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和玉环姨第一次见到她们的继母，是在北平东四五条一座幽静的四合院里。一九三一年春天，姥爷在这里租了间正房，续了一位后姥姥，叫王慕昭。
王慕昭是八旗贵族出身的一位格格，因姊妹中排四，所以都叫她四姑娘。只因清廷倒台，民国政府取消了前清遗老的俸禄，家道就此中落。当时四姑娘正值花样年华，却因高攀不起又低嫁不就，就这样把婚事一拖再拖，直拖到父母双亡，家财罄尽，她成了一个四十多岁的老格格。惶惑之时，四姑娘进了灯市口公理会的教堂，想听听耶稣基督怎么说。一位热心的教友便给她介绍了已在通州教会传道的姥爷，这门亲事随后便成了。于是，姥爷便开始往返于北平通州之间。一方面仍要照顾还在通州的母亲和玉环姨，一方面开始与四格格锅碗瓢盆地过起了日子。
那年初夏，正在通州富育女中附小教书的母亲，带着还在上学的玉环姨，进城觐见她们的继母。进门后，拐过影壁墙，看见一位微胖的中年妇女，正站在四合院中间的丝瓜架下，用小笊篱从一个硕大的鱼缸里，往外捞一条死金鱼。“咪咪咪”，她大声唤着，一只狸猫应声从墙头蹿下，将那死鱼叼走。
望着母亲和玉环姨，姥姥（我们后来一直这样叫她）显得很豁然：“瞧瞧这姐儿俩，活像两朵墙根下的白芍药。”母亲这才闻见满院子散发着的芍药香。
“知道你们来，我寻思了半天，也踅摸不出什么像样儿的东西来。”说着，她从屋里拿出两方新手帕：“这还是那年三贝勒家的老闺女送我的。英国货，真丝的，收着吧。”
姥爷笑着在一旁说：“收下吧。”母亲和玉环姨高兴地收下了。
后姥姥是一个过日子十分讲究的人，她曾对我说过，前清做姑娘时，她梳的是“两把儿头”。她总喜欢在高高的发髻里，掖进一个盛着清水的小瓷瓶，瓷瓶里插上一朵茉莉花。那花终日清香不败，只是脖子不能乱晃，总得挺着，时间长了，腰板儿也就习惯挺直了。
后姥姥这辈子没有生育过儿女，这让她不得不十分在乎姥爷家的姨舅们，因为她很清楚，只有善待这些今后能为她养老送终的李家兄妹，自己才不至于像很多前清八旗遗老那样饿毙街头。所以婚后第二年，这王慕昭便把自己的名字改了，从姥爷姓，改成了李慕昭。
母亲一九二九年在通州富育女中毕业后，考虑姥爷供养困难，便到富育女中附小当了教员。一九三四年，母亲考入河北保定福音医院高级护士学校，开始了她的人生征程。
一九三四年的八月底，北平前门火车站人头攒动的站台上，一个背着铺盖，拎着小藤箱的年轻姑娘，一边用目光搜寻着每节车厢的牌号，一边安慰着身边为她送行的小姑娘。与此同时，另一股人浪迎面涌来，一个年轻潇洒的青年学生，拉着身旁一个睁大眼睛四顾不暇的毛头小子，挤在出站的人流里。将要离开北平的姑娘就是我母亲，刚刚下车的小伙子就是我父亲。他们擦肩而过，谁都没想到日后的缘分。
回到燕大的第二天，父亲就领着叔叔，去了位于西山的香山慈幼院。在院长的客厅里，父亲见到了神态端宁的熊希龄。
熊希龄，字秉三，湖南凤凰人。清翰林院庶吉士，清末民初致力于宪政革新的著名学者，民国后做过国务总理。一九一七年直隶顺天大水，淹一百零八县，饥民遍野，哭号震天。熊希龄奉命督办水灾善后，沿途所见万分悲悯。遂与当时还存在的前清内务府交涉，将位于西山的前朝行宫静宜园拨出，改办香山慈幼院，专收灾民遗孤和弃儿。由于该院环境幽雅，师资雄厚，教学严谨，一些北平甚至外地的达官显赫也纷纷托关系将子女送进门来。一时间，这座孤儿堂竟成了众人瞩目的基础教育名校。
自我介绍之后，父亲恭敬地将吴雷川昨晚连夜写的一封信，交给熊希龄。在信中，吴老谈到了父亲，也谈到了叔叔，他希望香山慈幼院能给叔叔一张书桌、一只饭碗，他说这兄弟二人，将来都会是国家的有用之才。
熊希龄迟疑地站起身来，他忽然对父亲说：“外面很热，是吗？”父亲说是。他又坐了回去，示意父亲也坐下：“我原来创建香山慈幼院，旨在收养教化那些无家可归的孤儿，没承想近年来，一些其他子弟也纷至沓来，把个孤儿院搞成四不像了。”
父亲一直诚恳地望着他。
“这唐子洵的生父继母都在，嫡兄你又在燕京读书，与我招生要求相去甚远。当然，震春（吴雷川字）兄手书字字情真意切，让我为难呀。”
他忽然问父亲：“喝茶吗？”
父亲赶忙摇头：“家父浑浑噩噩，继母万般刁难，我虽在燕大读书，却一直勤工俭学，实在无力提携同胞骨肉，望院长再破例一次。”
熊希龄站起身来，父亲随之起立。
“这件事，容我再和下面商量一下，我会把结果告诉吴老的。”
父亲无奈，但显然不能再求，便随熊希龄走出客厅。
屋外骄阳似火。忽然，熊希龄看见院子中央站着一个素不相识的男孩子，只见他双脚合拢，挺胸抬头，汗水浸透衣衫，目光却炯炯有神，不禁一愣：“你是？”
“唐子洵！”叔叔大声回答。
熊希龄回头问父亲：“是你让他一直站在这里？”
父亲点头，目光低垂。
熊希龄大为感慨：“留下吧。”一句话，父亲潸然泪下。
后来提到这件事情，熊希龄还苦笑着对吴雷川说：“我就怕遇见程门立雪的苦孩子。”吴老含笑不语。
不久，吴老让父亲住进了吴宅。父亲利用每天的课余时间，除了给吴老的孙子补习英文外，还帮男仆文子收拾这里的房间小院，料理吴老的起居。
一九三五年初夏的一天，吃过晚饭后，吴老回到书房，一直默默地坐在那里，父亲要给他把台灯点亮，他摇了摇头说：“你忙去吧，我想安静一会儿。”
这一天，北平全城舆论哗然。因为前一天下午，民国政府代表何应钦在北平居仁堂约见日本代表高桥时，面告民国政府已全面答应日方的要求，即河北省党部即日撤销，中国军队调离河北全境，并将明令取缔一切抗日团体，禁止一切抗日言论。华北大门最终还是向日本人敞开了。
燕京大学鼎沸了，以张兆麟、王汝梅、陈翰伯、龚普生、黄敬为首的一批爱国学生，日夜于校内校外奔走呼号，所到之处群情激奋，万众相随。
然而，渐渐地，张师贤发现这些职业抗日的学生领袖们，对来自昌黎汇文、通州潞河和北平贝满等教会中学的同学，大都较为疏远，他们在一起议事时，总格外回避这些人。这一点，父亲体会更深。一直住在吴老家的父亲，常让一些同学敬而远之，父亲感到了孤独。
“他们当中有共产党，”张师贤对父亲说：“他们信不过咱们。”
第一次听说共产党，还是在昌黎汇文读初二的时候。那一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清党，报纸上常见到大幅共产党员人头落地的照片。父亲问徐维廉共产党是什么人，徐维廉沉思片刻说：“是些理想主义者。”
父亲再问：“理想主义者至于砍头吗？”徐维廉说：“他们的理想动摇了现行的国家制度。”父亲无话再问了。
姥爷的身体越发胖了。在完成燕京大学两年的进修后，他一如既往地往返于北平通州之间。通州教会要比燕郊教会大得多，庚子年教堂曾被义和团焚毁，重修后礼拜堂变大了。站在钟楼上向西看，姥爷常说：“要拿个望远镜来，备不住看得见广渠门的城楼子。”
姥爷一家人，向来不太关心政治。即便是被人欺侮，按姥爷的话说“别人打了你左脸，你就应准备右脸让他打。”随遇而安逆来顺受，一直是这个家庭所有成员共同遵守的法则。他们的国家民族意识比较淡漠，即便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一九三五年，三舅和玉环姨照样要去什刹海泛舟，母亲课余时间照样要钻到礼堂角落的钢琴旁练琴，大舅照样画他的夕阳、古道、瘦马，华北大地的逐渐沦陷，他们似乎无动于衷。
叔叔自从进了香山慈幼院，便像一只鸟儿飞上了蓝天。只是每天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他总会想念哥哥，像所有刚来这里的孩子想家一样。他问过年龄大的同学，燕京大学在哪儿？同学告诉他，就在海淀，离香山并不远。
一个星期天，父亲刚到图书馆坐下，外面就有人喊：“唐子清，有人在西大门找你。”父亲很奇怪，他在北平的熟人不多，而且从来没有人找到学校来。他赶紧朝西大门跑去，远远就看见叔叔站在门前又蹦又跳地喊：“哥！快拿钱来！”跑到门口一看，一个拉洋车的等得有点儿不耐烦了：“您快点吧，我还得拉活儿呢。”原来叔叔想父亲，又怕走丢了，就从香山慈幼院门口喊了一辆人力车，他说：“上燕京大学找我哥去，到那儿，我哥给你钱。”
多少年之后，叔叔曾笑着回忆说：“你爸常带我到燕京大学校门外的小馆里吃饭，而且坐下来就问我，子洵，想吃什么？说！哥有钱。我就说想吃炖肉，你爸就会说，别，炖肉太腻。我说想吃鱼，你爸就会说，别，鱼太腥。我说想吃螃蟹，你爸就会说，别，螃蟹没肉。到最后，我想吃的一样没点，还是听你爸的，点了一盘雪里蕻炖豆腐。”说到这儿，叔叔笑得像个孩子，眼里却闪着泪光。
十月，峦烟散尽，香山渐红。一个秋高气爽的周日，父亲携叔叔与张师贤、高名凯、江顺成等十几个燕京同学登上了香炉峰。放眼望去，万山红遍，层林尽染，同学们迎风鹤立，感慨万端。上山时，张师贤还逗叔叔：“子洵，在香山慈幼院看好哪个女同学了？明天大哥为你提亲去！”惹得大伙儿一片笑声。但此刻，面对一片血红的群山，张师贤不禁肃然。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袒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以往，张师贤每每慷慨诗词，同学们总要齐声喝彩，而此刻，大家却久久无言。
每当寒暑假的时候，母亲总会回东四五条小住，这是玉环姨最高兴的时候。有一回，姥姥拿出两个厚厚的本子给母亲看，都是姥爷闲来自己写的东西，一本是《庚子蒙难记》，写的是庚子年逃难的事，一本是《火星人》，竟是一部异想天开的科幻小说。在这篇小说里，姥爷笔下的火星人和人类一样相亲相爱，他们能飞上天空，潜入海底，他们之间用歌声对话，用音乐抒发情感。在那里，没有弱肉强食的欺凌，没有战争、饥饿和病痛。看着看着，母亲摇头笑了：“爸，您写的哪儿是火星呀，您写的其实就是天堂。”姥爷点着头对姥姥说：“瞧，还是玉玺看明白了。”
就在这一年，日本人在把热河和冀东二十二县攫取之后，其华北驻屯军已完成自山海关、唐山、天津直至丰台一线对北平的包围态势，日本驻华北特务机关，进而威逼利诱察哈尔省主席、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策动华北五省（冀鲁晋察绥）自治，妄图把华北地区和平演变成第二个满洲国。在南京方面不予正面答复的情况下，为防止日军的直接入侵，宋哲元将军最终要动摇了。北平街头顿时风传“宋哲元要宣布成立华北独立政府了”。
在让人左右开弓打了无数个耳光之后，北平的学生们最先不干了。一时间，燕京大学西门的围墙上，贴满了大字标语“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八日正值农历大雪，下午，校园里的同学们相互串联群情激奋，“明天进城请愿去！”人们忙碌着起草宣言，印刷传单，气氛与十月革命前夜的斯摩尔尼宫极为相似。父亲找到了负责纠察队的学生领袖。
“你行吗？”那个同学问父亲。
“行！我有自行车。”父亲激动地说。那人把一个印着“纠察”二字的黄袖标交给父亲：“无论遇到什么事情，决不后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