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在布鲁塞尔的研究工作
1845年2月5日，马克思从巴黎迁居布鲁塞尔。几天以后，他的夫人带着女儿小燕妮也赶到这里。由于离开巴黎的时间紧迫，他们不得不廉价出售全部家具和部分衣物。到布鲁塞尔时经济十分拮据，为了不让德法统治当局用卑劣的手段使马克思陷入经济困境而高兴，恩格斯在友人之间进行募捐，为马克思筹措了一笔安家的款项。
比利时当局对马克思的到来不怀好意。保安人员接到命令，要把马克思当做危险的革命者加以严密监视。政府还多方刁难，不让马克思在布鲁塞尔长期居住。只是当马克思保证不在比利时发表有关政治问题的著作后，才取得了在布鲁塞尔的居住权。普鲁士政府对马克思在布鲁塞尔也不放心，企图勾结比利时政府继续对他进行迫害。为此，他不得不于1845年底声明放弃普鲁士国籍。
在布鲁塞尔，马克思展开了多方面的活动。他的家里经常聚集着德、法、比等国的社会主义者和进步人士。这个时期，与马克思经常交往的有来自德国的律师卡尔·梅因茨、政论家亨利希·毕尔格尔斯、诗人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比利时民主主义活动家若特兰·日果。在马克思周围，已经逐渐形成一个人数不多的共产主义小组。马克思的渊博学识和献身精神，燕妮的热情好客和高尚品格，给每个拜访他们家庭的人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马克思还同英、法、德等国的社会主义者和进步人士建立广泛的联系。正义者同盟伦敦组织领导人卡尔·沙佩尔、巴黎组织领导人艾韦贝克等与马克思经常通信，交流工人运动的情况。
马克思刚刚把家安排妥当，就着手准备出版一套《外国杰出的社会主义者文丛》。这个主意最初是由恩格斯提出的。1845年3月初，恩格斯提出出版《文丛》的想法，马克思很快表示赞同。3月17日，恩格斯提出编纂《文丛》的具体设想。按照计划，这套丛书应出版那些对当时仍然具有积极意义的著作。每篇著作都写出评注。全书写一篇导言，简要介绍社会主义思想发展史。在马克思所拟的编纂计划中，《文丛》将包括著名空想社会主义者摩莱里、马布里、巴贝夫、邦纳罗蒂、圣西门、傅立叶、欧文、卡贝等人的著作；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时期平民思想家的著作；法国小资产阶级思想家蒲鲁东的著作。虽然恩格斯对英国人葛德文有些保留，但由于他的著作在一些方面接近共产主义，所以也入选了。不过按照恩格斯的意见，也选了葛德文的补充者边沁的著作。出版这套《文丛》的计划表明，马克思在制定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过程中，非常重视利用人类优秀的文化遗产，汲取积极的思想资料。
由于找不到出版者，编纂《文丛》的计划没有实现。唯一完成的工作是恩格斯翻译的傅立叶《论三种运动的统一》一书的几章。这篇由恩格斯加上前言和结束语的译稿，以《傅立叶论商业的片断》为题单独发表。
自从在巴黎开始研究经济学以后，马克思终生把这门科学作为主要专业。1845年2月，他与达姆斯塔德的列斯凯出版社签订了出版《政治和政治经济学批判》（两卷本）的合同。来到布鲁塞尔后，他继续从事经济学研究，为这部书收集资料。
马克思非常注意收集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实际资料。他细心地阅读和摘录有关欧洲、美洲和亚洲经济发展史的大量论著，研究资本主义条件下机器的使用、价格的形成、货币流通和银行信贷等问题。他对人口问题很重视，特别注意无产阶级的状况。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提供了研究无产阶级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的大量第一手资料。除此之外，马克思还收集了其他国家劳动人民生活状况的材料，丰富和加深了他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认识。
科学社会主义的产生和发展，需要吸取人类文化的优秀成果。还需要与各种资产阶级理论进行斗争。在布鲁塞尔期间，马克思继续研读大量经济学文献，其中包括历史上各个时代经济学家的著作，也包括同时代各派经济学家的著作。凡是读过的著作，他都认真做摘录和笔记，加上必要的评语。
写于1845年3月的《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是马克思这个时期所作的许多笔记之一。李斯特是当时德国最著名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1841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是他的主要著作，在社会上有着广泛的影响。马克思对这部著作做了详细摘录，对他的观点作了精辟的分析和评论。
《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的主要内容，是论证保护关税、反对自由贸易的必要性。李斯特认为，自由贸易只对先进国家有利，而后进国家为了发展本国工业，则必须实行保护关税。马克思指出，当英、法等国经济学家大力提倡自由贸易的时候，德国资产阶级代言人要求保护关税，这表明德国工业落后，资本主义经济不发展。德国资产者是愁容骑士，“在德国资产者还没有使工业发达起来以前，无产阶级已经存在，已经提出要求，已经令人生畏。……他恰恰在工业的统治造成的对大多数人的奴役已经成为众所周知的事实这样一个不合适的时机，企图建立工业的统治”[1]。
李斯特在自己的著作中对斯密、萨伊、西斯蒙第等英法经济学家大加攻击，说斯密的理论忽视了民族特性，是世界主义经济学；萨伊研究经济学是由于在其他行业混不下去；西斯蒙第则是“用肉眼把所有红色的东西都看成黑色的”。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李斯特攻击英法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主张自由贸易；“既然德国资产者关心的是保护关税，那么对他来说，自斯密以来的经济学的全部发展当然也就没有意义了，因为这种经济学的所有最杰出的代表都把竞争和自由贸易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作为前提条件”[2]。
保护关税论者口口声声说他们不追求物质利益，不要一己私利，只要国家利益。这完全是骗人的。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要求保护关税，目的就是为了发财。而只有对自己的同胞进行剥削，甚至比外国资本家对他们的剥削更加厉害，发财的目的才能达到。所谓“自我牺牲”、“禁欲主义”、“基督教的崇高灵魂”，无非是掩盖剥削的烟幕。马克思讽刺地写道：“甲作了牺牲，而乙把牺牲品装入自己的口袋，这是纯粹偶然的事情。德国资产者太无私了。”[3]
李斯特强调自己的经济学具有民族的特性。但什么是资产阶级的民族性呢？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的民族性就是他们共同的剥削本性，“不管单个资产者同其他资产者进行多么激烈的斗争，资产者作为阶级是有共同利益的；这种共同性，正像它在国内是针对无产阶级的一样，在国外是针对其他国家的资产者的。这就是资产者所谓的他的民族性”[4]。工人的民族性是什么呢？它不是法国的、英国的、德国的民族性，而是各民族工人作为雇佣工人的共同特点：雇佣劳动、自由的奴隶制、自我售卖。他们的政府是资本，他们的领空是工厂的天空，他们的领土是地下若干英尺。李斯特借口所谓民族性而否认各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共同规律，目的是为了抹杀各个民族内部的阶级矛盾。
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创立了劳动价值学说，李斯特则以所谓生产力学说与价值学说相对立。他认为，古典经济学把价值的源泉仅仅归结为劳动是不对的，因为这样就把单纯的体力劳动作为唯一的生产力。在他看来，不仅水力、马力、蒸汽力是生产力，甚至基督教、一夫一妻制、王位的继承等也都是生产力，因而都是价值的源泉。这是荒谬的。马克思指出：“为了破除美化‘生产力’的神秘灵光，只要翻一下任何一本统计材料也就够了。那里谈到水力、蒸汽力、人力、马力。所有这些都是‘生产力’。人同马、蒸汽、水全都充当‘力量’的角色，这难道是对人的高度赞扬吗？”[5]
马克思写作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的笔记后不久，为了实地考察英国的经济情况，收集有关经济学方面的实际资料和思想资料，并与英国的工人组织和工人群众建立联系，在恩格斯的陪同下，于1845年7月12日至8月21日，到英国伦敦和曼彻斯特作了为期一个半月的访问。他在曼彻斯特一家私人图书馆里度过不少时光，读了大量经济学和其他方面的著作，收集到了一些新资料。以下作者的论著，仅仅是他这个时期笔记中摘录的一部分：托马斯·库佩《关于政治经济学的要素的讲稿》，托马斯·杜克《从1793年到1837年的价格与货币流通状况史》，詹姆斯·威·吉巴尔特《银行史与银行原理》，威廉·培特《关于人类增殖的研究》，埃·密塞尔登《自由贸易，或使贸易繁荣的方法》，达维南《关于在英国贸易政策下的公共利益问题的讲演》、《论在贸易平衡中使一国人民获利的可能的方法》，詹姆斯·安德逊《对造成目前英国谷物欠缺的环境的冷静考察》，威廉·寇白特《面对着黄金的纸币，或英国银行的历史和秘密》，米沙·托马斯·赛德勒《人口律》，勃朗宁《英国的国内和财政状况》，威廉·汤姆逊《最有助于增进人类幸福的财富分配的原则的研究》，等等。
在英国期间，马克思结识了英国宪章派和正义者同盟的领导人，考察了英国工人运动的状况。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努力下，英国宪章派与正义者同盟建立了联系。他们还参加了在伦敦举行的一次国际民主会议。恩格斯提出的在伦敦建立国际性革命组织的建议，得到与会人士的热烈支持。不久这个定名为“民主派兄弟会”的组织正式成立。无产阶级分子在该组织中起着主导作用。马克思在英国一个多月的活动，对于争取正义者同盟接受科学社会主义，对于建立民主派的国际联系，都有重大的意义。
从英国回来后，马克思继续研究和整理自己的经济学著作。他的许多亲密朋友都盼望着这部可以为共产主义宣传提供坚实基础的著作尽快出版。1846年3月7日，丹尼尔斯写信对马克思说：“我们热切地盼望你的《政治经济学》”；4月30日，魏德迈也写信对马克思说：“你得设法尽快写好你的《政治经济学》。要知道，人们希望读到阐述共产主义的某种有条理的东西，因为他们不愿满足于一般的空话，也不相信通过普遍教育能建立共产主义，而对于他们，我们的确提供不出任何东西。”[6]但这部著作却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出版。
本来，这部著作第一卷的大部分手稿已于1846年初写成。但这时学术界新出了两卷集《重农学派》等重要著作。马克思认为必须给这部著作以充分注意，必须不断以新的材料丰富书稿，决定从内容到文字对书稿作较大修改。因此，著作完稿的时间一再推迟。
从1845年秋天开始，马克思认为首先批判流行的社会主义学说具有更重要的意义。他说：“我认为，在发表我的正面阐述以前，先发表一部反对德国哲学和那一时期产生的德国社会主义的论战性著作，是很重要的。为了使读者能够了解我的同迄今为止的德国科学根本对立的政治经济学的观点，这是必要的。”[7]因此，他不得不暂时搁下《政治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写作。
普鲁士反动政府的阻挠，是这部著作未能出版的主要原因。警察当局曾向出版商列斯凯施加压力，要求取消出版计划。在当局的压力下，出版商要求作者局限于纯学术问题，不要涉及现实的政治斗争。马克思驳斥了这个无理要求。他在给出版商的信中写道：“这本书是学术性的，但不是普鲁士政府所理解的那种意义上的学术。”[8]马克思坚决拒绝为了迎合反动的书报检查制度而放弃自己的革命立场，胆怯的出版商却屈服于反动政府的压力。1846年9月19日，列斯凯通知马克思，由于严格的书报检查制度，这部著作不能出版了。
马克思的劳动并没有白费。这段时间对经济学的研究，为他日后写作《资本论》打下了深厚坚实的理论基础。他的许多研究成果，还被吸收进《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
[1]马克思：《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239页。
[2]同上书，第241页。
[3]同上书，第250-251页。
[4]马克思：《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257页。
[5]同上书，第261页。
[6]魏德迈：《致马克思》（1846年4月30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67页。
[7]马克思：《致卡·威·列斯凯》（1846年8月1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73页。
[8]马克思：《致卡·威·列斯凯》（1846年8月1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71页。
三、人的异化与劳动异化
马克思新世界观天才萌芽和发展有一个逐步完成的过程。1844年他在巴黎研究工作的一个重要成果，是写于1844年4月至8月的一部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闻名的著作。保存下来的手稿有三份。第一手稿共有36页；第二手稿只有4页；第三手稿是用白线钉上的17大张纸（对折34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