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和发展记者招待会制度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加强同外国驻京记者或临时来访记者联系，主动说明和宣传中国，阐明中国立场和方针、政策。抗击“非典”胜利之后，北京、上海、广州、南京，重庆等各地方政府纷纷推出政府新闻发言人。北京市朝阳区推出的街乡新闻发言人，在全国的区级行政单位中尚属首次，率先把新闻发言人制度从局级领导向二级班子延伸。各级政府新闻发布制度的建立是经济全球化和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这说明，新闻发布制度离中国公众已经越来越近，正如有人形容说“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深圳对新闻发言人的要求是：政治立场坚定，敢于负责，能够自觉维护公共利益，还必须熟悉本部门的全面情况，具有较高的政策水平、理论水平和较完备的知识结构；形象端正，举止得体，具有较强的表达能力、应变能力、组织能力和公关能力。厦门对新闻发言人的要求有五个方面：一要懂全局，要对党的基本理沦、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融会贯通，对全局的形势、政策了如指掌；二要知实情，要知道新闻事件本身的实际情况，还要知道针对事件的社情民意、舆情动态，做到心中有数；三要善应对，要把握分寸，讲究艺术，因势利导，努力把我们希望报道的消息传播出去；四要守纪律，要把握正确舆论导向，注意维护国家的利益和党委、政府的形象；五要业务精，技巧熟练，心理素质好。而国务院新闻办对新闻发言人提出过四点要求：一是政治立场坚定，既要维护国家利益又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根本的利益；二是不说假话；三是知识面广，要内知国情外知世界；四是有严密的逻辑思维和推理能力以及快速应变快速反应的能力。
随着我国政治民主化进程的加快，以及公众知情权意识、参与意识的增强，我国政府新闻发布制度建设又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但是，我国政府新闻发布制度在许多方面还不够完善、不太规范，相应的理论和实践还有待健全。各级政府可以在完善制度、力争规范、提高专业水准方面多下功夫，使新闻发布真正成为政府工作的组成部分，做到制度到位、机构到位、经费人员到位、工作条件到位，从而使政府新闻发布制度建设落实到位。此外，若想让新闻发言人充分发挥政府“制度人”的作用，需要一系列的制度跟进。新闻发言人在什么情况下发言，发什么言，怎么发言，对谁发言，发言的后果如何承担，等等，都可以作出相关的制度规定。只有消除了新闻发言人对发言后果不确定性的担心，新闻发布制度才能真正起到应有的作用。
六、在中国出现并发展的原因
分析中国记者招待会的出现与发展，主要原因有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中国记者招待会不是本土的产物，而是移植西方特别是美国记者招待会的经验，其产生和首倡者唐绍仪本人受西方教育特别是美国影响有关，深受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和新闻自由思想的影响。当时中国著名报纸《大公报》有不少关于富兰克林.D.罗斯福总统记者招待会的报道。中国记者也曾参加杜鲁门总统举行的记者招待会。1945年9月26日，《大公报》驻美国特派员杨刚参加了白宫记者招待会，到会记者有近200名。总统杜鲁门答复了记者的提问，招待会历时15分钟。对这次记者招待会的情形，杨刚当天向《大公报》发了专电。
第二，中国记者招待会是中国新闻传播业迅猛发展的结果。有资料显示，“从武昌起义胜利到1913年的两年中，报刊数目剧增。除官报和少数宗社党报刊销声匿迹外，清末出版的报刊照旧出版，清末被迫停刊、休刊的报纸有不少又恢复出版，各种各样的人物、团体纷纷创办新报刊，形成继戊戌变法后全国第二次办报高潮。据当时统计，1912年，全国报纸陡增至500家，总销数达4200万份，均属于历史新纪录。政治中心的北京，新增报纸最多，‘已逾百家’。原报业中心上海、天津、广州等地，报纸数目也在原基础上猛增。”其中较为明显的变化是政党报刊的崛起。有记载称：“民初报界和清末最明显的不同，是政党报纸的蜂起。民初的报纸，包括原有的和新创刊的，大部分是政党报纸。”
第三，政治民主化进程促使中国记者招待会发生发展。政府记者招待会以实行资产阶级革命和倡导言论出版自由为前提。在封建专制体制下，中国不具备召开记者招待会的政治条件。记者招待会的出现和首倡者唐绍仪本人受西方教育特别是美国影响有关，深受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和新闻自由思想的影响。辛亥革命后，孙中山以临时大总统的名义公布了由参议院通过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人民有言论、著作、刊行及集会、结社之自由”，从而促使中国新闻传播业迅猛发展。记者招待会诞生后，其良性发展多出现在政治民主化进程表现显著的时期。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抗战形势的压力，促使了国共两党的合作，以及包括其他民主党派在内的统一战线的建立。外敌入侵，客观上促使国民党的独裁统治有所放松，反之，国内民主势力抬头，民主气氛活跃。在这种背景下，才有了上文所显示的记者招待会的迅速发展。新中国成立后，记者招待会真正意义上的发展和完善是在80年代改革开放之后，这和民主宽松的政治气候相关。随着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建立和完善，记者招待会逐渐规范和增多，并成其为一种常规制度而得以最终确立。
第四，出于战时宣传和政治斗争的考虑，中国政府开始主动大量地利用记者招待会宣传自己、瓦解敌方。比如，抗战期间，记者招待会发展迅速、备受关注。仅从当时的报道字样分析，抗日战争的爆发，使“记者招待会”的称谓得以普遍运用。之前，在报道上很难看到“记者招待会”的明确称谓，多为“招待报界”、“招待中外记者”、“招待各报记者”，等等。再者，抗战时期，由于战时宣传的急迫需要，记者招待会受到了政府和民间的重视，出现了从不定期到定期发展的趋势。1938年4月4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在武汉举行外国记者招待会，由陈诚部长讲述一周来各战区的战况。5月3日，陈诚又举行了一次外国记者招待会，讲述近期的军事、政治情况，与会的各国记者20多人。当时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主要有三种类型，即中国记者招待会、外国记者招待会和中外记者招待会。1943年10月，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新任部长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以后每隔两周逢星期五下午三时举行中国记者招待会，外国记者招待会则每周一次。
第五，“非典”事件是中国记者招待会发展史上的标志性事件，危机因素成为中国记者招待会发展的反作用力。广东地区“非典”爆发之初，公众获知疫情信息的渠道来自道听途说而非政府，致使各种谣言迅速传播并引发抢购风潮与社会恐慌，使政府的执政能力、信息公开的透明度以及媒体的公信力均受到公众质疑。在国际上，中国媒体被指责为“集体失语”，中国的国家形象也受到损害。美联社2003年3月28日在题为《中国对非典肺炎的典型报道》一文中说：“自共产党统治中国起，取得政治生存的关键原则就是：如果不好看，就藏起来。”CNN2003年4月19日在标题为《中国遮掩非典传播真相》的报道中说“许多人正谴责中国政府隐瞒该致命疾病的严重性，他们希望政府的这种行为能够停止”。
最后，比较中美政府记者招待会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出，两国记者招待会的发展原因中有若干相似之处。如，两者均是媒体采访诉求与政府信息垄断斗争的结果；均反应出政府为宣传自己对媒体进行积极利用；都是新闻传播业发展到一定规模的产物；其发生发展状况均与该国政治民主化程度相匹配；媒介技术的进步在其发展阶段都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与变革作用；负面因素在其中产生出独特的反作用力；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