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指出，当时充斥社会的各种社会改革家脱离群众，脱离实际，教条式地预料未来，宣布一些据说是适合任何时候一劳永逸的决定，但是他们对未来却没有明确的认识。他们的理论也是错误的，像卡贝、德萨米等人的共产主义，“只不过是人道主义原则的特殊表现，他还没有摆脱它的对立面即私有制的存在的影响。所以消灭私有制和这种共产主义绝对不是一回事”[8]。马克思指出，新的刊物不是树立一面教条主义的旗帜，不是要像那些社会改革家一样预料未来，不是要向群众宣布一些一劳永逸、万古不变的决定，而是要研究社会发展的规律和政治斗争的经验，在批判旧世界中创造新世界。为此，新的刊物必须把理论批判和政治批判结合起来，同明确的政治立场结合起来，因而也就是同实际斗争结合起来。[9]只有这样，这个刊物才不会变成空想家的说教，而成为指导和鼓舞群众革命斗争的旗帜。
马克思给卢格的信大约写于1843年3月至9月间，这些信件以其对革命形势的深刻分析和对革命前途的无比信心而高于同时代一切革命民主主义者。
《德法年鉴》的出版，是当时德法两国革命斗争中的重大事件。年鉴的内容，特别是马克思、恩格斯的论文，给人们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马克思的战友丹尼尔逊说：德国革命民主主义者把马克思的论文看做是“德国的天才人物给予法国人的最伟大和最优秀的礼物”。德国无产阶级诗人维尔特写信告诉他的兄弟威廉：“几天前我收到……《德法年鉴》的头两期。如果可能，你最好把它们找来一读，因为那里面有一些出色的文章、作品，要比那已经停刊的《哈姆年鉴》上所刊载的最好的东西强千倍。”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别林斯基读了马克思在《德法年鉴》上发表的文章后，写信对赫尔岑说：“我找到了真理，我在神和宗教这两个词里看到黑暗、愚昧、锁链和鞭子。”当时在巴黎的俄国人几乎人手一份，在莱比锡、柏林、维也纳也有大批人要求订阅。直至1844年10月，恩格斯还写信告诉马克思：在德国，“对《年鉴》的需要量至今仍然很大”[10]。
德国的反动报刊也很快觉察到《德法年鉴》的革命倾向和广泛影响，因而开始对它进行攻击。1844年4月4日，莱比锡一家反动报纸写道：《德法年鉴》的编辑和作者的目的是“把各民族的无产阶级奉若神明，只对它寄予希望和信任”，因此，“德国自由主义报刊的神圣职责就是坚决表示自己的愤慨，毅然割断同他们的一切联系”。另一家保守的报纸则指责《德法年鉴》的批判毫不留情，“它的论战超出了一切美学的标准，它的讽刺笔调虽然不像匕首那样锋利，但却像一个粗壮的拳头的打击”。
《德法年鉴》只出了1-2期合刊号就停刊了。停刊的主要原因是马克思和卢格之间“存在着原则分歧”[11]。
如前所述，马克思在巴黎期间，已经实际参加工人运动，成为革命的共产主义者；而卢格却是一个市侩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他鄙视无产阶级和工人运动，害怕实行共产主义会使自己的财产蒙受损失，对共产主义极端憎恶；“他把共产主义看作一切愚蠢之中最愚蠢、看作头脑简单者所宣传的新基督教、看作一旦实现就会使人类社会退化为牧场的一种学说”[12]。马克思在《德法年鉴》上发表的文章，主张对现存的制度进行无情的批判，特别是进行武器的批判；而卢格却根本不打算进行革命斗争，他竭力宣扬自己“社会改良”的美妙幻想，完全拒绝对社会进行革命的改造。这就是他们的分歧所在。
马克思和卢格本来就有分歧，巴黎几个月的生活，对他们的思想发展有着不同的影响，因而分歧加深了。正如梅林所说：“在马克思和卢格都置身于法国生活之中的时候，马克思像一艘劲艇，乘风破浪，终于驶到开阔的海域，而卢格则像一块核桃壳，畏畏缩缩地极想退回到岸边的浅滩。”[13]
此外，资金困难也是《年鉴》停刊的一个原因。《年鉴》出版时，普鲁士政府立即下令禁止它运入国境，在秘密运送途中损失很多，有的在边境就被没收。全部3000册杂志只有1/3到达读者手中。原来的资金用完了，继续出版发生了困难。这也是《年鉴》停刊的重要原因。
[1]恩格斯：《大陆上的运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595页。
[2]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55页。
[3]马克思：《致阿·卢格》（1843年3月13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41页。
[4]马克思：《致路·费尔巴哈》（1843年10月3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45页。
[5]恩格斯：《大陆上的运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595页。
[6]马克思：《致阿·卢格》（1843年3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08页。
[7]马克思：《致阿·卢格》（1843年9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16页。
[8]同上。
[9]马克思：《致阿·卢格》（1843年9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17页。
[10]恩格斯：《致马克思》（1844年10月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6页。
[11]恩格斯：《致马克思》（1844年11月19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10页。
[12]梅林：《马克思传》，第72页。
[13]梅林：《马克思和恩格斯是科学共产主义的创始人》，第47页。
九、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
马克思在《德法年鉴》上发表的《论犹太人的问题》，大约写于1844年初。在这篇论文中，他深入考察了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的问题。
所谓政治解放就是资产阶级革命。政治解放使国家从中世纪的宗教束缚下解脱出来，并使国家完备化。但政治解放并不是人类解放。政治解放废除了人们在政治上的不平等，这是一个进步；然而它并没有废除人们在社会上的不平等。社会不平等的根源是私有制。政治国家不仅没有废除私有制，反而以私有制为前提，“国家……任凭私有财产、文化程度、职业按其固有的方式发挥作用，作为私有财产、文化程度、职业来表现其特殊的本质。国家远远没有废除这些实际差别，相反的，只有在这些差别存在的条件下，它才能存在，只有同它这些因素处于对立的状态，它才会感到自己是政治国家，才会实现自己的普遍性”[1]。
在政治国家即资本主义国家中，所谓政治平等完全是虚假的，它“……只是一种假象，或者是本质和通则的瞬间例外”[2]。在那里，私有财产、金钱支配着一切。资产阶级的统治表现为金钱的统治，“虽然在观念上，政治权力凌驾于金钱势力之上，其实前者却是后者的奴隶”[3]。资产阶级的所谓人权，不过是资产阶级对私有财产的占有权和对劳动者的奴役权。“可见，任何一种所谓人权都没有超出利己主义的人，没有超出作为市民社会的成员的人，即作为封闭于自身、私人利益、私人任性、同时脱离社会整体的个人的人。”[4]
由此可见，政治解放既不要求人们放弃私有财产，也不要求人们放弃宗教；换句话说，私有财产和宗教在政治上的解放，既没有消灭私有财产，也没有消灭宗教。消灭私有财产，消灭宗教，这是人类解放的任务。
所谓人类解放，就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它的任务是消灭私有财产，使人们“从做生意和金钱中获得解放”[5]。当私有财产被消灭的时候，宗教产生和存在的基础也就消失了；那个时候，人们的宗教意识，也会“像烟雾一样，在社会的现实的、蓬勃的空气当中自行消失”[6]。
在人类解放的条件下，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矛盾，即虚伪的政治平等和现实的阶级剥削的矛盾才能消失。那时候，“现实的个人同时也是抽象的公民，并且作为个人，在自己的经验生活、自己的个人劳动、自己的个人关系中间，成为类存在物”；那时候，“人认识到自己的‘原有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成为社会力量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当作政治力量跟自己分开”。[7]那时候，人类才获得了真正的解放。
马克思在《德法年鉴》上发表的另一篇论文《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与上篇文章题目虽然不同，内容却有着密切的联系。这篇文章继续考察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的问题，第一次把人类解放与无产阶级联系起来，探讨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这篇文章写作于1843年底至1844年1月，是他实际参加工人运动后的第一篇作品。文章明显反映了参加工人运动对他的思想发展的影响。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从评论宗教批判开始。马克思首先指出，由于宗教是旧社会赖以存在的重要基础，因此，对宗教的批判是一切其他批判的前提；但是，社会革命决不能仅仅限于宗教批判。宗教批判之所以有意义，只是因为这个斗争“间接地也就是反对以宗教为精神慰藉的那个世界的斗争”[8]。宗教批判虽然摘去了那奴役人们的锁链上的虚幻的花朵，但更重要的是要粉碎锁链，扔掉锁链。因此，革命者的任务，不应该仅仅满足于宗教批判，而应该把“对天国的批判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9]。
马克思接着考察了对尘世的批判即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所依靠的阶级力量，指出政治解放是由市民社会的一个社会集团即资产阶级领导和完成的。资产阶级进行政治革命的出发点是自己的特殊地位和特殊利益。由于资产阶级在当时反映了社会发展的一定要求，因而能够取得胜利。但资产阶级的政治革命具有很大的局限性，根本没有触及私有财产的大厦，只不过用金钱的统治代替特权的统治。所以，政治革命的结果，人们最多只能得到部分的解放。与政治解放不同，人类解放是要彻底推翻那些使人成为受屈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一切关系，彻底消灭私有制。它比政治解放深刻得多。这个革命只能由无产阶级来领导和完成。因为只有无产阶级才要求彻底否定私有制，只有这个阶级的利益，才符合整个社会发展的要求，这个阶级“……若不从其他一切社会领域解放出来并同时解放其他一切社会领域，就不能解放自己的领域”[10]。这个阶级与中世纪的穷人根本不同，它是大工业的产物，它的力量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不断壮大。
马克思深刻地论证了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作用。他指出，革命的对象是具体的、实在的物质力量，它不可能被批判的武器所摧毁。因此，物质的力量，武器的批判，在无产阶级革命中具有决定作用。但是，革命理论也具有很大的意义，“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11]。在对旧世界进行武器批判时，无产阶级必须同时掌握和运用批判的武器。因此，马克思要求先进哲学和无产阶级革命结合起来，“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的，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12]。只有这样，哲学才能发挥积极的作用，无产阶级也才能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
根据上述理论观点，马克思详细地描述了德国革命的前景，指出德国的社会制度低于历史的发展水平。在英法等国已经腐朽的东西，在这里却被当做初升的朝霞而受到欢迎，在英法等国已经充分暴露的矛盾，在这里问题才刚刚提出来。德国缺乏一个能够领导和完成政治解放的资产阶级。德国的资产阶级既缺乏进行政治革命的物质力量，更缺乏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当他们开始反对封建制度的时候，无产阶级的斗争已经开展起来了。因此，德国资产阶级革命不可能由资产阶级领导并取得胜利。德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只有在社会主义革命的过程中才能完成：“在德国，不消灭一切奴役制，任何一种奴役制都不可能消灭。彻底的德国不从根本上开始进行革命，就不可能完成革命。”[13]
对德国来说，彻底的、全人类的解放即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是能够实现的。德国无产阶级正在随着工业的发展而不断壮大，德国有着比17世纪的英国和18世纪的法国成熟得多的无产阶级。当前最重要的问题是，必须把革命理论和无产阶级斗争结合起来，“思想的闪电一旦真正射入这块没有触动过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14]。
马克思在《德法年鉴》上发表的文章，是他的思想发展中旧阶段的结束和新阶段的开始。这些文章从无产阶级立场出发，论述了社会主义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的本质差别，揭露了资产阶级革命的局限性和资本主义社会的虚伪性，提出了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思想，阐述了物质力量和革命理论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辩证作用，主张把哲学和无产阶级斗争结合起来。这一切，表明马克思已经完成了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转变。马克思已经成长为共产主义革命家了。
[1]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27页。
[2]同上书，第429页。
[3]同上书，第448页。
[4]同上书，第43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