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清廉俭朴树正气
在古时候，人们都崇尚科举，都认为只有参加科举，才能功成名就，才能光宗耀祖，才能大富大贵。大部分儒生把升官当做发财的桥梁，正应了那句古语“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其实刚开始曾国藩也是这样想的，但当他真正做了官，这种想法却在他脑海中彻底消失。受祖父的影响，他立下了“做官不为财，而为天下百姓”的誓言。
做官之人皆知为官清廉便是做官最基本的要求，可是从古至今，又有几人能做到这点。纵观历史，清官屈指可数，但曾国藩却是一位难得的清官。同治五年六月，已是封爵开府的曾国藩，仍然过着节俭的生活。在他中进士之后，祖父曾对曾国藩的父亲说过这样一句话：“宽一点翰林，我家仍靠作田为业，不可靠他吃饭。”后来，曾国藩的父亲又将这句话写信告之曾国藩，让曾国藩感触颇深。从那时起，他便下定决心做一名清官。他在日记中写下这样一句话：“我从三十岁开始，便以做官发财为耻辱，以官宦公饱私囊，为子孙聚敛财富为耻、为羞。因此我立下誓言，此生绝不靠做官发财，为后人敛集财富。神明作证，我绝不食言。”
曾国藩的这一番话并非虚言，也非冠冕堂皇的场面话。他的确是说到做到，言行一致，而且在京做官十二年中，从未破例一次。当时的晚清社会，贪污成风，朝中大臣几乎人人贪污。而曾国藩却身处淤泥而不染，两袖清风，言出必行，也正是由于这一点他才能得以重用。
当时的清朝国库已不再富足，所以薪俸都不高，人口多的家庭还填不饱肚子。为了生计，许多大臣都随贪污之风，特别是地方的封疆大吏，由于远离天子，更是无所顾忌，聚敛成性。当时的皇帝也知道官员贪污，但却静观其变，当这些官员成为巨蠹时，他马上来个出其不意，抄家问斩。人们称之为“宰肥鸭”。这种“宰肥鸭”的举措对小胆的官吏多少有些影响，但对那些大胆的官吏丝毫不起作用。因为贪污的数额之大，时间之久，所以难以收手。当曾国藩入翰林时，贪风甚为猖狂。
历朝历代皆有贪官和清官，汤斌便是一位很有名气的清官。曾国藩特别推崇清官汤斌，并把他当做学习的榜样。因此，无论曾国藩的官位做到哪级，他都把清廉摆在首位。他一生最看不起的就是贪官，不和此等人交往，若因政事必须交往时，也保持着距离。他为官期间：“署中没有敢以苞首（蒲包，指赠送的礼物，引申为贿赂）进者”，连自己的夫人也没有珍贵的配饰。曾家唯一一次“收礼”，是提督黄翼升的夫人进献的，但这却是与政事有关的一次“收礼”。
黄翼升是曾国藩的心腹大将，在曾国藩组建水师时立下了许多功劳。淮扬水师建立后，黄翼升被升为统带。在1862年，黄翼升成为李鸿章的得力助手。而此时的曾国藩缺少人才，加之黄翼升人品佳、性情良，众将士都非常喜欢他，于是曾国藩想把黄翼升调回自己身边，便和李鸿章协商，李鸿章对黄翼升也是赞赏有加，哪有放手之意。双方交涉很长一段时间后，李鸿章也没答应。因为此事，曾国藩和李鸿章还差一点翻脸。
在黄翼升左右为难之际，就把此事告诉自己夫人。于是黄夫人就想了一个妙计，事情才得以缓和。在曾夫人寿诞那天，黄夫人特地挑选了几件礼物来拜寿。见到黄夫人之后，当着众人的面，黄夫人先是说了一些客套话，然后执意要拜曾夫人为义母。曾夫人一看满屋的宾朋都看着她，于是只好点头答应，收了这个干女儿。众人散去之后，曾夫人便把收干女儿之事告诉了曾国藩，曾国藩刚开始很生气，心想：这么大的事怎么能如此草率？后来又一想，此事黄夫人做得甚妙，不仅缓和了黄翼升和李鸿章的关系，而且又能笼络将心。
实际上，许多人都想象不出曾国藩的生活是多么清苦。在曾国藩进京的第二年，也就是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此时的曾国藩虽为翰林院的下级官吏，但生活却苦不堪言。那时，曾国藩的俸禄极少，勉强够糊口，但是他还要寄些银两给家里，所以只能东借西凑，常常是拆东墙补西墙。好不容易盼到了年底，因为年底有个旧例，外官例寄炭敬，就是地方官炭敬外官，这样好歹可以过个丰年。可是那一年，却让曾国藩很失望。由于当时的他手中没有实权，所以当地的官府也没有给曾家敬炭的。无奈之下，曾国藩向别人借些银两过年。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曾国藩的生活依然没有好转，依旧是借东家补西家。半年下来，他的账本上已有外债二百两的记录。到了年底，账本上的数目更是翻了一倍，由二百两变成了四百两。尽管曾国藩日子清贫，外债累累，但他从来都不忘寄银两孝敬父母，并劝父母在吃喝方面不要过于节俭，以身体为重。虽然曾国藩在京城朋友较多，借钱比较容易，但是借钱毕竟是要还的，而且时间长了自然脸面无存。这让曾国藩困惑不已。因为他没有钱，所以连用人都看不起他。
直到大考升官后，曾国藩的生活才比以前好一点。但是对于他来说，压力实在太大了，他要偿还家里供他读书欠下的外债，还要养活家里的二男五女，交诸弟们的学费，每次升官请客，人情往来等等。几乎每天都有花销，却少有收入。一年下来外债高筑，此时的曾国藩早已习惯这种生活。在京为官的十二年中，他一直过着很清贫的生活。
在大多数人眼里，京官都是美差，特别是在外官眼里，京官办起事来比较方便，所以各种收入就多。曾国藩的一个在外为官的好友刘觉香，就特别羡慕京官。有一天，他从外省来找曾国藩，向曾国藩表明在外做官是多么的苦，远远不及京官好。这位好友根本不知道其实曾国藩比他还苦。
曾国藩的几个舅舅家境都十分清贫。当他做官之后，经常写信给舅舅，并在外债累累的情况下，借钱寄给舅舅，以示孝心。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曾国藩的二舅去世，当时因家贫穷而没有钱做道场超度。第二年，曾国藩便寄信写道：“兄念母舅皆已年高，饥寒之况可想。而十舅且死矣，及今不已援手，则大舅、五舅者又能沾我辈之余润乎？想为二舅补做道场，并征求诸弟们的意见。”
即使是后来做了二品侍郎的曾国藩依然捉襟见肘，因为他的负担重，所以花销自然多，为了减少费用，他尽量少回家，把思家之情或是埋于心中，或是写在日记里。直到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六月，曾国藩成为四川正考官，经济才有了一点改善。
清朝有个习惯，根据得差早晚翰林分为“红翰林”与“黑翰林”。一充试差时，官员会有一笔可观的进项。由于曾国藩得试差早，所以称得上是“红翰林”。七月，曾国藩便离开了京城，同行的还有副考官赵楫。
这一行便用了将近半年的时间。直到十一月二十日，曾国藩才回到京城。当时官场盛行“规礼”，所以这次试差让曾国藩获得了一笔小收入。他拿这笔钱一部分偿还了债务，一部分寄回家中，身上已所剩无几。此次试差虽然改善了曾国藩的拮据，但以后他的经济也没有很宽裕。
曾国藩的公私分明、克己奉公、廉洁自律的精神感动了不少文武百官，只要提起曾国藩的节俭，大家都佩服至极。这为以后他的官运亨通奠定了基础。
2.官场步步为营——一夜连升四级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一道圣旨降临翰林院，所有人跪听圣旨：“翰林院候补检讨曾国藩耐劳克俭、学识出众，着升授翰林院侍讲、詹事府行走。钦此。”
众人听后，都为此大吃一惊，而曾国藩本人更是诧异万分，他做梦也没想到在成为翰林院候补检讨六个月之后竟连升四级。此后，他便可以在翰林院和詹事府办公。年轻的曾国藩一下子从初级官吏荣升为中层官吏，这在当时是前所未有的。
但凡按照惯例被提拔的人，都要进宫叩谢龙恩。曾国藩便进宫谢恩。由于曾国藩对自己的晋升深感意外，所以就向太监曹进喜打听缘由。此时曾国藩才得知，原来是在上次大典中自己回答皇帝所提问题应对得体，使皇帝对他记忆深刻；此外，大学士穆彰阿、太常寺卿唐鉴等人在皇帝面前为自己说了不少好话，并向皇帝举荐自己，这样才能在一夜之间连升四级。
听完太监曹进喜的话，曾国藩对两位恩师固然心存感激。曾国藩深知，如果没有穆彰阿和唐鉴，就没有现在的自己，因此，在心里暗下决心，日后有机会一定要好好报答他们。
虽然曾国藩以前住的是会馆，但大清官制规定，五品以上官员是不允许住会馆的，所以曾国藩在离会馆不远处租了一个小四合院，院子虽小，但门房、正房、书房、卧室全都有，最令曾国藩满意的是院墙外有两棵大树，正适合炎夏纳凉。只是有官来访时，轿子只能停在院外，但价格比较实惠，所以曾国藩还是租下了。
住所解决之后，曾国藩面临的就是换官服的问题。以前做检讨时的七品官服不能再穿了，而且旧的也不能再次翻新。于是他准备再做一身五品官服，此时，正好身上还有二十几两银子，于是曾国藩就把这些银两交给裁缝，让他给自己做一身五品官服。曾国藩为了省钱，从不坐轿子，他都步行去办公，所以没多久，京城就传唱这样一句民谣：“皇城根儿一大怪，五品顶戴走着来。”这句话是那些满族官员借以讽刺曾国藩的无聊之举。意思是说，像曾国藩这样的五品官员每天竟然走着去当差，丢了大清的脸面。虽然曾国藩听到了这些流言飞语，但他仍然步行当差。
户部尚书英和得知曾国藩立门开府后，便把自己的一个下人介绍给曾国藩做门房。此时，曾国藩碍于英和的面子，再者，自己确实需要一个门房为他做些跑腿之事，于是他留下了此人。这位门房姓陈名升，也是湖南人。初次见面，曾国藩对这个陈升的印象就不好，后来也证实了他对此人的看法是正确的。
曾国藩升了官后，由于他租了房子，雇了门房，所以开销立刻增加了。这使他不得不写信告之家里，向家里要些银两，用来还债和度日。信写完之后，他感慨：自己官至五品，不但不给家中寄钱，反而还向家人要钱，想起这些，不由连连摇头苦笑。
当曾麟书看到曾国藩的家书得知他官升五品后，欣喜地跑到曾玉屏的面前，把这个喜讯第一时间告诉父亲曾玉屏。但是曾玉屏看到曾麟书兴奋的样子，很是不满意，他一脸沉静地说：“麟书啊，你也是一大把年纪的人了，怎么说话办事还这么毛躁，能不能沉稳一些呀？别忘了自己还是个教书先生呢？”
此时的曾麟书仍沉浸于喜悦之中，他笑着答道：“爹教训得极是，可您孙儿升官了，而且这一升就是五品的翰林院侍讲！我能不兴奋吗？”
曾玉屏瞪着他说：“胡说八道，升官哪能这么容易？孙儿被引见才几天呀，就成五品了？”
曾麟书见父亲不相信他的话，就急了，“爹，儿子说的全是实情。”
但曾玉屏还是对此半信半疑，正当此时，屋子里来了好多人，一起跪在地上大声说：“恭喜大少爷升官，恭喜老太爷寿比南山！恭喜老爷福如东海！”直到此时，曾玉屏才相信自己的孙儿真的升官了。
此时，曾麟书又说道：“依孩儿之见，我们应该让全村的乡亲都知道这个好消息，大家也好好庆贺一番。国藩这次可是一下子连升四级，这多么难得啊！”曾玉屏挥了一下手，打断了曾麟书的话。然后曾玉屏跟众人一一道别，送客出门。
曾玉屏见众人离开后，才意味深长地对曾麟书说：“国藩做的官越大，我们越不能张扬，越要安分守己，只有这样，他的官才能做得安稳。你万不能犯一点糊涂，否则，就会连累到国藩。”曾麟书听后连连点头称是，再也不敢宣扬儿子升官的事了。
曾国藩得到五品顶戴后，心中的信念就更坚定了。他在日记中写了这样一段话：“当官以不爱钱为本，廉洁自律，方能上对得起天、皇上、国家，下对得起百姓、亲友、子侄。只要自己坚守一个廉字，就算做事偶尔有失公允，也不会惹来麻烦。”
然而没过多久，门房陈升就把这一包银子放在曾国藩的面前，曾国藩一看，足有一百两银子，便问是谁送的？可这陈升还摆出一副不耐烦的样子，对曾国藩只简单地说一句：“一个瘦高个子。”曾国藩问他：“人呢？”陈升答道：“走了。”然后曾国藩又问：“有没有留下什么话或书信之类？”陈升一拍脑门想起来，由于自己大意，所以把那人留的信落在门房了。于是陈升只好跑出去取了。
待陈升取来信后，曾国藩急忙打开一看，这才知道原来是正四品鸿胪寺卿穆同穆大人。这穆同便是曾国藩的座师穆彰阿穆中堂的一个出五服的本家侄子，于是曾国藩仔细阅读信中内容。
书信的主要内容就是让曾国藩在皇帝面前为他多美言几句，因为这穆同想做浙江副主考，而穆中堂大人也是这个意思。他送来一百两银子全当薄礼，事成之后还会重重答谢。
曾国藩看完信之后，思索了一番，便提笔回信，表明自己会尽力而为，但银子绝不能收。信写完之后，曾国藩便让陈升把信和银两一起送到穆同府上。
此时的陈升酒劲已过，他小声对曾国藩说：“这一百两银子，他已拿了一些买酒喝了。”曾国藩听到这里，气得浑身发抖，一个小小的门房竟有如此大的胆子，私自动用客人的银子。于是曾国藩忍无可忍辞退了陈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