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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章 驳《说儒》[1](1)

一《说儒》的基础建立在一个对比上

胡适的《说儒》,初发表于《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四本第三分,后收入《论学近著》。他说儒本殷民族的奴性的宗教,到了孔子才“改变到刚毅进取的儒”。孔子的地位,就完全和耶稣基督一样。他有一段文章,把孔子和耶稣对比,我且把它抄在下面:

犹太民族亡国后的预言,也曾期望一个民族英雄出来,“做万民的君王和司令”(《以赛亚书》五五章四书),“使雅各众复兴,使以色列之中得保全的人民能归回——这还是小事——还要作外邦人的光,推行我(耶和华)的救恩,直到地的尽头”(同书四九章六节)。但到了后来,大卫的子孙里出了一个耶稣,他的聪明仁爱得了民众的推戴,民众认他是古代先知预言的“弥赛亚”,称他为“犹太人的王”。后来他被拘捕了,罗马帝国的兵给他脱了衣服,穿上一件朱红色袍子,用荆棘编作冠冕,戴在他头上,拿一根苇子放在他右手里;他们跪在他面前,戏弄他说:“恭喜犹太人的王啊!”戏弄过了,他们带他出去,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犹太人的王“使雅各众复兴,使以色列归回”的梦想,就这样吹散了。但那个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殉道者,死了又“复活”了:“好像一粒芥菜子,这原是种子里最小的,等到长大起来,却比各样菜都大,且成了一株树,天上的飞鸟来宿在他的枝上”,他真成了“外邦人的光,直到地的尽头”。

孔子的故事也很像这样的。殷商民族亡国以后,也曾期望“武丁孙子”里有一个无所不胜的“武王”起来,“大镈是承”,“肇域彼四海”。后来这个希望渐渐形成了一个“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悬记,引起了宋襄公复兴殷商的野心。这一次民族复兴的运动失败之后,那个伟大的民族仍旧把他们的希望继续寄托在一个将兴的圣王身上。果然,亡国后的第六世纪里,起来了一个伟大的“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圣人。这一个伟大的人不久就得着了许多人的崇敬,他们认他是他们所期待的圣人;就是和他不同族的鲁国统治阶级里,也有人承认那个圣人将兴的预言要应在这个人身上。和他接近的人,仰望他如同仰望日月一样,相信他若得着机会,他一定能“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绥之斯来,动之斯和”。他自己也明白人们对他的期望,也以泰山粱木自待,自信“天生德于予”,自许要做文王周公的功业。到他临死时,他还做梦“坐奠于两楹之间”。他抱着“天下其孰能宗予”的遗憾死了,但他死了也“复活”了:“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他打破了殷周文化的藩篱,打通了殷周民族的畛域,把那含有部落性的“儒”抬高了,放大了,重新建立在六百年殷周民族共同生活的新基础之上;他做了那中兴的“儒”的不祧的宗主;他也成了“外邦人的光”。“声名洋溢乎中国,施及蛮貊。舟车所至,人力所通,……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

他的说法,基本就建立在这样一个对比上。这是很成问题的。当然,为了要建立这个对比,他也有他的一些根据。我们现在就请来追究他的根据。

二三年之丧并非殷制

最主要的根据怕就是三年丧制的溯源吧。三年丧制本是儒家的特征,胡适往年是认为孔子的创制,据我所见到的也是这样。但在《说儒》里他却改从了傅斯年说,以为这种制度本是殷人所旧有,殷灭于周,殷之遗民行之而周不行,下层社会行之而上层社会不行,故孔子说:“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论语·阳货》)而孟子时的滕国父兄百官反对行此丧制时,说:“吾宗国鲁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孟子·滕文公上》)这个新说在求文献的彼此相安,面面圆到上,诚然是美满的发明,但可惜依然没有证据。

《尚书·无逸篇》里说:“其在高宗,时旧劳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阴三年不言。”这个故事大约就是唯一的证据了吧。但这个故事,在孔子的大门人子张已经就弄不明白,质问过他的老师。《论语·宪问篇》载有他们师弟间的问答:

子张曰:“《书》云:‘高宗谅阴,三年不言’,何谓也?”

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总己以听于冢宰三年。”[2]

这段文字在《说儒》里也是被征引了的,博士对此丝毫没有怀疑,但我觉得我们的圣人似乎有点所答非所问。“谅阴”或“亮阴”(也有作“谅闇”或“梁闇”的)这两个古怪的字眼,怎么便可以解为守制呢?一个人要“三年不言”,不问在寻常的健康状态下是否可能,即使说用坚强的意志力可以控制得来,然而如在“古之人”或古之为人君者,在父母死时都有“三年不言”的“亮阴”期,那么《无逸篇》里所举的殷王,有中宗、高宗、祖甲,应该是这三位殷王所同样经历过的通制。何以独把这件事情系在了高宗项下呢?子张不解所谓,发出疑问,正是那位“堂堂乎张也”的识见过人的地方。可惜孔子的答案只是一种独断式,对于问题实在并没有解决到。而所谓“古之人皆然”的话,尤其是大有问题的。真正是“古之人皆然”吗?在这儿却要感谢时间的经过大有深惠于我们,我们三千年下的后人,却得见了为孔子所未见的由地下发掘出的殷代的文献。

一癸未王卜贞:酒肜日自上甲至于多后,衣。亡它自尤。在四月,惟王二祀。(《殷虚书契》前编三卷二十七页七片)

二王卜贞:今由巫九咎,其酒肜日〔自上甲〕至于多后,衣。亡它在尤。在〔十月〕又二。王稽,曰大吉。惟王二祀。(同上三卷二十八页一片)

三癸巳王卜贞:旬亡尤。王稽,曰吉。在六月,甲午,肜甲。惟王三祀。(同上续编一卷二十三页五片)

四癸酉王卜贞:旬亡尤。王稽,曰吉。在十月又一,甲戌,妹工典,其镈,惟王三祀。(同上一卷五页一片)

这些是由安阳小屯所出土的殷虚卜辞,由字体及辞例看来,是帝乙时代的纪录。(时代规定的说明很长,在此从略,下面将有略略谈到的地方。)这里面还有少数的字不认识,但大体是明白的。请看这儿有什么三年之丧的痕迹呢?第一第二两例的“衣”是“五年而再殷祭”之殷,古人读殷声如衣,这是已成定论的,是一种合祭。两例都同在“王二祀”,即王即位后的第二年,一在四月,一在十二月。仅隔七八月便行了两次殷祭,已经和礼家所说的殷祭年限大有不同;而在王即位后的第二年,为王者已经在自行贞卜,自行稽疑,自行主祭。古者祭祀侑神必有酒肉乐舞,王不用说是亲预其事了。这何尝是“三年不言”,“三年不为礼”,“三年不为乐”?何尝是“百官总己以听于冢宰”,作三年的木偶呢?

第三第四两例也是同样。那是在王的即位后第三年,一在六月,一在十一月,而王也在自行贞卜,自知稽疑,自行主祭。

这些是祭祀的例子。此外,畋猎行幸之例虽然还没有见到,但我相信一定是会有的,或者还藏在地下,或者已经出土而未见著录。而且卜辞系年是稀罕的例子,畋猎行幸之例已见著录者已经很多,虽然通未系年,但要说那里面绝对没有王元祀,王二祀,王三祀时的贞卜,那是谁也不能够的。

殷代的金文不多,系着元、二、三祀的例子也还没有见到。周代的是有的,也毫无三年丧制的痕迹。但那是事属于周,在这儿就不便征引了。

三高宗谅阴的新解释

根据上举铁证,我们可以断言:殷代,就连王室都是没有行三年之丧的。问题倒应该回头去跟着二千多年前的子张再来问一遍:

《书》云:“高宗谅阴,三年不言”,何谓也?

健康的人要“三年不言”,那实在是办不到的事,但在某种病态上是有这个现象的。这种病态,在近代的医学上称之谓“不言症”(Aphasie),为例并不稀罕。据我看来,殷高宗实在是害了这种毛病的。所谓“谅阴”或“谅闇”大约就是这种病症的古名。阴同闇是假借为瘖,口不能言谓之瘖,闇与瘖同从音声,阴与瘖同在侵部,《文选·思玄赋》,“经重瘖乎寂寞兮”,旧注,“瘖古阴字”,可见两字后人都还通用。这几个字的古音,如用罗马字来音出,通出ám,当然是可以通用的。亮和谅,虽然不好强解,大约也就是明确、真正的意思吧。那是说高宗的哑,并不是假装的。得到了这样的解释,我相信比较起古时的“宅忧”、“倚庐”的那些解释要正确得多。请拿《尚书》的本文来说吧。“其在高宗,时旧劳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又)亮阴,三年不言”:是说高宗经历了很多的艰苦,在未即位之前,曾在朝外与下民共同甘苦(大约是用兵在外吧);即了位之后,又患了真正的瘖哑症,不能够说话,苦了三年。这样解来,正是尽情尽理的。

据上所述,可见把“谅阴三年”解为三年之丧,也不过如把“雨我公田”解为井田制之类而已。那自然是同样的不可靠。本来孔子原是注重实据的人,他要谈殷礼,曾痛感到宋国文献之不足征。高宗的故事当然也是无多可考的,仅仅六个字,他要把它解成了“君薨,百官总己以听冢宰三年”(《论语·宪问》),大约是由于他的“托古改制”的苦衷,加以淑世心切,又来一句“古之人皆然”的话,都不过如敝同乡苏东坡的“想当然耳”之类。知道得这一层,那么“天下之通丧也”的那么一句,也就尽可以不必拘泥了。如一定要与圣人圆个诳,我看也尽可以解为“古之天下”,或者来个悬记,说是“将来之天下”。好在《论语》本是孔子的徒子徒孙们的断烂笔记,偶尔脱落几个字是事有可能的。

我要再来申说一下那“不言症”的病理。那种病症有两种型:一种是“运动性不言症”(motorische Aphasie),一种是“感觉性不言症”(sensorische Aphasie)。前者的脑中语识没有失掉,只是末梢的器官不能发言,有时甚至于连写也不能写,不过你同他讲话他是明白的。后者是连脑中语识都失掉了,听亲人说话俨如听外国语。德国话称这种为Worttaubheit或Seelentaubheit,译出来是“言聋”或“魂聋”。两种不言症都有种种轻重的程度,我在这儿不便写医学讲义,只好暂且从略。但其病源呢?据说是大脑皮质上的左侧的言语中枢受了障碍。有时是有实质上的变化,如像肿疡外伤等;有时却也没有,没有的自然是容易好的。殷高宗的不言症,大约是没有实质变化的一种,因为他是没有受手术而自然痊愈了的,由这儿我们可以推想得到。

殷高宗的“谅阴”既是不言症而非倚庐守制,那么三年之丧乃殷制的唯一的根据便失掉了。

〔追记〕殷高宗曾患不言症,卜辞中已有直接证明。武丁时卜辞每多“今夕王言”或“今夕王迺言”之卜,往时不明其意者,今已涣然冰释。

四论《周易》的制作时代

胡适似乎很相信《周易》,《说儒》里面屡屡引到它。最有趣味的是他根据章太炎把《需》卦的那些卦爻辞来讲儒,他说那儿所刻画的是孔子以前的柔懦而图口腹的儒者。孔子的出现是把这种儒道改革了的。有趣是有趣,可惜牵强得太不近情理,记得已经由江绍原把他驳斥了。但他除《需》卦而外也说到了其它,你看他说:

我们试回想到前八世纪的正考父的《鼎铭》,回想到《周易》里《谦》、《损》、《坎》、《巽》等等教人柔逊的卦爻辞,回想到曾子说的“昔者吾友尝从事”的“犯而不校”,回想到《论语》里讨论的“以德报怨”的问题,——我们不能不承认这种柔逊谦卑的人生观正是古来的正宗儒行。孔子早年也从这个正宗儒学里淘炼出来……后来孔子渐渐超过了这个正统遗风,建立了那刚毅弘大的新儒行,就自成一种新气象。

这儿的大前提中也把《周易》的《谦》、《损》、《坎》、《巽》等卦包含着。《周易》里面也有《乾》、《大壮》、《晋》、《益》、《革》、《震》等等积极的卦,为何落了选,都暂且不提。其实要把《周易》来做论据,还有一个先决问题横亘着的,那便是《周易》的制作时代了。这层胡适也是见到了的,你看他说:“《周易》制作的时代已不可考了”,但回头又下出一个“推测”,说“《易》的卦爻辞的制作大概在殷亡之后,殷民族受周民族的压迫最甚的一二百年之中”,而断定作者“是殷人”。这个“推测”和断定,连边际也没有触到。关于这,我在三年前已经用日本文写过一篇《周易之制作时代》。发表在日本的《思想》杂志上(一九三五年四月)。那文章早就由我自己译成中文寄回国去,大约不久就可以问世了吧。

我的见解,《易》的作者是臂子弓,作的时期是在战国前半。详细的论证已有专文,但在这儿不妨把一个重要的揭发写出。

中行告公,用圭。(《益》六三)

中行告公,从。(《益》六四)

朋亡,得尚(当)于中行。(《泰》九二)

中行独复。(《复》六四)

苋陆,中行无咎。(《》九五)

这些爻辞里面的“中行”,尤其前四项,无论怎样看,都须得是人名或官名。这些爻辞里面应该包含有某种故事。想到了这一层,这钥匙就落在我们手边了。请看《左传》僖公二十八年的传文吧,那儿有这样的话。

晋侯作三行以御狄。荀林父将中行,屠击将右行,先蔑将左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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