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豪情”顺利下线之前，李书福已经向700多位领导嘉宾发去了邀请函，他原本寄希望于他们在看到“豪情”的真面目之后，能够批准吉利生产、销售小汽车。然而，这一次他太乐观了，他把当时的汽车产业环境想得过于宽松了。当时李书福手上拿着的是四川吉利的生产许可证，但是他却回到家乡台州的临海市造起了自己的吉利汽车。李书福异地生产汽车很难得到地区管理者的认可，甚至有违当时政策，没有嘉宾愿意到场庆祝也是理所当然的。
8月8日这天，李书福在临海市街头挂满了宣传横幅。这些横幅上有的写着“造老百姓买得起的好车”这一类的口号，有的写着“热烈欢迎各位领导莅临吉利视察”这一类的欢迎语，李书福搞得小小的临海市热闹异常。然而，与这些热闹恰恰相反的是，李书福的内心正在经历着由于冷清而引起的尴尬。
尽管李书福给他的“豪情”车戴上了鲜艳的大红花，尽管他在“豪情”车身上喷了“敬业创造，质量报国”这几个鲜红的大字，但是仍然没有人愿意去给李书福捧场。有的人认为他的车质量有问题，有的人认为他只是为了一夜暴富，并不是真的为老百姓造车……总之，种种原因让李书福为领导嘉宾们准备的100桌酒席空空如也。此时，李书福觉得身上特意穿着的那套西服和打的领带，像是小小的讽刺。他觉得很难过，但是他并没有将之表现出来，任何一个人过来，他都面带微笑地致谢。
其实，李书福已经想过了自己举办这个下线仪式可能会面对的尴尬。生产汽车与之前生产过的冰箱、装潢材料完全不是一个概念，甚至与生产摩托车也是两码事。因为汽车的生产要受诸多部门的管理，交通、运输管理和公安部门等等，任何一个政府部门向吉利说“不”，那吉利造车就真的没戏了。其实现在看来，当时台州当地政府没有人愿意出面给李书福捧场造势，也不是一件坏事。因为没人到场，当然也就不会砸场，不失为一种默许的态度。
只是这种默许让李书福很难受。精心准备的仪式，认真布置的会场，却遭遇到了门可罗雀的尴尬。他原本想通过官员的出面，当场就签订几宗大的订单，可官员们无一到场，与会的经销商们当然也没有一个敢签单。
既然台州当地政府因为政策原因不愿意出来支持李书福的吉利汽车，那么就只能向上请示浙江省政府。一直以来，浙江省都不能得到充分的国家投资，于是民营经济在浙江省内十分发达。而且，浙江省政府一向重视民间资本对经济的促进作用，鼓励民营经济的发展。李书福心想，汽车工业毕竟是一个大的产业链，而台州却是一个小小的地级市，政府官员或许是怕担责任才集体回避了这次仪式。于是，李书福给当时的副省长叶荣宝发了一份传真，邀请她到临海来参加“豪情”汽车的下线仪式。让李书福惊喜的是，叶荣宝竟然给了他一个期望已久的回复——副省长会参加“豪情”下线仪式。叶荣宝回的这一通电话，让心灰意冷的李书福顿时充满了希望。
李书福静静地等着，从8点等到9点，始终没有多少嘉宾到场。已经离既定的下线仪式开始时间10点不远了，李书福心里也真正感受到了冷清的凄凉。
李书福大喊一声：“开始！”他的喊声高亢而洪亮。这一声意味着吉利豪情的正式下线，这一声蕴涵着李书福心中难以言表的复杂心情。虽然“豪情”成功下线了，但是能不能顺利销售，李书福心里始终没有十足的把握。
正在这时，一个女人的声音从李书福的耳畔掠过：“书福，我来了！”李书福听到这个声音，心中顿时一喜，他知道这是之前答应要参加仪式的浙江省副省长叶荣宝的声音。此时此刻，李书福激动而兴奋地流下了两行热泪。
这两行热泪，其中充满着苦涩，也充满着幸福。想当初，李书福提出想要自己造汽车，被人笑称是“疯子”。因为没有设计汽车的人才，他无奈之下只能买回整车然后拆卸再组装。因为拿不到汽车的“准生证”，他只好远赴四川德阳，与监狱下属的汽车厂合作。因为监狱生产环境不如人意，他又将汽车厂搬回台州偷偷地搞异地生产。因为缺乏专业的造车人才，他只能带领几名钣金工，敲敲打打地仿造名牌汽车。好不容易下线的汽车，却又得不到当地政府的支持。这一切，都曾让李书福痛苦过。然而，这种种痛苦都不能击垮李书福这个“疯子”。他将四川吉利搬迁到台州临海，提出“中国不能没有自己造的汽车”和“浙江不能没有整车厂”的口号，打动了当时的副省长叶荣宝，使她从300多公里以外的杭州驱车几个小时赶到会场，为李书福刚刚下线的吉利“豪情”捧场。之后，叶荣宝又为李书福的吉利汽车在浙江顺利落地生根、不断发展壮大积极贡献自己的力量。
万润龙是《文汇报》驻浙江记者站站长，他是当时为数不多的见证过吉利“豪情”下线仪式的人。他曾回忆说：“在举行第一辆吉利汽车下线仪式前夕，因为吉利汽车是黑户口，众多的领导居然没有人敢接受吉利集团的邀请。想想看，如果你办了100桌酒席，却没有来宾，这是什么滋味？”
好在李书福想起了时任浙江省副省长的叶荣宝，就试着给这位从未打过交道的女副省长发了一份传真，邀请她参加吉利汽车的下线仪式。当时传真发出不到1小时，叶荣宝就给李书福打来电话，表示将参加仪式……
见面时，叶副省长问李书福：“你怎么会想到给我发传真？”李书福：“我听朋友说起过，叶省长有一次组织汽车配件企业的厂长到外地取经，希望能为这些企业增加一些业务量，却空手而归。叶省长在归途中发下狠心说：浙江要有自己的汽车整车厂。”吉利的造车，应该是实现了叶省长的意愿。
叶荣宝后来为吉利汽车取得合法身份上下奔走，成为吉利车的护法天使。
4.追寻汽车梦想的同路人
由于叶荣宝的积极支持，李书福的吉利“豪情”终于在浙江省内成功进入市场。但是想要在蓬勃兴起的汽车行业做大做强，李书福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在吉利汽车成长的道路上，李书福遇到了同样对汽车抱有梦想的詹夏来和尹同耀，他们既是李书福事业上的对手，也是生意上的朋友。
吉利“豪情”虽然被允许进入市场销售，但是在1998年，它的销售状况并不是很好。可以说，1998年，“豪情”根本就没有卖出去几辆。当初李书福从吉利集团划拨了一亿元用来造汽车，本来就不是很充裕。李书福拿到钱后，立马就开始研究如何造汽车，根本就没有时间去想汽车造出来之后应该怎么办。吉利集团内部的各项业务也是相当繁忙，那段时间摩托车销售还处于持续井喷的状况，根本就分配不出人手来提前计划吉利汽车的相关事宜。而且原本就没有多少人会想到李书福能够在那么短的时间之内造出汽车，还能让它走进市场。于是，销售的事宜也只能由李书福亲历亲为。
李书福深知汽车工业是一个很赚钱的生意，但同时也很容易毁掉一家企业。在当时“豪情”下线仪式上，李书福就特地在“豪情”的车身上涂上“质量报国”这几个字样，可见，他对“豪情”的质量把关是很看重的。李书福虽然想过多卖出一辆车将会带来更大的利润，但是他并没有急于向外推销自己的“豪情”汽车，而是在“豪情”的生产车间监督工人对每一辆下线的汽车进行质量检测。对于那些质量不稳定的汽车，李书福坚决地让工人们仔细检查问题，重新上线。而对于一些质量实在太差的汽车，他甚至会将之直接推至压路车底报废。如此这般不计成本，只是因为李书福要求每一辆“豪情”都能保证质量，以免造成事故后遭致毁灭性的打击。
有了质量的保证，李书福仍然无法为“豪情”打开销路。因为当时国家政策主要扶持三大合资汽车公司，留给李书福的空间却相当狭小。李书福深知自己的吉利汽车初来乍到，无论是在信誉还是形象上，都无法与早已扎根的三大国有汽车公司相比，更无法与国外进口车相提并论。
于是，李书福再一次响亮地喊出了自己的口号：“造中国老百姓买得起的汽车。”李书福打起了价格低廉这张王牌。汽车毕竟是一种相对高端的商品，汽车广告也总是有意渲染那些合资企业的高贵血统、良好的安全信誉、经典的设计等等。但是这一切对李书福来说都太遥远，他的吉利在当时无法向人们承诺这些东西。李书福将吉利“豪情”的售价定于5万元，这样的价格在当时的汽车市场是绝对的低价。
李书福原本期望能够通过低价位吸引到足够多的消费者购买“豪情”，但是事情的发展并不尽如人意。除了李书福抱有汽车梦想，还有另外两个人也对汽车产业可能带来的利益心驰神往，他们也打起了低价售车的招牌。他们就是詹夏来和尹同耀。
1993年，詹夏来在芜湖市当市长助理，主管的就是芜湖的汽车工业。但是这所谓的汽车工业，其实就是一家村办工厂，一年就只生产几百辆汽车，总产值也就一亿元。因此，詹夏来敏锐地意识到需要振兴芜湖的汽车工业。于是他开始到处寻找合适的人才，以帮助他实现自己的汽车梦想。
1996年，詹夏来去长春一汽调研，听说有一个名叫尹同耀的安徽老乡在一汽相当有名气，于是他积极游说尹同耀回安徽与自己共同开启崭新的奇瑞汽车梦想。最后，詹夏来成功了，他不仅带回了尹同耀，同时还挖到了其他七位汽车能手。
由于他们的特殊身份，詹夏来和尹同耀一回到芜湖，就确立了一个名叫“951秘密工程”的奇瑞汽车建设规划。因为詹夏来和尹同耀都是汽车方面的专家，所以他们很快就聚集了一个50多人的团队，购进了英国福特公司的发动机产品技术和生产线，由安徽省和芜湖市下属的五家公司投资，在芜湖经济开发区一块面积达80万平方米的土地上开始了奇瑞汽车的生产。
因为奇瑞从一开始就得到国有资本注资，受到国家政策的扶持，而且尹同耀原本就是汽车方面的专家，所以奇瑞的汽车生产顺风顺水。然而，事情不可能总是一帆风顺的。奇瑞也遇到了自己的难题——与李书福的吉利汽车一样，奇瑞也没能登上汽车目录。关于这一点，詹夏来和尹同耀同样无法回避，此时的他们，也正经历着李书福曾经历过的痛苦。
但是奇瑞毕竟不是吉利，它利用国企的身份，与上汽集团进行了一宗谈判。最终，奇瑞借用上汽的名义出售汽车，条件只不过是付给上汽三亿元的资产。也就是说，奇瑞仅仅花了三亿元就买到了上牌的权利。可见，相较于吉利，奇瑞还是颇为顺当的。
李书福的吉利“豪情”和詹夏来、尹同耀的奇瑞“风云”同时打出了价格战。而仅仅凭借较为低廉的价格并不能将汽车销售出去，还需要完善的销售网络。
当时，没有人愿意与“疯子”李书福一起疯狂。没有一个汽车经销商愿意从李书福那里签下哪怕一辆“豪情”汽车去卖，因为他们都觉得李书福的汽车根本就卖不出去，也就赚不了钱。即使是个纯粹的外行人，看到李书福的汽车车身上那不平滑的油漆，也都知道是人工反复漆上去的，更别提精明的经销商了。然而经过一番努力，李书福将“豪情”汽车弄到遍布江浙的吉利摩托车经销网里去销售。这样一来，也就真的有人购买了吉利汽车。而且，在第一批购买“豪情”的人当中，很少有发生交通事故的，这无疑让吉利的信誉有了一定的积累。当然，这还是得感谢当时李书福不计成本地反复检查，确保了出厂的“豪情”车都能有较好的质量，保证了消费者的驾驶安全。
奇瑞当时也是与吉利一样的情况，它虽说有国有企业的背景，但是它甚至不能像吉利那样跨越浙江省，将战线拉到江苏省。奇瑞只能在当时经济状况远差于江苏和浙江的安徽省内销售。
可以说，吉利和奇瑞当时的营销策略都十分低调。吉利“豪情”自始至终走的都是模仿的老路。有人戏称“豪情”的前脸长得像奔驰，车身像夏利，而商标更是山寨了丰田汽车。李书福当然是想利用国际知名品牌为“豪情”吸引更多的人气，但是他并不敢大张旗鼓地宣传，以免人们将“豪情”看成那些大品牌的附属品。而奇瑞的状况则主要是因为人员构成造成的。上到尹同耀，下到每一名员工，他们都与一汽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奇瑞在技术上很容易与一汽雷同，因此高调宣传只会让包括尹同耀在内的众多人尴尬。
李书福在追寻汽车梦想的道路上经历了众多的不理解甚至是嘲讽，而詹夏来和尹同耀在追寻汽车梦想的道路上也放弃了众多他人梦寐以求的东西，甚至睡冰冷的地板、去大排档吃廉价的盒饭等。他们三个，一个是浙江民营企业家中的翘楚，一个是安徽芜湖市的政府官员，一个是一汽里的核心骨干，但是因为有共同的造中国车的梦想，都承受了太多的苦楚和外界的不解。如果当初李书福老老实实地在吉利集团做自己的摩托车生意，那么吉利摩托肯定会称霸浙江、亮剑全国；如果詹夏来安安分分地在芜湖市政府任职，说不定他早已升迁了，更不会发生“红顶商人”这种事；如果尹同耀能够在一汽兢兢业业埋头苦干，说不定早已成了国企里的高级领导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