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假定这些变化的原因是：每个细胞内决定性别的因素通常都各不相同。如果不作这样的假定，而是设想细胞从它们最早的胚胎发育阶段就一直是稳定不变的，那么，描述任何个体的性别就非常简单了，只要衡量一下其性腺与该性别的正常类型相差多少就行，而这将比实际上简单得多。然而，我们却不能把性别看作一种想像出来的正常量，均匀地分布于个体的全身，因而任何细胞的性征都能作为衡量其他任何细胞性征的尺度。尽管所有细胞中通常都存在同一种特定性别，但作为例外，同一身体的不同细胞或器官的性征，也可能极为不同。事实上，我们可以肯定：整个身体都具有几乎完全一致的性征的情况更为常见；而不太常见的情况是：不同的器官（甚至不同的细胞）当中都存在着出现显著性别分歧的趋势。至于这些可能出现的变化究竟会有多大，我们只能通过对个案的调查才能确定。
有一种流行的观点，其产生日期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时代，很多医生和动物学家也都支持它，那就是：一只动物如果被阉割，它身上就会突然出现另一性别的特征。如果对雄性的阉割会导致雌性性征的出现，那么，人们就应当怀疑每个细胞是否真的具有独立于性腺之外的原初性别。但是，塞尔海姆（Sellheim）和弗格斯（Foges）最近的实验结果却表明：被阉割雄性动物的性别类型不同于雌性动物，阉割并没有使雌性性征出现。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最好是不去追求过于宽泛、过于极端的结论。正常的腺体被切除或萎缩以后，第二种潜在的异性腺体可能会被唤醒并活跃起来，从而支配了受损机体的性别。在许多情况下（人们很容易把它们当作雄性性征完全存在的例证），雌性的性腺在更年期退化之后，还会出现雄性的第二性征，例如老太婆会生出胡子，老牝鹿有时也会生出短短的鹿角，或者老母鸡会生出公鸡羽毛等等。不过，除了受到年老体衰或手术的影响之外，在实际上却从未见过这种变化。
然而，在甲壳纲的某些寄居性鱼类（它们属于缩头水虱科，Cymothoidoe）身上，这种变化却是其生命史中的正常现象。这些动物属于一种特殊的雌雄同体，雄性器官和雌性器官在它们身上共存，但并不同时发挥功能。它们以类似“雄蕊先熟”（protandry）的方式存在，每一个体都先行使雄性功能，然后行使雌性功能。在它们作为雄性活动期间，它们具备正常的雄性生殖器官，而一旦雌性输卵管和孵化器官开始发育，雄性生殖器官便会被丢弃。类似情况也可能出现在人类身上，其表现就是“男性化”（eviratio）和“女性化”（effeminatio），这些都是老年性病理学的发现。因此，履行了切除男人睾丸的关键性手术以后，我们也不能认为一定不会出现某种程度的女性化。［对于女性也是如此。女性的卵巢被切除后，我们也不能认为一定不会出现雄性的性征。——作者原注］另一方面，这种联系又不是普遍的和必然的，对一头牝鹿的阉割并不一定会使它的个体上出现异性的性征，这个事实可以证明我们必须假定一点：细胞最初出现在全身，是由雄性原生质或雌性原生质决定的。
每一个细胞都具备原初的性别，而性腺的分泌对它们的影响很小。考察把雄性生殖腺移植到雌性机体上所产生的影响，可以进一步证明这一点。这样的实验如果想得到准确的结果，睾丸将被摘下的雄性动物，在血缘上就必须尽量和接受睾丸移植的雌性动物接近，例如这两只动物可以是兄弟姐妹，它们的种质应当尽量相似。这个实验要取得成功，在很大程度上要靠尽量限定实验的条件，以使结果中不会混杂互相冲突的因素。在维也纳进行的一些实验已经表明：互换了无血缘关系的雌性动物（它们是任意挑选出来的）的卵巢之后，两个卵巢会出现萎缩，但两只动物的第二性征却没有受损（即没有出现乳腺的退化）。不仅如此，把一只动物的生殖腺从它们的自然位置上移走，移植到同一只动物体内的一个新位置上（这样它就仍旧保留着自己的机体组织），其充分发育的第二性征依然会继续保留下去，就像没有接受过移植手术一样，至少在几例成功的手术后是如此。两只动物之间卵巢移植的失败，其原因可能是两个机体组织之间不具备亲族关系，种质的影响可能是头等重要的。
这些实验很像那些异体输血的实验。外科医生们都遵守一条实际规则：抢救严重失血的患者时，要输入的血必须来自该患者的同一亲族，供血者应当与患者性别相同。输血与移植的相似性马上就变得十分明显了。我这些见解如果是正确的，那么，当外科医生并不满足于注射常规的生理盐水而准备给病人输血时，他就不但必须采用患者亲族中同一性别者的血，而且还要求供血者在雄性或雌性的程度上和患者相近。
输血实验不但支持了我的信念（即血球中存在着性征），而且补充解释了异性个体卵巢或睾丸移植失败的原因。只有在雄性原生质或雌性原生质的适当环境中，生殖腺的内分泌才能进行。
与此相关，我还想谈谈器官疗法（organotherapy）的医疗价值。我曾提到，把刚刚摘下的生殖腺移植到异性个体上，这根本没有效果。尽管如此，这还是不等于说：把卵巢分泌制剂注射到雄性血液中不会造成最严重的伤害。另一方面，有人反对器官疗法的原理，其依据就是：不能指望取自非近亲物种的器官移植后取得良好效果。而更有可能的是，提倡器官疗法的医生们由于忽视了种质的生物学理论，在治疗方面错过了许多有价值的发现。
种质、种质的存在能把特定的种属赋予那些失去生殖功能的组织和细胞，这个理论还远远没有被人们接受。但是，至少所有的人都必须承认：种属特征被汇集在了生殖腺里；如果要使关于生殖腺素的实验不仅仅能提供一种良好的滋补品，我们就必须去观察实验动物之间那种最密切的关联。对于生殖腺的移植，对于把生殖腺素注射到两只同一血统的被阉割公鸡体内，也可以进行并行的实验。例如可以做两个实验，其一是把其中一只的睾丸移植到它腹腔内的另一个部位，或者移植到另一只公鸡体内的相同部位；其二是把其中一只的睾丸素注射到另一只的静脉里。比较两个实验的效果。这种平行实验也能增加我们的知识，让我们了解到什么是最佳的媒介以及睾丸素的最佳用量。从理论的角度上说，我们也很需要获得一些知识：生殖腺的内分泌是否能与细胞种质化合；它是否能起到生理刺激的作用，而并不取决于其用量的大小。目前，我们还根本不具备能让我们提出明确见解的有关知识。
每个细胞都具有原初性别，这种性别虽然通常都很微弱，但仍然是决定性别影响的要素。［青春期以前就存在性别差异，这表明生殖腺内分泌的力量并不能决定一切。——作者原注］要证实这个理论，就必须理解一点，即生殖腺的内分泌对构成性征的影响是很有限的。所有的细胞和组织中都存在这些层次分明的原始性征，如果能确认这一点，那我们就可以得出许多意义深远的重要结论。我们会发现，个体的卵细胞和精子具有程度不同的雄性或雌性，这不但表现在不同个体内，而且表现在同一个体的卵巢或睾丸内，尤其是在不同的时间里；例如，精子的大小及其活动方式会有所不同。对这些情况，我们至今仍然知道得很少，因为没有人按照应有的思路去思考这些问题。
与此相关，我还想到了一个极为有趣的情况。不同的研究者都多次观察到了一个现象：在两栖纲动物（Amphibia）的睾丸中，不但存在处于不同发育阶段的精子，而且还有成熟的卵子。对观察到的这个现象，研究者们的这种解释起初引起了争议。有人指出，睾丸血管里的细胞大得超常，所以才被他们错误地当成了卵子；但现在，这个现象却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证实。另外，在这些两栖纲动物当中，还常常能见到中间性别的形态，而这样一来，我们宣布一个结论的时候就应当有所保留了，那就是：个体中存在着清一色的雄性原生质或者雌性原生质。从这个角度上看，鉴别新生儿性别的方法是最不令人满意的。只要观察到一个孩子具有男性器官（甚至尽管他长着亚茎化锥，[2]或者两只睾丸都未降入阴囊），人们马上就会宣布他是男孩，并从此把他当作男孩看待，尽管在其身体的其他部分里（例如大脑），确定性别的要素更接近雌性原生质而不是雄性原生质。更准确的性别鉴定法还是越早推行越好。
作为以上一系列的归纳和演绎的结果，我们可以很有把握地认为：所有的细胞都具备明确的、决定性别的原初要素，而我们一定不能认为它们在同一个体内是相似的或者近于相似的。每一个细胞，每一个细胞结，每一个器官，在从雄性原生质到雌性原生质的标尺上，都具备各自的指数。要准确地鉴定性别，就必须考察整体的各个指数。如果我相信自己仅仅根据一个案例就写出了这本书，那么，我很愿意承受对本书中所有理论错误和实际错误的责备。
决定性别的原初要素的不同，加上内分泌的种种差异（不同个体的内分泌质量和数量也不相同），导致了中间性别形态的现象。雄性原生质和雌性原生质具有无数的变体形式（它们都是微小的介质，与内分泌共同发挥作用），造成了本书前一章提到的那些细微差异。
到目前为止的这些结论如果可以被看作是正确的，那么，我们显然必须马上对男女两种类型的那些差异、对个体器官的结构及其功能（通过它们，雄性原生质和雌性原生质的天赋会自动呈现在机体组织中）进行解剖学的、生理学的、历史的和哲学的考察。我们目前掌握的有关知识来自对平均数字的研究，但平均数字不能满足现代统计学家的需要，其科学价值非常有限。例如，考察大脑重量的性别差异时，研究者们迄今能证实的东西很少，这大概是因为没有人想到去考察典型状况，而鉴定性别全靠洗礼证明或者对外表的草草一瞥。这就像只要给每个“约翰”贴上“男性”的标签，给每个“玛丽”贴上“女性”的标签，他们就分别成了各自性别的代表一样！即使认为生理学的确切数据不必要，至少也应当确定不多几个事实，才能对性别作出正确的鉴定。那些事实包括全身的总体状况，它能作为判断男女性别的指导，例如股骨大转子、髂脊骨等部位之间的距离。这是因为，人体不同部分之间的性别协调，当然比巨大的性别差异更为常见。
把性别的中间形态当作衡量性别的典型对象，这种疏忽是错误之源。它已经毁坏了其他的调查，使我们迟迟无法获得真正有用的成果。例如，一些研究者想推测男性出生数量过剩的原因，却不得不尽力摆脱这个错误之源。通过某种特殊的方式，这种疏忽会对那些希望找到决定性别的最终原因的人作出报复。只有确定了那组研究对象中全部有生命个体的雄性程度和雌性程度，这些研究者才有理由怀疑自己的研究方法和各种假定。例如，如果根据那些能决定性别的要素的外貌，去给性别的中间形态分类（以前他们一直在这么做），他们就会遇到一些实例，而更充分的调查会表明：那些实例证明他们的结论是错的。相反，另外一些结论虽然看上去是错的，但实际上却是正确的。他们不知道理想男性和理想女性的概念，所以就没有一个衡量真实案例的标准，而只能继续朝着一些肤浅的、值得怀疑的结论摸索前进。例如，莫巴斯（Maupas）对一种轮虫（Hydatina senta）做性别鉴定实验时，总是发现实验的错误率在3%—5%之间。他预期在低温条件下产生雌虫，但雄虫出现的数量却总是比雌虫多3%—5%；同样，在温度较高时，雌虫出现的数量则比雄虫多同样的比例。这个错误很可能是由于那些轮虫处于性别的中间状态，包含雄性原生质的雌虫在温度较高时出现，而包含雌性原生质的雄虫则在温度较低时出现。这个问题在牛身上的表现更加复杂，更不用说在人类身上了。对人类的考察会得出更互不一致的结果，因此必须对其解释作出修正，其办法就是承认干扰因素的存在，它们来自实际存在的那些性别中间状态。作出这样的修正要困难得多。
对性类型的比较病理学研究，和对性类型的形态学、生理学和发育史的研究一样不可或缺。在这个考察领域里也像在其他考察领域里一样，统计数字能产生明确的结果。某些疾病在一种性别身上的发病率明显高于在另一性别身上，我们可以把这种现象描述为雌性原生质或雄性原生质所特有的或者先天的。例如，黏液腺瘤（Myxoedema）是女性的先天疾病；而阴囊积水（Hydrocele）则是男性的先天疾病。
但是，无论统计数字多么丰富、多么精确，只要没有证据表明：被研究的特定疾病的性质与男性性别或女性性别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有机联系，我们就不能认为统计数字不会成为理论错误之源。某些疾病与性别有关，这个理论必须说明一点：为什么那些疾病会仅仅出现在某一性别身上。用本书使用的术语说，就是为什么那些疾病只发生在相应的雌性原生质或雄性原生质上。
[1]海夫洛克·埃利斯（Henry Havelock Ellis，1859—1939）：英国著名性科学家、文学家，1933年发表性学专著《性心理学》（Psychology of Sex）。“埃利斯”又译“霭理士”。——译注
[2]亚茎化锥（hypo-spadism）：阴茎发育不全或呈现向雌性器官转化的趋势。——译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