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60年代，宁波的钱庄、南北货号、鱼行遍布于市，世人称“走遍天下，不如宁波江厦”，宁波人经商的足迹遍布天下，以“无宁不成市”闻名遐迩。宁波帮崛起于五口通商后的上海，至辛亥革命后达到鼎盛。
那一时期的宁波帮创造了辉煌的商绩，也涌现了一批名闻天下的大商贾，例如叶澄衷。1862年，他在上海开设“顺记五金洋杂货店”，这是上海第一家华人开设的五金号，后发展到全国各地设立分号38家，联号108家，被称为“五金大王”、“火油大亨”，总资产达800万两白银以上（当时山西晋帮最大财团蕖家总资产据统计为400万两白银）。
1916年，孙中山先生曾对宁波帮作如是评价：“凡吾国各埠，莫不有甬人事业，即欧洲各国，亦多甬商足迹，其影响与能力之大，固可首屈一指者也。”足见宁波帮在中国近代社会发展史上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而在中国的现代化历程中，宁波帮作出的特殊贡献同样是有目共睹的。其主要表现在大上海的崛起和香港的振兴。
据上海工商联宁波商会会长庄晓天透露的一份数据显示，解放前宁波人创造了上海三分之一的财富，并创造中国第一家商业银行等50个中国第一。宁波人在中国近代金融、航运、外贸、民族工业等方面，都居于领先地位。
1949年，大批宁波商人从上海等地迁移到香港。1967年，宁波旅港同乡会成立，众多宁波人开始在香港各个领域崭露头角，并迅速在工商领域施展才华，占据“首领”地位。比如纺织业的陈廷骅，航运业的包玉刚，影视业的邵逸夫，等等，均成为了世界级工商巨子。
宁波有三宝：宁波港，宁波装，宁波商帮。宁波临近东海，有得天独厚的海运资源。自古以来，宁波商人也多是从事海上作业，但是由于明清后期闭关锁国的经济政策，导致宁波的海上贸易事业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
然而，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却打开了宁波贸易的大门，从此，也意外地成就了宁波商人的事业。
1842年，清政府在与英国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战败，于是清政府代表在泊于南京下关江面的英军旗舰康华丽号（亦译作皋华丽号）上与英国签署《江宁条约》，又称《中英南京条约》。而南京条约中的重要条款之一，即条约要求中国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实行自由贸易。
上海港是长江流域的终点，腹地深广，交通便捷，逐渐发展成为全国经济贸易的中心，而宁波港相对于上海港来说，条件比较不足，尤其在对外贸易上，由起初1844年的55万元，到1849年则减少了将近90%，那个时候，各省商帮都将目光投向了上海，而宁波与上海之间交通便利，轮船只需要一夜便可到达，所以，宁波商人在宁波本地商业保有绝对优势的基础上，逐渐将生意发展到上海，与已经在沪的宁波商人相结合，逐渐将生意渗透到上海的各个领域。发展到20世纪初，宁波商人在上海的势力大盛，在沪的宁波商人有5万多人，他们迅速在买办阶级中形成影响，并在棉、布、钱、五金等行业中占据重要的地位。例如虞洽卿是德商鲁麟洋行买办，刘鸿生是英商开平煤矿买办，周崇良是德商谦和洋行和德浮洋行买办。
19世纪末，外国资本对华输出越来越严重，因此上海外资银行林立，宁波早前经常从事海上对外贸易，所以宁波商帮中一部分的买办通晓外语，并且熟悉金融业务和有一定的资产担保，所以，这其中，又有大部分人担任了银行买办，如法商麦加银行买办汪清源，华义银行买办厉树雄，美商友华银行买办傅筱庵等。金融与买办的结合，极大地增强了宁波商帮在上海经济界的地位，逐渐压倒了在沪的其他商帮，成为上海商界的首位。
大名鼎鼎的宁波装，也在这时出现在宁波人聚居的上海滩。裁缝，也就是成衣匠，这也是用沙船带过来的宁波手艺。不过宁波的成衣匠不是一些只会使用剪刀的寻常工匠，他们有一个特定的名字，叫“红帮裁缝”。
宁波裁缝因为专门给当时被叫做红毛人的外国人做西装，因此就被称作“红帮裁缝”。据说他们的祖师爷宁波人张尚义，是一个在横渡杭州湾时翻船的幸存者。这位当年的宁波小裁缝因为抱住了一块破船板，经过数天的漂泊竟得以到达日本的横滨。在言语不通、满目都是陌生人的异国他乡，他居然凭手艺找到了自己的职业，为停泊在那里的俄国船员修补西装。心灵手巧的张尚义很快成了西装裁剪的高手，多年以后，他的儿子张有松回到上海，创办了中国第一家西服店——福昌西服店，并向宁波同乡广为传授手艺。
“红帮裁缝”作为一个群体，最早是依托上海滩才得以扬名，以后他们的足迹逐渐遍布了大江南北。这些出身卑微的宁波裁缝，成了中国近代服装改革的先驱，由他们所创造的中国服装史上的很多个第一，至今仍为人们津津乐道。据史料记载，中国的第一套西服、第一套中山装，甚至第一部西服理论著作，都是出自宁波人之手。
中山装的设计者王宏卿之子王汝珍说：孙中山先生提出来了，（袋口）要用笔架形，那个时候我父亲问他，为什么要用笔架形，因为笔架形做起来比较麻烦啊，圆的做起来简单啊，他说呢，这里有意义的，什么意义呢？就是我们的革命要用知识分子，等衣裳全部做成以后，孙中山先生来了，（这种款式）称为国服，具体名字就以中山先生命名，就叫“中山服”。
宁波裁缝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垄断了各地的西服制作业，日后上海南京路上涌现的最有名的西服号，几乎都是宁波人所开。后来的事实证明，“红帮裁缝”的影响并没有随着一个旧时代的结束而消失，即使在1949年以后，新中国领导人身上的服装，也几乎都是由“红帮裁缝”的传人巧手制作的。今天，这个中国东部的城市，仍是名副其实的服装之都，在国产的每10件服装中，就有一件是从这里生产出来的。
随着宁波商人北渡上海，并从上海辐射到北京、天津、汉口等各大城市，药材商的足迹也如海鸥逐浪般地流向四方。宁波商人经营的著名药铺，如上海的童涵春、冯存仁、蔡同德，北京的同仁堂，天津的达仁堂，都是这些城市的药业名店。今天我们仍可以看到这些百年老店的金字招牌，未见丝毫褪色。
京城名店“同仁堂”，是宁波乐氏于康熙年间（1662—1722）创办的药号。同仁堂“有方皆法古，无物不藏真”。北京故宫博物院里现在还陈列着慈禧吃剩的两枚“乌鸡白凤丸”，上面有光绪年间同仁堂制作的印记。
宁波商人在自己的发迹过程中，创造了许多个“中国第一”。
1897年，创办了中国第一家华人银行——中国通商银行，这是中国传统金融业迈向现代的响亮信号。而真正独立创办以一个城市为标志的股份制商业银行，是四明商业储蓄银行，1908年成立的时候，董事会、总经理，全部都是宁波人。
正如早期的宁波商人转而发展钱庄一样，在上海的宁波商人已经看到了资本运作的巨大拉动力，他们从商业领域大踏步地转向了资本运作领域。这预示着宁波商人的经营理念已经得到了巨大提升。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西方列强在华的势力一度松懈，宁波商人迅速抓住机遇，在一年之内就创办了上海煤业银行、民新银行、日夜银行、中华劝业银行等十余家银行。同时，又接盘创办了中国垦业银行，中国企业银行等多家新式商业银行。以宁波金融家为主体的上海银行家队伍，一时被誉为“江浙财团”。宁波籍人士创办的金融业，对在上海的宁波工商业者的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有了金融界的财力支持，宁波商人们纷纷踏上了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道路。宁波商帮中的朱葆三投资兴办了中法航运公司、华商人寿保险公司、华兴水火保险公司、中兴面粉厂、吉邦橡胶公司、中日合营绢丝公司，还在汉口、广州办自来水厂等；叶澄衷以在沪开设五金杂货店起家，先后开设钱庄、经营房地产，并在汉口投资办造布厂、火柴厂等。最具代表性的是刘鸿生，任英商开平煤矿买办后，先后投资创办了火柴厂、水泥厂、毛纺厂、煤矿以及银行、保险等工商企业，集轻工、重工、商业、运输与金融业于一身，形成全国性的刘氏企业集团；虞洽卿创办三北轮船公司、宁绍轮船公司等，投资共达450万元，至1935年已拥有大小轮船65艘，载重量共达9万吨，占当时全国轮船总吨位的13%，成为全国民办商轮的巨子，可以说，这时的宁波商人势力囊括了上海的大部分行业，真正的做到了上海商业的龙头老大。
在上海这片开阔的“滩头”里，宁波人成了引领当时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中国的第一家日用化工厂、第一家机器染织企业、第一家灯泡制作厂、最早的民营仪表专业厂，甚至最早的保险公司、房地产公司、证券交易所，都在宁波人的努力中创建。在传统行业中站稳脚跟的宁波商人，开始把目光投向了更多的新兴产业。
宁波商人黄楚九，最早是从中药行业起家的，后来又介入了西药业。但他真正成名是发明了“艾罗补脑汁”。黄楚九在药业上有所获利后，就转而开拓娱乐市场，他在1912年创办“新新舞台”，第二年又在舞台顶层开设了中国第一家“屋顶花园”，其后，又开设新世界游艺场，几经操作，成为业内高手。1917年，黄楚九出资80万元，建成了“大世界”游艺场，一时震动大上海。但黄楚九并未因此罢手，再于1924年创建中华电影公司，成为大上海跨门类的商界奇才。
20世纪初，当“电影”作为舶来品传入中国的时候，更多的人还只是惊叹于这种“西洋镜”所具有的神奇魅力，而又是那些精明的宁波人率先觉察到了其中的商机。早在黄楚九之前，宁波人就创办了中国第一家自主制片的影片公司——幻仙影片公司，拍摄并执导了中国的第一部故事片《难夫难妻》。这批宁波籍的早期电影人，后来被写入了中国的电影史册，他们中包括中国电影的早期拓荒者张石川，以及创办了天一影片公司和邵氏兄弟影业公司的邵醉翁、邵邨人、邵仁枚、邵逸夫等著名人物。
1933年，二十几岁的董浩云离开当时属于宁波的舟山定海，到上海发展。几经挫折，几经奋斗，终于成为中国的第一位世界船王。董浩云和稍后的包玉刚，都成了国际航运界令人瞩目的骄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