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行均田，奖励垦荒。要使百姓“安静”，首先要有田可种。经历隋末丧乱，州县萧条，人口稀少，大量空荒地的存在是唐初实行均田制的前提。武德七年（624）四月，唐高祖颁布均田令，规定：丁男、中男给田一顷，所授之田，十分之二为永业田，十分之八为口分田。永业田可以世代继承，口分田则是在田主死后由官府收回，再分给别的丁壮。这种计口授田的土地分配法很合理，也便于实施，是一次和平的土地改革。土地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对土地的再分配，在农业社会，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国家政策。历代中央政府初建，都会在土地分配上做文章，核心内容是使土地的占有趋向平均，实现“耕者有其田”。均田所需的土地，国家可以通过两种渠道获得：一是无主的荒地，准许农民开垦，并发给执照，成为他们的永业田；二是对占有田地过多的大地主，国家通过赎买或收归国有的形式，把他们的田地分割出一部分，分配给无耕地的农民。采取国家赎买或有限剥夺的方式平均土地，可以避免大规模的社会动荡，保证社会财富不会无序流散，这是社会历史进程得以延续的前提条件，历代帝国朝廷都注意这个问题，唐太宗尤其关注均田。所谓均田，就是要保证农夫有田地可耕，同时也要保证地主拥有相当规模的土地，他们将是国家赋税收入的重要来源。
为了解决狭乡（人多地少）土地不够分配的问题，唐太宗极力鼓励农民迁往空荒地较多的地区即“宽乡”，以便给足田数。贞观元年（627），关内旱灾，粮食歉收，政府组织饥民到关外“分房就食”。贞观二年（628），唐太宗提出：“安置客口，官人支配得所。”并宣布将把安置客口的情况作为地方官年终考评的指标之一，希望地方官“善相劝勉”。所谓“客口”，就是迁居地附籍的客户。其中有灾民、流民，也有部分自耕农，他们迁居的地方主要是宽乡。贞观十一年（637），新颁布的《唐律》规定，宽乡占田逾限不作违反律令论处，移民垦荒可以得到减免租税的优待。如果狭乡人主动迁居宽乡，还可以在一定时期内免除他们的赋役负担：迁往本居千里之外，免三年；五百里外，免二年；三百里外，免一年。官员不按赋役令执行，要受“徒二年”的刑律处分。
租庸调法与“轻徭薄赋”。唐初赋役称为租庸调法，它初定于武德二年（619），修订于武德七年（624）。租庸调法的内容是：受田户每年纳粟二石，叫做租。丁壮每年要服役二十日，如不服役可用绢代役，一天折绢三尺，二十天共计六丈，叫做庸。丁每年绢二丈，另加丝绵三两；或者纳麻布二丈五尺，另加麻三斤，叫做调。由于经受隋末农民战争的打击，唐初比隋代放宽了直接生产者徭役折算的年龄，严格了服庸时间的计算方法。唐太宗即位以后，基本上照章办理，对租庸调法没有做过重大的更改或调整。
“贞观之治”的出现主要的还不是减免租赋，而是在于制止对民力的滥用，反对劳役无时。唐初统治者亲眼目睹隋亡的全过程，有鉴于此，唐太宗十分强调去奢省费、躬行节俭。例如，贞观元年（627），他想营造一座宫殿，已经画了施工图，材料也准备好了，但一想到从前的隋朝因役使民工过度而亡的教训，就不再兴建了。贞观二年（628），群臣再三建议营造一座新的宫殿，以改善“宫中卑湿”的条件，但是唐太宗坚决不允许。他对大臣们说：“修造华丽的宫殿，开辟广阔的水面亭台，这是帝王想要的，但却是百姓不想要的。我们要顺从百姓，压抑自己的享乐欲望。”农民群众减少了劳役的负担，他们用于自己土地上的劳动时间相对地增多，这是与民休息的关键措施。
劝课农桑，不违农时。为了劝课农桑，唐太宗恢复了被废弃达数百年之久的藉田仪式，颁布《藉田诏》。唐太宗的藉田典礼盛况空前，成为国家的盛大节日。皇帝重视藉田，在于告知天下，要以农事为本，国家不夺民力，农夫不违农时，真正使民众富裕起来，民富则国强。
唐太宗经常派遣使臣到各地巡视，劝课农桑。他自己在园苑里种了几亩庄稼，有时锄草不到半亩，就感到很疲乏。由此知道农夫的辛苦。他要求巡察使者到州县时，直接到农人劳作的田地里劝励，不准搞迎来送往的花架子。他说，农夫本来很忙，很辛苦，你们再去搞排场，虚耗民力，这不叫“劝课农桑”，这根本就是去添乱、捣乱。
劝课农桑的关键在于不违农时。唐太宗从农本思想出发，十分强调“农时甚要，不可暂失”。贞观五年（631），曾发生过举行礼仪与农时冲突的事件。当时礼部官员援引阴阳家择用吉日的建议说：“皇太子将行冠礼，宜用二月为吉。”二月正是春耕大忙季节，唐太宗宁愿屈礼而便农，把冠礼改在十月进行。皇太子的冠礼是国家大事，唐太宗不顾阴阳家的推算，将日期改为秋后农闲的十月。唐太宗喜欢狩猎活动，以示不忘武备。为了不妨碍农时，他的狩猎活动尽量选择在农闲时间进行。贞观年间，唐太宗举行过七次田猎，都选在当年冬天的三个月里进行。
唐太宗还运用法律手段来保证这项措施的贯彻。《唐律》有“非法兴造”条文，指出“诸非法兴造及杂徭役，十庸以上坐赃论”。所谓“非法兴造”，就是农忙时进行工程建设，违反农时，故被视为“非法”，体现了唐太宗“不夺农时”的与民休息思想。
兴修水利。贞观年间，水旱连年不绝，治水更成为一项紧迫的任务。例如，贞观十一年（637）七月，洛水暴涨，淹没六百余家。唐太宗下诏自责说：“暴雨成灾，大水泛滥，静思过错，朕非常恐慌害怕。”同年九月，黄河泛滥，毁坏很多地方，唐太宗亲自到白司马坂巡视，安抚灾民。
唐初对治水的专门机构加以整顿。工部设有水部郎中和员外郎，京师设有都水监，掌管河渠疏浚与灌溉事宜。还制定出水利与水运的专门立法，即所谓《水部式》，以刑律保护河水与堤防的合理使用。凡是违反《水部式》规定的失职官员，务必惩处。贞观十八年（644），太常卿韦挺负责水运粮食至辽东，事先没有视察河道，致使六百余艘粮船因河道“浅塞不能进”。次年正月，“韦挺坐不先行视漕渠”的刑律，被“械送洛阳”，遭到“除名”的处分。
设置义仓，救灾备荒。以藏粮备荒为宗旨的仓储制度由来已久，隋文帝开皇年间尤盛。唐太宗对此又作了新的改进，使仓储制度更加完备。隋末战乱，人口锐减。武德年间（618～626）仅有二百余万户，不及隋朝最多时户数的四分之一。唐太宗即位后，十分关心户籍的变动情况。因为发展农业生产，必须有足够的劳动力，所以，贞观时期采取了措施：一是赎回外流到突厥的人口；二是奖励婚嫁，生育人口。这些措施使人口迅速增长。贞观二十三年（649），全国户数接近三百八十万户，虽然还不到隋朝最多时户数的一半，但比武德年间增了一百八十万户，二十年间人口增加了近一倍。为了显示政府奖励婚嫁，太宗还大批释放宫女。唐太宗即位后，曾两次释放过宫女：一次是在武德九年（626）八月，因整顿宫殿，放还宫女三千余人；另一次是在贞观二年（628）九月，派遣戴胄、杜正伦等于掖庭西门释放宫女。允许这些宫女嫁与平民。
唐太宗推行的这一系列重农政策，取得了十分明显的效果，唐帝国呈现出政治安定、经济繁荣的景况。关中地区是唐王朝的京畿之地，首先得到了恢复与发展。至贞观三四年，关中农业丰收，流散人口纷纷回乡。但就全国范围来说，从伊、洛以东，直至泰山，还是人烟稀少的荒凉状况。贞观六七年以后，山东地区改变了昔日残破的面貌，人口滋蕃，商旅兴隆。到贞观八九年，百姓生活已经相当富足，米斗仅四五钱，马牛遍布原野，社会治安可以用“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来形容。稻米价低，在唐代不会发生“谷贱伤农”的问题，因为唐代处于农业社会，社会总产值以稻米来计算，可以叫做“米本位”。稻米生产增加，需求就会减少，意味着更多的人不需要到市场买米吃，这就是历代人们追求的“富足”，贞观时期基本上实现了这样的富足。
这些“与民休息”措施，并非唐太宗的发明，历代为政者在夺取政权之初，都会静下心来，停止扰民，允许民众专事生产，百姓们只是在皇帝视察来到时跪在道路两旁呼喊几句“万寿无疆”，只有那些性情古怪永远骚动不安的皇帝或者弱智皇帝，才会在国家大局已定、万民顺服的形势下，还人为地制造动乱，把国民投入水深火热之中，并为此自鸣得意。在正常的时代，国民平时并不理会皇帝的事情，既不必关心皇帝的诏书，更不必阅读皇帝的文章，以表现对皇帝的无限忠诚。唐太宗不但是一位正常时代的正常皇帝，而且是一位比较长的时期坚持正常思维的皇帝，所以贞观之治的出现，也就十分正常了。
十五、虚心纳谏天听民听
有一次，唐太宗问魏徵，君主怎样才能“明”，怎样就会“暗”？魏徵回答说：“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唐太宗对此非常赞成。因为他知道，自己并不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为政者听取不同意见，判断是非，然后采纳正确的意见，叫做“纳谏”。唐太宗很注意纳谏。他曾经对大臣萧瑀说：“朕少年时就喜爱收藏弓箭，得到几十张好弓，以为再也不会有比这些更好的弓了。不久前，拿给制弓的师傅看，他们却说，这些都不是好弓。朕问什么缘故。他们说，木心不直，自然脉理都邪，弓虽然硬，发箭却不能直。朕这才知道自己过去鉴别的不精。朕用弓箭定天下，还不能真正辨别弓箭的好坏，何况天下的事情繁多，我怎么能全都懂得呢？”
贞观四年（630），唐太宗下令修复洛阳宫，准备自己到洛阳游玩时使用。给事中（专门负责向皇帝上书论述政令得失的官员）张玄素上书反对。他说：“修复洛阳宫并不是当前最紧要的事情。当年，隋炀帝修建洛阳宫，大兴土木，用两千人拉一根大柱，从几千里以外运到洛阳，劳民伤财，给百姓造成多么大的苦难。如今，战争刚刚结束，财力不足，人民的元气还没恢复，陛下却先修缮洛阳宫，这不是比隋炀帝还残暴吗？”唐太宗听了很不高兴，说：“你认为朕不如隋炀帝，那么朕比桀、纣如何呢？”张玄素并不退让：“如果这个工程不停止，陛下和隋炀帝、夏桀、殷纣的差距实在不大。”尽管这番不客气的批评听起来很是刺耳，但是唐太宗还是做了认真的考虑，觉得张玄素的话有道理。他感叹地说：“朕考虑不周到，你说得很对。”于是立即下令停工，并且赏赐张玄素二百匹彩缎，奖励他直言进谏。
濮州刺史庞相寿因为贪污被罢了官。他跑到唐太宗那里求情，说自己多年在秦王府跟随唐太宗东征西讨，如今天下已定，自己却落得这样的下场。唐太宗很同情他，要撤销对他的惩处，恢复他的官职。魏徵坚决反对，对唐太宗说：“过去秦王府的人，现在官居要职的非常多，如果人人都仗着旧关系为非作歹，谁还肯做好事呢？”唐太宗接受了魏徵的意见，对庞相寿说：“朕过去做秦王，不过是秦王府的主人，凡事为你们说话；如今朕是皇帝，就是天下的主人了，不敢偏袒老朋友。”
唐太宗鼓励各级官吏畅所欲言，不要因为怕得罪皇帝而隐瞒真相。有一次，他询问监修国史的房玄龄：“自古以来撰修国史都不让本朝的君主看，这是为什么呢？”房玄龄回答说：“一个正直的史官，他撰写的国史一定会如实地记录，对君主的功业不做夸大，对君主的过失也不加粉饰隐瞒。所以不会叫当代的国君看到，因为国君看到对他不利的记录，就可能发怒，影响史官的工作，还可能强迫史官修改记录，删除君主的过错。君主看到里面记载着自己的过错，一定会发怒，所以国史都不让本朝的君主看。”唐太宗说：“有什么写什么，怎么会得罪君主呢？朕很想看看国史上怎样写的，以前的错误，作为今后的鉴戒不再犯，这有什么不好？”房玄龄把有关高祖、太宗的两部分历史材料整理好，送给唐太宗看。唐太宗看到武德九年六月四日条下，记载有关玄武门之变杀死李建成、李元吉的情形，叙述得十分含糊，有意为秦王发动政变遮掩。他把编写国史的史官叫来，细致地讲了一遍当时的情况，并说诛杀李建成、李元吉一事不必隐讳，因为这是安定国家、有利于百姓的事情。他还说：“史官写历史，应该去掉浮词虚语，秉笔直书，这样才能起到惩恶劝善的作用。”唐太宗看本朝实录，开了一个恶例，使后来的皇帝敢于干涉史官的记录，破坏了中国史官独立的优良传统。但是唐太宗的本意不是这样的，作为一个自认为英明圣哲的皇帝，他很想知道别人尤其是史官认为他在哪些方面有所谓过失。
在唐太宗的倡导下，大臣们都敢于直言，甚至连一个小地方官也敢于说出自己的意见。栎阳县丞刘仁轨是个八品小官，他反对唐太宗在秋收大忙季节出去打猎，要求改在冬闲的时候进行。唐太宗不但采纳了他的意见，还提升了他的官职，以示鼓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