，为德国革命唱挽歌是毫无根据的。的确，在德国笼罩着极端反动的气氛。封建专制制度的唯一原则就是轻视人，它使世界变为不是人的世界，使人不成其为人。而那些政治庸人们，却对这个制度无限忠顺，这不能不使人感到耻辱和愤慨。
但马克思与卢格根本不同。他既没有因反动统治的表面稳固而气馁，也没有因德国人民尚未觉醒而灰心。他仔细考察了国家的现状，从绝望中发现了希望。他指出，在这个反动制度下，随着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日益加强，阶级对立必然日益尖锐，从而，一次深刻的革命是绝对不可避免的。他写道：德国这条满载傻瓜的船虽然有时也能顺风而行，“但是它是向着不可幸免的命运驶去……这命运就是即将来临的革命”[6]。
在对待革命的态度上，马克思也与卢格不同，他不是采取消极态度，而是主张进行坚决的斗争，争取革命的早日胜利。他表示决心“最先朝气蓬勃地投入新生活”，为批判旧世界、建立新世界而积极工作。
在即将到来的德国革命中，《德法年鉴》的任务、德国革命民主主义者的任务是什么呢？马克思指出：这个任务就是对现存的封建制度和普鲁士专制国家进行无情的批判。“所谓无情，意义有二，即这种批判不怕自己所作的结论，临到触犯当权者时也不退缩。”[7]同时，在批判旧世界中，不断总结斗争经验，给群众提出一个“真正的斗争口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