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尔海姆·费菲尔（Wilhelm Pfeffer）所做的实验已经表明，许多隐花植物的雄性细胞不但会天然地受到雌性细胞的吸引，而且会受它们在自然环境中接触的物质的吸引，或者会受到实验中使它们接触到的物质的吸引。在后一种情况下，它们有时只能在实验中才会接触到那些物质，在其他环境中接触不到。在这种条件下，蕨类植物的雄性细胞不但会受到颈卵器分泌的天然果酸的吸引，而且会受到人工合成果酸的吸引；而苔藓的雄性细胞则或者会受到雌性细胞的天然果酸吸引，或者会受到从蔗糖中提炼的果酸的吸引。受到溶液浓度影响（对此我们还无法解释）的雄性细胞，会朝着溶液中浓度最高的部分移动。费菲尔把这种运动称为“趋药性的”（chemotactic）运动，并且创造了“向药性”（chemotropism）这个词，以说明这些现象以及由化学物质导致的细胞运动的其他许多无性生殖现象。很多事实都能证明一个看法：雌性对雄性施加的吸引力（它能在远处通过雄性的感觉器官产生影响），其某些方面应当被看作类似于向药性。
这种向药性还极有可能解释另一种现象：尽管子宫内膜分泌液的流动方向是自内向外的，哺乳动物的精子为什么还是会用几天的时间极力进入子宫，其运动无休无止，坚持不懈。精子虽然受到机械运动的或其他的阻碍，但还是以一种几乎难以置信的必然性，朝着卵细胞运动。与此相关，我们会想到许多鱼类那些惊人的洄游之旅。鲑鱼群要旅行数月，其间实际上根本不吃东西，从远海逆流而上，游向莱茵河的源头，其目的就是到那些安全、食物充足的地点上产卵。
最近，我一直在阅读法肯伯格（P.Falkenberg）关于某些地中海海藻繁殖过程的文笔美丽的札记。我们谈到磁铁两极之间的磁力线时，其实是在谈一种自然力，它和那种使精子坚持不懈地朝着卵细胞运动的吸引力没有什么不同。两者的主要区别似乎在于：对于没有知觉的物质之间的吸引力来说，其张力建立在两个磁极之间的媒介上；而在有生命物质身上，这种张力则似乎只存在于其机体本身。法肯伯格认为，精子游向卵细胞时，能克服来自光源的力，而在其他情况下，这种力却会对精子产生影响。性的吸引力，即相当于趋药性的力，比趋光力更强。
两个（按照我的公式）不相适合的个体之间出现了结合，如果后来对任何一方的自然补足呈现出了放弃倾向，这种权宜的结合马上就会自动地服从于不可避免的自然规律。此时会出现离异，根据事物的不同性质，这种离异或许是结构成分上的，就像把铁硫酸盐和苛性钾放在一起时，SO4离子会离开铁而与钾元素结合那样。在自然界，如果即将产生对这种潜在差异的纠正，我们如果从道德角度去对这种现象作出臧否，大多数人就极有可能作出荒唐可笑的判断。
这就是歌德的小说《选择性的亲和力》[8]所表达的主要思想。在那部作品第一部的第四章里，歌德以这种亲和力为题，写了一篇有趣的序言，其中充满了令人无法梦想到的未来意义，也充满了他日后生活中注定将充分体验到的这种力量。我必须承认自己为一点感到自豪，即这本书是表达他有关思想的第一部作品。尽管如此，我还是像歌德一样，并不打算提倡离婚，而只是想对离婚现象作出解释。有许多否定离婚、能使人抵御离婚的人性动机，我将在后面讨论这些动机。在人类身上，性欲的肉体表现并不像在低等动物身上那样完全受自然规律的制约。根据一个事实，我们就能看到这种征象：人在一年当中都具有性欲；在人身上，甚至几乎不存在家畜那种特定的春季发情期。
性亲和力的规律还在另一个方面近似于理论化学的一条著名定律，尽管两者之间其实有着显著的差别。化学反应的强度与参与反应的物质的质量成正比，例如，更强的酸溶液与更强的基液结合后会产生更强的亲和力，这就像一对更具雄性和雌性的生物相结合的结果一样。不过，生命过程与无生命的化学物质反应之间，却存在着一种本质上的区别。有生命的机体在构成上并不是同类的和同向性的；它不能被划分成几个性质相同的更小部分。这种差别来自个体原则，来自每个生物都是个体这个事实，来自生物从结构上就具有个体性这个事实。因此，生命机体的活动才不像无生命的化学反应，不可能出现其中占更大比例的成分形成一种化合物、占比例较小的成分形成另一种化合物的现象。不仅如此，有机体的向药性还可能产生负面的结果。在某些情况下，A的值会呈现出负数；换句话说，性吸引力可能表现为性排斥。在纯粹的化学过程中，的确也会出现程度不同的排斥反应。然而，从来没有人把催化干扰引起的某种反应的全部失败等同于性排斥。至少最近的调查表明，那些干扰因素只是在或长或短的间隔之后才会引起反应。另一方面也频繁出现一种情况：在一种温度下形成的化合物，在另一种温度下会解体。在这里，反应的“指数”是一个表示温度的函数，而在生命活动的过程里，它可能是一个表示时间的函数。
在因数“t”（即反应的时间）的值当中，还可能找到性吸引力的最后一种类似于化学过程的表现，只要我们愿意继续进行这两种过程的比较，而并不太介意这样的比较。我们可以思考一下那个表示反应速度的公式，看看两个个体之间产生性吸引力的不同速度，再回想一下A值是怎样随着“t”值的变化而改变的。不过，我们绝不能试图把康德所说的“数学上的空虚”（mathematical vanity）这个术语代入我们这些方程式，否则就会使它们更复杂、更困难，因为那个术语的真实性并不确定。一切能暗示出来的东西都很简单。随着两个个体接近的时间的增加，肉体的欲望也会增长。如果把他们关在一起，只要没有互相排斥，只要不存在使他们互相排斥的因素，两者关系的发展就会像某种缓慢的化学反应那样，要经过更长的时间之后才能看到结果。这样的情况造成了那种相信所谓“没有爱情的婚姻”的见解，它认为“婚后自会有爱情，时间会带来爱情”。很显然，我们不应当过分强调性亲和力与纯化学过程之间的相似性。尽管如此，我还是认为这样的比较很富于启发性。我们现在还不清楚，性吸引力是否等于生物的向性（tropism）。讨论性欲的普遍问题，如果不超出性的单纯范围，就无法得到最终的答案。爱的现象，要求我们从另一个角度去研究，在本书的第二部分里，我还会讨论这个问题。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不能否认：把人类的性吸引力比作向药性的时候，这两者之间确实存在着相似性。在这方面，我可以用歌德的《选择性的亲和力》里的人物爱德华（Edward）和奥黛莉（Ottilie）的关系作为例证。
提到歌德的这部浪漫作品，我们自然会想到讨论婚姻问题。我可以在这里提出几个实际的推论，它们似乎和本章的理论思考相符。很显然，在性吸引力方面，存在着一条自然规律，它与其他自然规律没有多少区别。这个规律表明：性欲虽然有无数层次不同的表现，但人们总是能发现那种配偶，双方几乎都完美地适合于对方。婚姻迄今仍然具有其合理性，而从生物学的角度看，自由恋爱应当受到谴责。不过，单偶婚姻的问题更加难以说清，其解决办法涉及一些其他因素，例如这种婚姻的周期（我们将在以后讨论这个问题）以及随着时间的增长出现的性趣味的变化等。
我们可以从异长花柱的现象里导出第二个结论。“非法授精”几乎无一例外地降低了后代的生育力，这个事实尤其能使我们得出第二个结论。这使我们想到，在其他的生命形式里，最强壮、最健康的后代全都来自一种结合，其中性的相适性都达到了最大限度。正如一句老话所说，“来自爱情的孩子”最终会被证明是最健康强壮、最富于生命力的人。因此，对改良人类感兴趣的人必须从纯卫生学的角度去考虑这个问题，去反对通常那种出于利益考虑而结成的商业式婚姻。
这个性吸引力规律如果被用于指导对动物的繁育，很可能产生有益的结果。我们必须更加注意准备交配的动物的第二性征。为了使对母马没有吸引力的种马与前者交配，采用人工授精的方法并不总会失败，但其后代的质量却不高。为了使母马怀孕而使用假种马去授精，这个方法的一个最明显结果大概就是其后代会极度神经过敏，而必须用溴化物和其他药物才能医治这种症状。同样，现代犹太人的退化，其部分原因也可能是：在他们当中，出于其他理由、而不是出于爱情的婚姻格外普遍。
在达尔文以仔细的观察和实验证实的许多基本原理（后来，其他的研究者也证明了它们）当中，存在着一个事实：在关系极近的个体之间，在物种特征过于不同的个体之间，性的吸引力全都微乎其微；此外，即使这样两个个体能结合在一起，其后代通常也会早夭或者非常虚弱，或者没有任何实际生育能力。同样，异长花柱植物的“合法授精”产生种子，会比非法授精所产生的更多、更有活力。
可以概括地说，表现出最强的性吸引力的父母，其后代最具成功的活力。
这个规则当然是普遍性的，它暗示出了一点：可以从本部分的前几章里得出的一个结论是正确的。男女在结婚并怀孕以后再去克服彼此的性厌恶，这不会给后代带来什么益处，因为这势必会损害即将出生的子女的身心特点。但有一点确定无疑：许多没有子女的婚姻都是没有爱情的婚姻。我们已经论证过了两个互补的个体之间存在着更强烈的性吸引力，如果双方的性行为密切联系着这种性吸引力，怀孕的可能性便会增加。
[1]这是四幕歌剧《卡门》（Carmen）里吉卜赛女工卡门在第一幕中的唱词。该剧根据法国作家梅里美（Merimée，1803—1870）的同名小说改编，由法国作曲家比才（Bizet，1838—1875）作曲，1875年3月在巴黎首演。——译注
[2]ad unguem：（拉丁语）达及指甲，意为“惟妙惟肖”、“连最小的细节都完全一样”。——译注
[3]这句话的原文为“Like poles repel，unlike attract”。此句译文没有采取约定俗成的译法（即“同性相斥，异性相吸”），以避免造成误解，因为在这个具体语境中，poles指的不是“性别”，而是“性格”或“极性”。——译注
[4]奥斯瓦德（Oswald Veblen，1880—1960）：通译“维布伦”，美国数学家，以其在射影几何学以及拓扑学上的研究而闻名。——译注
[5]阿凡纳留斯（Richard Heinrich Ludwig Avenarius，1843—1896）：德国哲学家，生于巴黎，1877年后任苏黎世大学哲学教授。——译注
[6]多用量（multiponible）：此字是阿凡纳留斯自造的，由法语的“disponible”（可用的）加拉丁语前缀“multi”（多）构成。——译注
[7]林寇斯（Josef Popper-Lynkeus，1838—1921）：奥地利哲学家、社会改革家、发明家。——译注
[8]《选择性的亲和力》（Wahlverwandtschafften）：歌德在1809年发表的小说，其中提到在爱德华和夏绿蒂夫妇办的家庭聚会期间，爱德华迷恋奥黛莉。这本书的书名在我国被译为《亲和力》。——译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