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了，时令已进入严冬，肆虐的西北风横扫着渤海湾大片的荒野，天阴沉沉的，入冬来的第一场大雪正在孕育着、积蓄着能量。冬眠的动物都睡去了，只有干裂的土地在等待着大自然的恩赐，期待着暴风雪的到来。土地是顽强的，任凭多么恶劣的天气，它都不停地利用时机积蓄能量，等待着来年春天的厚积薄发。
在这里，曾经被渤海海水冲刷过的土地上，关押着上万名罪犯，他们是人类灾难的制造者，是社会文明建设的绊脚石。这里随处可见的是生长在污泥臭水里的芦苇，有些顽固不化的犯罪分子们的罪恶思想、重新犯罪的意识，比这芦苇还有生命力，一旦气候适宜，就会萌发出毒芽，继续危害社会。
书上写着，歌里唱着，人们把警察看作是手持利剑的斗士，是春风化雨的使者，这赞美之词，无不来自前辈的奉献。看一看监狱的发展史，就会明白，那是一部创业史、奉献史。有多少警察无私奉献，父一辈、子一辈植根于这片荒凉的土地上，坚守在改造罪犯的第一线，长年累月，警察们都在进行着超负荷的劳动，有多少人因为过分透支了自己的精力而未老先衰？又有多少人壮志未酬身先死，过早地倒在自己的岗位上？
改造罪犯的工作是一个艰巨的工程，贯穿于罪犯刑期的全过程，对于监狱警察来讲，个人的品格、道德水平、执法水平等综合素质，都能在罪犯身上发挥作用。社会上多数人会认为，警察和犯人是一对矛盾，事实上，努力改造好，也是犯人们所企求的，改造不好罪犯，是改造者的渎职！警察的渎职就是犯罪！警察的不负责任就是犯罪！警察的不作为就是犯罪！
监狱里的生活是艰难的，身陷狱中人的痛苦无法言说。
可以说，任何语言文字都无法描写出监狱真实的生活，即使再生动的描写都会显得苍白无力，因为它只能触及皮毛，难以洞彻本质。
还是用一个真实的故事，让大家来体会吧，故事的主人公，先后三次被公安机关逮捕，判刑累计38年，曾经两次自杀未遂，可以说尝尽了生不如死的滋味。
上班的第一天，分监区领导分配给我的任务是清监，所谓的“清监”就是清理犯人的所有物品，检查是否有违禁品。在清理一名老犯人的笔记本时，我发现一本日记上工工整整地写满了一个个“正”字。我看了以后，感觉有些费解，我把这个本子在杂务面前一晃，杂务马上心领神会，主动说：“队长，这是岩金荣的，这个老家伙顽固不化，为了让队长说他表现好，每天写一画，五天写一个‘正’字，说是锻炼自己的意志，他要仅凭写个‘正’字就能改造好，他也不用在监狱里过一辈子了。”杂务轻描淡写的几句话，却引起了我的好奇，我又一次仔细地翻看，当我看完时，有一种强烈的震撼！红的、蓝的，长的、短的，无数个横竖组成了大大小小的‘正’字。写一画容易，十多年坚持不懈，每天叫寝号令以后，雷打不动地写一画难。当时，这个本子的主人，看到我看着他的本子沉思，看到我不像其他人一样随便翻一翻，只看看有没有违禁内容，就要和我谈谈。我理解他渴望被警察关注、渴望警察帮助的心理，就把他单独叫到了我的办公室，警察的办公室不是谈话室，对他们这些非常敏感的在押犯人来讲，他早读出了其中充满关照的含义。
当我暗示他和我相对而坐的时候，他诚惶诚恐、再三推辞：“我还是蹲在墙边和你谈吧！”我给了他一个“听我的”眼神，他用半个屁股坐在椅子上，和我谈出了自己书写这八百多个“正”字的千万磨难。
十多年了，距离释放还遥遥无期，自从进入监狱那一天，他就失去了活下去的勇气，是监狱改造了他，给了他活下去的勇气，可是，茫茫囹圄磨难，何时是尽头？已经是第四次入狱了，也许不能活着走出监狱的大门了，没有走出去的机会，就既不能像其他人一样，混一天算一天，也不能走任何捷径，怎么办？是男子汉，就要痛改前非，端端正正地走好每一步，干好每一天。
从此，每天他都要给自己一天的改造生活做个记录，如果是平平安安，没有违纪，没受处罚，就用蓝笔端端正正地画上一画；如果被人欺负或者自己控制不住违纪了，就用黑笔画上一画；如果被关禁闭或者被处罚了，就用红笔画上一画……每五天，记录本上就多一个“正”字。“我从早上起床就盼着晚上拿起笔的时候能给自己画上端正的一笔，一天没有白过！”
真正和他正面接触，是从我陪他看病开始，由于这个监狱是新建的，防御设备还不齐备，为了防止犯人借看病逃跑或发生什么意外，规定犯人看病必须有管教监视。
这天，这名每天给自己写好一画的犯人，突然患病，脸色灰白，不住呻吟，领导就指派我带他去看病。到了医院医生检查后说需要输液，就给他扎上液体，他躺在病床上，淡黄色的液体，一滴一滴地注入到他那干瘪的血管里，我看着，想象着它该如何在这名老犯身上发挥作用。他那死灰色、没有血色、没有生机的脸上写满了痛苦，就是这么一个衰老的老人，一个人人见了都会怜悯的老人，竟是一个多次“进宫”的老犯！
我看着想着，心里竟滋生出了不该有的怜悯，我是警察，他是囚犯，水火不容的关系，况且警察有警察的纪律，我又能帮他什么呢？我不能因为一个犯人需要怜悯而放弃原则。
这名老犯自进入病房，一直沉默不语，他心里到底想的什么？假若他是心病，那么，输入他体内的药液恐怕就难发挥作用，监狱里这样的例子太多了，有的犯人常年患病，心里有这样那样的想法，一旦自己的想法实现不了，就灰心丧气，失去生存的勇气，自伤自残比比皆是，监狱警察的职责告诉我，要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帮助他！
自己做了将近十年人的思想工作，自信还是有经验的，我决定攻一攻这名老犯的顽固堡垒。
等病房只有我们两个人了，我用温和的口吻问他：“你叫什么名字？今年多大年纪？看你改造的决心很大，能和我谈谈你的犯罪经历吗？”
“报告队长，”他的声音沙哑、低沉、语无伦次，“我叫岩金荣，我的仇人是我的亲哥哥——岩金玉！我是被我亲哥哥陷害、冤枉的，我今年70多岁了，先后在茶淀、团河、延庆、新疆喀什等监狱服过刑，刑期累计达38年之久，现在，余刑还有10年6个月13天……”
病床上的岩金荣，说这席话时气愤、激动，灰黄色的脸上泛出了淡淡的血色，可见，仇恨已经深深植根在他的心中。
在以后的日子里，我数次把岩金荣作为谈话的重点对象，安排他到谈话室，真诚地倾听他充满苦难的诉说，我的真诚、专注使他放弃了对我的一切戒备，向我倒出了他所经历的一切。
我出生在一个战乱年代，为了生计，父亲把13岁的我送到了天津的舅舅家，给资本家做工，每天要干十二三个小时才能换口饱饭，熬到1947年，在我二哥的帮助下，去了山西，在铁路上谋到了一份做杂工的差事。
山西山多地少，到处是穷山恶水，刮起风来，满天黄沙。一天夜里，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民工们干完活都睡觉了，铁路段的工头韩先州找到我哥哥，神秘地说：“金玉，你知道吗？现在失业的人很多，铁路上的生意也不好，马上要裁减人员。”
“裁减人？”哥哥一下子惊得坐了起来，“我刚把我弟弟弄过来，真要是丢了这份差事，上哪里混饭吃？”二哥的忧虑正中了人家的圈套。
韩先州的话一下子把我二哥的心给揪住了，他见我二哥上了钩，就故弄玄虚地说：“那样吧，只要你加入国民党，什么事都不必担忧了。”
“国民党？国民党是什么东西？”二哥不解地问。
韩先州一下子捂住了我二哥的嘴：“不许你这样问，想混饭吃吗？想混饭吃就要加入国民党？其实，也就是一种形式，你在我的这份表上按个手印就行了，这样等于给你的工作上了保险，裁减谁也裁减不到你。别人求还求不得呢，我看咱们是朋友，才第一个告诉了你。”
因为过于相信韩先州的这一派鬼话，二哥不仅自己在表上按了手印，也替我按了一份。韩先州发出一张党票就能挣一元钱，当时，他就宣布：“你和你弟弟岩金荣已经是国民党党员了，我保证以后你们不会失业。”
没有想到，我们兄弟俩还是失业了，宣布我们被裁减那天，二哥愤怒了，他找到韩先州大声质问他：“你给我们兄弟两人发了张党票就挣了两元钱，你做的保证难道是放屁？为什么不管我们了？”谁知韩先州却说：“我都被骗了，还不知道去骂谁呢？操他娘的国民党，言而无信！可恶！”
从此我们又开始了流浪的生活，生在乱世，我们老百姓有什么法子？生逢乱世不如犬，一点都不假。在那个年月混口饭吃都难。
好容易熬到全国解放了，我们这些穷苦的流浪儿翻了身，我们兄弟二人再也不用为吃饭发愁了。
1950年组织通知我，我大哥在辽沈战役时，从国民党的部队里起义了，牺牲前立过大功，我们家是烈属，享受优抚。哥哥的死对我们来讲并无多大的痛苦，也不觉悲伤，可他的死换来的荣耀太大了，特别是要享受烈属的优抚，在我那渴望出人头地的意识里，感觉到大哥死的很值得，死的很是时机。
同年，我兴奋地随全家迁到了抚顺，直接去劳动局等待安排工作。
那时候，人们的觉悟都很高，安排工作很少靠关系，烈士的亲人，要安排在重要的岗位上，因为有烈属这个光环，我不费力就进了抚顺市公安局消防队，成了一名消防警察。一身警服干净、合体、威风，给我带来了从未有过的自豪和满足。
在公安局，没有任务时，我们除了训练就是上文化课，大家都是文盲半文盲，互不歧视，上进心都很强，学习训练下工夫大，真可以说是如饥似渴，每天不知疲倦地工作和学习，演节目、搞宣传，周身洋溢着青春的活力。
然而好景不长，1952年，“三反五反”运动开始了，上边反反复复地查历史，我那段根本没有真正参与的入党闹剧，原本可以不去提它，也绝对不会有人知情，让它烂在心里就什么事也没有了，可是，涉世未深的我，单纯、幼稚。每当我想起毛主席推翻了三座大山，让我们翻了身，才有今天的幸福时，我感到欺骗了毛主席就是罪大恶极，连我自己都不能容忍；听着演戏时那激昂的台词，宣传时那响亮的口号，觉得如果不向组织坦白，就是对毛主席不忠，自己参加革命底气不足。也许是立功心切，虚荣心作怪，看着那么多从战场上走来的功臣获得的荣誉，我只恨自己生的太晚，没有参加这场改天换地的革命，如今，我要把握一切能立功的机会，创造立功条件。于是，我大胆地揭发了我二哥的历史，绘声绘色地向组织陈述了他拉自己加入国民党的经过，谁知事与愿违，功不但没立成，不久，我就被开除了公职，脱去了那身曾经令我骄傲、自豪的警服。
解放后，由于国民党的败家，小日本的侵略，国家百废待兴，人们的警惕性都高，在古老的抚顺城里，就因为我的那段历史，谁还敢用我？就业的机会虽多，但都不属于我了。
很快，哥哥由于我的揭发，受到了那段不光彩的历史的牵连，也被电厂开除了，阴云一下子笼罩了我们全家，大家说什么呢？只有唉声叹气，能有个工作，是我们多少年的企盼？更是哥哥用生命换来的，不易呀！就因为我多嘴，因为我急功近利，白白地丢掉了工作。不善言语的二哥开始帮爸爸做生意，妈妈开始抱怨抚顺的天气冷得受不了，我当时也算是年轻力壮，我总不能成为家里的负担吧？妈妈说天气冷，是对我的爱，她也许是想以此为借口，动摇爸爸在抚顺长期住下去的念头，想给我换换环境。虽然大家都没有抱怨，可是，每天我都要看他们的白眼，我知道谁心里都在生我的气，可我恨谁呢？哥哥每天做生意的钱都用来买醉，爸爸也认为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否则还不把两个儿子全毁了，饱经风霜的老爸是宽容、仁慈的，为了我们，他又带着全家回到了北京。
北京是天子脚下，是皇都，如今是毛主席住的地方，我们来到这里很快就忘记了抚顺的烦恼！靠着北京的亲戚，一家人没有费多大的力就又开始了新的生活。
有了饱饭吃，我那不安分的心思又开始活跃起来了。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二哥早早地做好了出摊的准备，我帮他把小商品送到街上，他就在那里盯着买卖。晚上收摊，还是我帮他，他很高兴，主动约我一起去路边的小酒馆喝一杯，这可是前所未有的，况且他一喝酒爸爸妈妈都不会高兴的，我很敏感地劝他，回家再喝吧，一家人在一起不是更热闹？哥哥没有说话，我知道他又不高兴了，只好随他去喝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