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强调的是，在遵义会议后的这场伟大转折中，毛泽东虽然始终没有担任“党内负总责”或中革军委主席等最高领导职务，但他在党内和军队的核心领导地位、他那无可替代的杰出领袖才能和对中华民族解放事业的无限忠诚，在纷繁复杂的生死大搏斗中逐步地得到全党和全军的衷心拥护。陈云在1935年10月15日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报告遵义会议情况时就明确：“我们撤换了‘靠铅笔指挥的战略家’，推选毛泽东同志担任领导。”⑹与此同时，在长征途中和毛泽东一起劈波斩浪的一批领袖人物，也在这危难时刻的风头浪尖上经受了锤炼，得到全党全军的拥护和认可，从而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这是中国共产党由幼年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1945年党的七大选举产生的中央书记处五大书记，全部是经过长征磨练的。1956年党的八大后形成的由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和邓小平等组成的中央领导集体，也全部是从长征队伍里走出来的，并且全部是遵义会议的亲历者。艰难困苦，玉汝以成。历史选择了毛泽东，选择了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这是中国共产党所以能够由小到大、中国革命所以能够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根本组织保证，也是遵义会议后取得的最重要成果。
遵义会议虽然是着重纠正“左”倾错误军事路线，但在事实上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在那前后已经开始着手端正和树立党的正确的组织路线。在江西遭到撤职和错误批判的邓小平就是在1934年底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秘书长，并参加了遵义会议；遵义会议及其以后通过调整中央分工，确立了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领导体制，恢复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在传达遵义会议精神的过程中，一批过去“左”倾教条主义者撤职处分，甚至是在保卫局监督下参加长征的干部被解放出来，走上新的战斗岗位；在同“左”倾教条主义和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的斗争中，由于坚持正确的党内斗争原则，又团结和教育了一大批各个方面军的干部。毛泽东率陕甘支队到陕北后开始全面地纠正“左”倾教条主义者的干部路线，他果断地停止了仍在继续执行“左”倾教条主义路线的北方局和中央代表对陕北红军和陕北根据地搞的错误肃反，释放了刘志丹等一大批领导骨干，并恢复了他们的职务。同时，给予在陕北搞肃反者以处分，撤销陕甘省委，改派李富春为新成立的陕甘宁省委书记。当听说还有三百多名在鄂豫皖苏区肃反中被定为“反革命嫌疑”的人尚未做结论时，毛泽东说：“他们长征都走过来了，这是最好的证明，应该统统释放；党员、团员要一律恢复组织生活，干部要分配工作。”⑺由于树立和贯彻了正确的党的组织路线，恢复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正确地开展了党内斗争，纠正了“左”倾教条主义和右倾分裂主义的干部路线，在全国各路红军大迁徙的特定条件下，最大程度地团结了全党和全军。随着全国各主力红军会师西北高原，中国共产党自1927年大革命失败的十年后，出现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为迎接全面抗战的爆发和中国革命新高潮的到来积蓄了强大的力量。
三
当全国各路红军被迫进行战略大转移时，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也在步步深入，中华民族遭遇了空前的危机。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一方面不得不同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发动的全面“围剿”进行殊死的阶级搏斗，另一方面必须进行抵抗日寇侵略的全民动员和准备，肩负起拯救民族危亡的历史责任。这是一对复杂而又尖锐的并必须解决的矛盾。
在遵义会议以前一个很长的时期里，中国共产党对一些重大问题的决策缺乏独立自主性，往往依赖于共产国际。共产国际的指导，有些给中国以很大的帮助，有些则因偏离中国实际而造成严重的危害。对日关系问题也是如此。在“九一八”事变后的一段时间里，中国共产党内对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孰重孰轻的认识是不清楚的。一度占据中央领导地位的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还照搬苏联提出的资本主义世界与社会主义世界的对立是“国际关系的核心”的论断，认为日本侵略我东三省是进攻苏联的序幕，提出要武装保卫苏联，要首先推翻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的走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才能直接地毫无阻碍地与日本帝国主义作战。这种错误的理论和实践上的关门主义，使党和红军坐失九一八后国内抗日民主运动高涨的良机，使自己陷入孤立，并遭受严重损失。共产国际“七大”，以及在其精神指导下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起草的《八一宣言》，开始转变方针，对中国共产党确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八一宣言》缺乏对国内政治形势和阶级关系的具体分析，因而使得一些很好的主张只能流于一般性的号召。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决定自己命运的开端。在抗日战争前夜中国社会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交织的复杂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人能够确立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也正是遵义会议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独立自主地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结果。同王明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及“联蒋抗日”的主张相比，毛泽东不仅有更科学的分析和更可行的办法，而且有切切实实的实践。
自遵义会议起逐渐确定了在中共中央领导地位的毛泽东，也日夜思索着抗日救亡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他对这个问题思索不是一般地去发号召，而是综合考察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归纳分析各阶级在外敌入侵时的态度和利害关系，因而他提出的主张显得更切实可行。1935年12月17日，长征刚结束不久，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上作军事战略问题的报告。他提出：战略方针应是坚决的民族革命战争。针对蒋介石集团为置红军于死地而发动的大规模“剿”共战争，他又提出首先把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相联系，一切战争都在民族战争的口号下进行。⑻这就明确了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的关系，把民族战争摆在了第一位。会后，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报告首先从敌我力量的对比和蕴藏在中国各阶层人民中的巨大潜力与积极性，论述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接着，报告分析了国民党阵营的分化，即民族资产阶级在民族危机时刻的动摇和转变，阐明同民族资产阶级在新的条件下重新建立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从而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切实地提出“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战略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