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酒馆里，趁我哥哥喝得畅快，我大胆地和他商量：“二哥，现在的社会你都看到了吧？咱们要参加工作，小买卖不是长久之计，这样下去咱们会久居人下的，爸爸妈妈老了，今后就要看咱们哥俩的了，能否让二老安享晚年，让别人高看咱们，关键是要看咱们是否有出息，要像大哥那样轰轰烈烈。”一提起大哥，二哥的脸色暗了下来，我知道他在想什么？可他想什么能左右我吗？我当消防警察的时间不长，可是，那段时间使我认识了字，懂得了不少文化知识和大道理，那段时间学习的政治理论虽然浅显，可在我身上的确发挥了作用，此时的我已非彼时的我了。我对前途的认识和选择，很有远见性和理想性。当时，我也不再为二哥曾帮我在国民党的那个党票上按手印，让我披了国民党员的黑皮而迁怒他，他也没因我揭发他让他丢了工作而记恨我。
其实，到了北京，当时在抚顺的工作对我们来讲，已经无所谓了，正如长期光脚的人突然穿上了鞋子，还没尝到鞋子的好处和甜头时，一夜之间又丢失了一样，决不会留恋这突如其来的短暂的幸福。我们俩很快达成了共识，决计去找新的工作。
二哥当过电工，有一定的技术，经考试考上了电工三级。我由于没什么技术，只有年轻这一个条件，被安排在夜校学文化，短期学习结束后，组织安排我到广渠门金属结构厂当工人。至此，我和他都摆脱了厄运，走出了在抚顺双双被开除的阴影，决心要好好地工作，争取能出人头地。
夜校除了学习文化外，大部分时间是政治课——政治教育，虽然有了一次教训——一次刻骨铭心的挫折，但我对毛主席的崇拜丝毫未减，有工作本身就说明毛主席、共产党的恩情比山高比海深。
有了工作，有了盼头，总感到浑身有用不完的劲。平时，铁厂里的脏活累活自己总是抢着干，赢得了师傅和领导们的信任，我很快就被发展为共青团员。
入团后，我对工作更加热爱，更加积极了，可以说是以厂为家，任何义务劳动、宣传、游行我都积极参加，现在想来那时是多么幼稚！别人在背后说我出风头，指指点点，我心里还以为他们嫉妒呢！很多朋友和我疏远了，这有什么？领导器重我，在别人都是三级工时，我就被厂里升为四级工，并且被调到了生产科脱产搞质检，还被指定为培养对象，组织指定专人培养我入党，厂里的领导多次鼓励我。在我工作有了成绩时，却饭吃不香，觉睡不着，因为，我担心那段不光彩的历史再被翻出来。
负责对我进行培养的师傅叫张既德，他是一个有着“左倾”思想的转业军人，看我进步很大就很高兴，就教育我说，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最突出的一点是大公无私，还让我读《毛泽东选集》，支持我参加各种政治活动，使我觉得眼前似乎有了一条铺满金子的大道。张师傅还时常教导我，对党要忠诚，要襟怀坦白，不能隐瞒历史，要实事求是，否则，就是对毛主席不忠！
“毛主席”这个三个字如雷贯耳，太让我震撼和折服了，要对毛主席忠诚，这是不容置疑的！这种信念越坚定，我的痛苦就越深——隐藏在我心中的秘密时时敲击着我的灵魂，折磨得我晚上睡觉直说梦话，我太渴求进步了，我太珍惜眼前的一切了，也许是与生俱来的天性，我对升官掌权有着超乎异常的追求，可以说已经达到了不顾一切的地步。
1953年，上夜校时，我认识了大华铁厂的女工苏红，苏红长得很漂亮，身上洋溢着青春少女特有的气息，她的一颦一笑都令我倾倒。我们恋爱了，爱得如醉如痴——这是我一生唯一的一次恋爱！那时，恋爱都是偷着搞的，每次约会，她都鼓励我好好工作，她身上那种蓬勃向上的精神，给我很大的鼓舞，我暗下决心，要做苏红佩服的男人，让她佩服，从而彻底征服她。
虽然在热恋中，我还是对约会有很大的顾虑，我怕约会影响我的工作，影响我参加集体活动，影响我参加政治学习，总之一句话，怕影响我进步。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苏红有了进一步发展我们之间关系的要求。一天黄昏，她约我在护城河边见面，那里行人稀少，是谈情说爱的好地方，还没有进入气氛，她就主动投入我的怀抱。抚摸着她的肩膀，我真渴望能吻她一下，恋爱三年了，我还没敢吻过她，也许她看透了我的心思，主动地仰起了脸，在她闭上眼睛的时候我吻了她，享受了那令我眩晕的快乐。那时候，接吻就预示着可以进行下一步——结婚，当我的嘴从她的唇上移开时，苏红就幸福地、急不可待地说：“金荣，我们结婚吧！”
结婚？这别人认为是幸福的事，我却认为不可思议，太突然了！我心里除了“积极进步”四个字，别的什么都没想过，我只想实现我的梦想，先入党，再提干，最后当厂长，混入上层。唉！女人的目光是多么的短浅呀，就知道结婚生孩子，想自己的小家庭，我真想对她大吼一声，燕雀安知鸿鹄之志！于是接着说：“你怎么这样小家子气，难道你的志向就是当一个家庭主妇吗？”
“什么？我小家子气，你太不懂感情了！”苏红受了莫大的委屈，哭着消失在夜色中。
也许是我那脆弱的意志不能再受刺激了，当天晚上，我被噩梦惊醒，我梦见就在我填写入党志愿书时，从抽屉里抽出来的是一份国民党党员证，血红的手印刺目极了，周围的领导全看清了，“骗子！骗子！你竟敢对毛主席不忠诚！”大家纷纷指责我，醒来时我已经浑身湿透了。
第二天，我无精打采地到单位上班，正好碰见了张既德：“小岩，怎么委靡不振呀？有什么思想问题及时向我汇报，要靠拢组织，要向组织交心。”也许他是无意的，可我认为他把我看透了或者已经掌握了我什么，他是在暗示我，我害怕极了，就急不可待地向他坦白了一切。
从此，我遭遇到了冷淡和排斥，开积极分子会，不让我参加；宣传，不用我；义务劳动，没有我的份……我陷入了极大的痛苦之中。于是，我开始不满，开始说落后话，引起了厂领导的极大不满。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谁能够揪出隐藏在革命内部的阶级敌人，谁就是立了大功。我这个现行的立功目标，谁能不抓住这个机会？我实在没有想到，那是一个周一的上午，上班还不到一个小时，就有人通知我到厂部开会，我满不在乎地说，开什么会？
不就是让我参加劳动改造吗？通知我的人不高兴地说道，你别不知趣，领导也许是看你是个人才，想重用你，你不去拉倒，我想坏事躲不过，可没想到问题竟那么严重。我到了厂部，厂长对我说：“你对你的历史问题有什么看法，给组织写没写反省材料？”
我不以为然地说：“那算什么问题？又不是我按的手印，是我哥替我按了手印，我连表是什么样都没看见过。”
“好小子，你如此顽固不化，多亏张既德师傅有慧眼，识破了你这个混入革命队伍的国民党分子，你老实坦白，你到铁厂是搞什么破坏活动的？或是准备潜伏下来等你主子蒋介石回来？”
我不服气地说：“我谁也不等，我不是国民党，是你们骗我说的。”
厂长恼羞成怒，大声宣布：“今天厂里停工，召开批斗大会，我倒要看看你能顽抗到几时？”
在批斗会上，我根本就没有说话的机会，一大群过去对我的进步不满的工人，冲上去对我大声地呵斥，后来，一些想表现自己的人，就冲上台去对我进行了拳打脚踢，他们越批斗越觉得我罪大恶极，厂长打电话叫来了公安，我就这样被当成坏分子立即逮捕，游街、批斗！最后押送到茶淀劳动教养。
我的悲惨命运从此开始了！
我简直要疯了，认为共产党毛主席救了我，使我脱离了苦海，给我安排了工作，可是，共产党的干部却害了我，他们先是诱导我谈自己的历史，一旦抓住点什么就小题大做，因为这点根本不存在的问题，变相报复。从此，我把对共产党的恩、对毛主席的爱，统统化作了对共产党干部的恨。直至由恨个别干部到恨所有的干部，最后上升到恨共产党，注定了今后陷得更深。
我劳动教养的地方是茶淀北砖窑，当走下押解我们的火车，看到一片荒草枯苇，接着又看到带有铁丝网的围墙，心里有一股不可名状的忧愁和恐惧，今生所有的理想就要葬送到这里了。我们刚来时是加强学习教育，一位管教干部对我们讲，劳动教养人员，犯的错误是人民内部矛盾。但是这次劳动教养对我心理上的打击，并没有因为是人民内部矛盾而有丝毫的减轻，我不理解什么是人民内部矛盾，想得最多的是教养毁了自己的前途。
我们当时的生活条件和现在犯人的条件简直没法相比，住的是干打垒的小平房，睡的是大通铺，吃大窝窝头，喝的白菜汤，卫生条件极差。即便如此，也没有敢髭毛的人，大家都是心甘情愿地遵守“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的训诫，能做到这一点完全是形势所迫，政治威慑力强大，专政的手段使人人如惊弓之鸟。在教养号里，我算是识字、有头脑的，可是，政府干部一点也不对我另眼看待，像记工、出板报这类轻松的、有面子的活，他们不让我干。他们喜欢用溜须拍马的痞子，用经常打小报告的“针爷”，社会上的流氓地痞在这里仍然有用武之地。也许是物极必反吧？我自己过剩的思维就用到反改造上来了，想要反改造就要钻政府的空子，硬磕是不行的，那时节，不但牢头打人，政府干部也有打人的，他们打人叫专政！谁敢不服？
完不成任务挨打，违反监规纪律挨打，队列走得不整齐挨打，喊口号声音不大挨打……总之能挨打的地方太多了，理由根本就不用去找，随便一件事情觉得你不顺眼，打你没商量。可是，挨打算什么？比挨打更难忍耐的是体罚，一次，我因为学习时没坐端正，会后牢头让我靠墙“飞”了半个小时，我最后晕倒了，那真是肉体和灵魂上的双重折磨，人格上的侮辱，我恨透了他们！
牢头也是教养人员，国家没有给他们任何权力，他们凭什么体罚我？以后，每当别人挨打或受体罚时，我就积极地搞煽动，变相报复政府，再后来，觉得这样搞煽动不光明正大，成不了大气候，也不解气，于是，就在教养号里搞小集团，发展反动组织，幻想组织教养人员越狱逃跑，并异想天开地认为，即使有一个人跑出去，也要跑到香港，在那里造谣诬蔑共产党，给共产党脸上抹黑。
我真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就是我发展的这些组织成员，最后又把我给卖了！他们把我当成疯子，如实向政府干部汇报了我的“阴谋活动”，如今想来真是悲哀啊！记得那是一个农历小年，我和组织内部的人员商议好，等夜里巡夜的值班人员巡过后，我们就行动！到时候，我高呼一声“难兄难弟们！为了自由和他们拼了”，大家就都迅速拿起提前准备好的铁锹、棍棒和警察战斗。一旦我们冲出教养所，就迅速往火车站跑，扒上火车，以逃出劳改场为第一步，然后，再在北京集中。看着组员们群情激昂，我感到自己就是一个成功的指挥官了，很自信很满足，当时，我也清楚地看到我的组员们都是穿着衣服躺在床上，我为自己的暴动计划即将实施兴奋得浑身直冒汗，谁知道，到了指定时间，我刚刚从床上跳起来，“难”字刚喊出口，就从门外冲进几名警察，一下子把我扑倒在地，戴上了手铐。我在惊恐中回头看看我的组员们，只见一个个用被子蒙着头，吃吃地发笑。我恨极了他们，因为他们的出卖，我组织集体越狱被管教干部人赃俱获，拿了个正着。
他们当时就决定把我移交公安机关！
红色的年代，造就了一代狂热的民众，阶级斗争这次要斗到我头上了，我这次不感觉害怕了，而是感觉心里有一种慷慨就义的自豪。在教养队里逮捕犯罪分子是要达到杀一儆百的目的，具体办法是开批斗大会，极力造成强大的政治声势。可会前，我的勇气却没有了，陷入了极大的绝望之中，送我劳动教养时，我还对前途抱有希望，前途二字对我来讲太具魅力了，为了它我婚姻都可以不去考虑，这次一逮捕不就全完了吗？我真想一死了之。有了死的念头，也就开始走极端了，在宣判、批斗大会上，我想激怒刑警，让他们把我就地正法，在这种极端思想的支配下，我狂妄地振臂高呼：“打倒共产党！打倒毛主席！国民党万岁！”谁知口号喊完了，我渴望的枪声没有响，而是被沉重的镣铐死死地锁住了双手和双脚。我被压上警车，从此我多了一个反革命的罪名，并为之付出十年大刑的代价。
在讲政治的年代，反革命罪可以说罪大恶极，迎接我的只有戒备森严的监狱！
走下囚车，我拖着沉重的镣铐，看到了未来要关我十年的地方——一分场监狱，这里和教养院明显不同，高墙、电网、岗楼组成了一个森严的警戒网，门口有荷枪实弹的解放军战士把守，从他们那如临大敌的目光中，我清楚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根本不同，我意识到，我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