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上述三个海权小邦，虽曾于16至18世纪之间，把整个东南亚（亦多为中国之旧藩属）弄得天翻地覆、海啸山崩，但是他们却始终未敢侵掠中国大陆，因此我大陆上明清两朝自郑和七航（1405-1433）收帆之后，便龟缩神州，睡其呼呼之大觉。对大门之外的西洋海盗，毫无所知，亦未加闻问。如对西班牙所操纵，以华裔海员为基础，独占亚美两洲的太平洋直达航运250年之“马尼拉邮船”（Manila Galleon，1565-1815），我国官书竟无片纸记录，酣睡之沉，亦可惊矣！
我国明清两代朝野，黄粱一梦400年（1433-1839），迨鸦片成患，西来毒贩欺人，一觉醒来，已景物全非矣！
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毒枭”
若论欧西各国东向扩张之先后，英国实在出道甚晚。但是英国却是世界近代史上最全面、最耐久，最能因时制宜、随机应变、不拘一格、花样繁多而后来居上的帝国主义。事实上，一部晚清中国外交史，便是一部“中英外交史”。俄、法、日附庸而已，美国则英之尾闾也。
英人做有计划之东侵盖始于1600年英国东印度公司（East India Company，England）之创立。该公司为一私营之商业组织。然盎格鲁-撒克逊民族所特有的和衷合作、窝里不反的民族精神，竟能使该公司拥有政治权力与英国之国家武力相配合，全面向外扩张。其第一目标盖为印度之“蒙古王朝”（Mogul Empire，或译蒙兀儿王朝、莫卧儿王朝）也。蒙古王朝斯时已弱点毕露，治下诸侯林立，内讧不已，乃予英国之东印度公司以可乘之机。其时入侵印度除已式微之葡萄牙人之外，原有英法二强。然两雄相争，法人终非敌手。笔者今犹忆及数十年前在大陆上初中时，老师教世界历史课，曾大谈“英国小将克乃武（Robert Clive）大败法国老帅杜普雷（Dupleix）”之历史故事，有声有色，至今不忘。杜普雷于1757年被克乃武逐出印度。印度乃为英国所独吞，一吞200年，至二次大战后始恢复独立。
英人东侵之第二主要目标厥为中国。然其时正值我国乾隆盛世。中央权力方浓，沿海诸省亦无懈可击。中英交往乃限于国际之贸易。唯英国此时尚处于工业革命前期，钟表、呢绒等少数制造品之外，无太多商品足资供应，而我国之丝、茶、瓷器则可无限外销。因此中英贸易初期，英方“逆差”殊甚，全凭金银硬币以为挹注。
不幸我国之“顺差”贸易，不数稔便迅速逆转。至1773年（乾隆三十八年），东印度公司取得鸦片专卖权（monopoly）之后，我国顺差瞬即变为逆差，以致一泻如注，不可收拾。
鸦片原产于南洋、印度、波斯、土耳其等地，而以印度为最佳最夥。明季列为藩属“贡品”。盖鸦片原为极有效之药物也。清初南方沿海始见“竹管啖烟”之陋习，盖亦传自海外，鸦片遂成为毒品矣。
顺康之间（1644-1722）满族入主未久，朝气蓬勃；而中土于大乱之后，人口大减，物阜民殷。政府亦能下级服从上级，全国服从北京，朝廷政令颇能一竿到底。烟毒初现，政府即申严禁之令，故亦不足为大患。不期嘉道之际（1796-1850），清朝之盛世已邈，衰竭之周期将届。朝政不纲，地方官吏之贪污腐化尤不可遏，鸦片禁令乃渐成具文。
其尤不可抗拒者，则为大英帝国挟其吞噬印度之余威，官商一体，扬帆东来，载其印度之高级鸦片，在我沿海做武装走私。其囤集走私鸦片之趸船，有时竟泊于广州城郊之黄埔！“滥用暴力，追求暴利”莫此为甚。年前笔者游黄埔，导游者告诉我：“此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黄埔军官学校‘之故址也。”我也告诉他：“比军校更早一百年，此亦英国人走私贩毒，鸦片堆栈之故址也。”导游愕然。
近年来曾有中西历史学家，坚持“鸦片战争非为鸦片而战”之学说。他们认为“鸦片”只是一种商品，由英商运抵南中国外海伶仃洋中之小岛。其销行中国内地则全由中国本身极有效率之走私商人接运之，非英人之责任也。此一学说，真是历史学界的奇谈怪论。
笔者定居纽约市40余年，对本市贩毒掌故可说了如指掌。所知个体毒贩，大至亿万富翁之毒枭，小至当街兜售“白面”之八九岁儿童，可说“阅人多矣”。以美国今日缉毒机关之有效，科学方法之新颖——偶读其官方缉毒报告，直如科幻小说，然终不能禁。驯至每况愈下，全世界之最大都市，今竟为毒犯所征服。目前联邦政府于国内束手无策之情况下，只有乞助于友邦，冀图直捣“金三角”之老巢，亦未见有若何效果。噫嘻呼，缉毒之难，岂踞坐皮椅，于象牙之塔内放言高论的教授先生，所能知其万一？！
区区读史之余，每做遐想：设有超级帝国主义，以激光炮、原子弹诸武器为后盾，强运千吨今日最精纯之“中国白粉”（China White），泊舟于纽约港内之“艾丽丝小岛”（Ellis Island）以供应市内之大小毒贩，则伟大之纽约市将成何世界？美国又成何国家？华府白宫对此超级毒枭之反应又何如哉？此不正是当年道光爷陛下的中国吗？！
明乎此，吾人当知19世纪之英国便是人类历史上，若是之空前绝后的最大毒枭也！明乎此，则鸦片商品论者，也就很难自圆其说了。
“鸦片战争”与“茶叶战争”
有的学者可能还要辩论说：鸦片之为害一事也。鸦片之沦为中英战争之导火线，则又另一事也。以逊清政府当年之颟顸愚昧（ignorance）、闭关自守（seclusion）、反商（anti-commercialism）、排外（anti-foreignism），纵无鸦片，则其他任何一“片”——麦片、米片、溺片（尿片）——亦均可为“麦片战争”……“溺片战争”之导火线，岂独鸦片已也？中英之战势在必发，非鸦片之过也。
此言实昧于历史事实之又一胡说。
有关“鸦片战争”（1839-1842）之中西史籍无虑数百种。今日史家对战争之经过，盖均已耳熟能详，不须争辩。拙作限于篇幅，亦无法重叙史实。然该次战争之基本性质，有待研讨之处则正多也。
须知“鸦片”为当年中英战争中，英方无可代替之“商品”也——其获利之丰（读者试看今日之毒贩便知），天下无双；其有助于当年英国国库之收入（national revenue），亦不可或缺；其有助于英伦之繁荣、“国民所得”之增长，与夫绅士淑女生活水准之提高，也出乎想象——试看伦敦、香港等地19世纪所建，今日仍巍然兀立之高楼大厦，有几座与鸦片无关？（君知否？这类建筑，纽约与波斯顿，间亦有之。英人垄断了印度高等鸦片；波斯、土耳其产之次等货，美商营之也。）
总之，“鸦片贸易”（opium trade）为当年英伦朝野，国脉民命，生计攸关，不可或缺之国际贸易。女皇与国会，均不惜为之一战。可是英国国会档案不昭示乎，英国议员之反对战争者，岂非所在多有？此则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小史之见也。英国与美国一样，毕竟是个有言论自由的民主国家嘛！珍珠港事件之后，美国国会之内还不是有人反对对日宣战！
所以我们敢断言：“鸦片战争中英双方皆为鸦片而战也。”否则它就不叫“鸦片战争”了。1776年开始的“美国独立战争”，是由中国的乌龙茶叶引起的。该战争非为茶叶而战，因此它就不叫“茶叶战争”了。
然则19世纪中叶中英之战是否像一些中外史家所述，不论“鸦片”“溺片”都“非战不可”呢？
答曰：唯唯否否。何也？曰：若无林文忠公“入即正法，船货归官”的铁腕政策，则“鸦片战争”便不会爆发！盖清廷至此，禁烟已百余年。然鸦片之祸，愈禁愈炽；鸦片贸易愈禁愈大。“鸦片战争”原为鸦片而战嘛！如鸦片之禁令始终只是一纸具文，则英国又何必发动什么鸦片战争呢？无奈鸦片之祸，至道光中叶已至不可收拾之程度。世界上任何有自主权的国家，为着一己生存，都非禁不可。
吾人今日如试一重读1838年（清道光十八年）鸿胪寺卿黄爵滋奏《请严塞漏卮以培国本》一折的原文，则知正当进出口商人经营所获，“较之鸦片之利，不敌数十分之一。故夷人之着意，不在彼而在此”。又说到罚轻瘾重，吸毒者“刻不可缓……查旧例：吸食鸦片者，罪仅枷杖。其不指出兴贩者，罪杖一百，徒三年。然皆系活罪。断瘾之苦，甚于枷杖与徒。故甘犯明刑，不肯断绝。若罪以死论，是临刑之惨急，更苦于断瘾之苟延。臣知其情愿绝瘾而死于家，必不愿受刑而死于市……”（见黄著《黄少司寇奏疏》）。这种叙述之真切，以今日纽约毒祸与之相印证，都是符契相合的。至于那禁烟名句说，烟如不禁，则将来“不唯无可筹之饷，亦且无可用之兵”。中国如衰败到那步田地，则“鸦片战争”就没有“非打不可”之必要了。这一个境界却正是英国这个大毒枭，在鸦片战前所企盼的中国啊！出乎他们意料的则是道光皇帝竟然派出一个有为有守、敢作敢为的林则徐。林某既然真的要禁起烟来，真的means business ，则这场战争才真的就“非打不可”了。一战四年，中国大败亏输，落得个“五口通商”“割让香港”的结果，在本篇正文中，就不必细述了。
“鸦片战争”之战与不战之权，操之于大英帝国的首相与国会。林钦差被动应变而已。他如要认真地禁烟，不管贵钦差是林则徐、张则徐，都要挨打了。是耶？非耶？
从“印度第二”到经济第一
英国在清末和中国一共打了三仗——一次是“全仗”（“鸦片战争”，1839-1842），两次是和其他列强合伙来打的“半仗”（“第二次鸦片战争”，亦名“英法联军”之役，1856-1860；“八国联军”侵华，1900-1901，史家也称之为“拳乱”“义和拳”，扶清灭洋之乱也）。
前段已言之，英国是当今世界上最能随机应变、十项全能的帝国主义，所以它对我们所打的三次战争的性质和方式也大有不同。
曾两任英国首相（1868，1874-1880）的迪斯瑞理伯爵（Earl Benjamin Disraeli，1804-1881）曾有名言曰：“大英帝国无永恒敌人，亦无永恒朋友，却有永恒利益。”所以上述三次侵华之战，虽方式不同、性质各异，其为大英帝国的“永恒利益”而战则一也。
概括地说来，中英鸦片之战，英国的目标和方式都是以它侵入印度的历史为模式的。远在1792年（乾隆五十七年），英王乔治三世遣马戛尔尼伯爵（Earl George Macartney，1737-1806）使华时，彼即深知清军火器之落后，在军事上非英国之敌手。鸦片战前，英人非但洞悉清军之不足敌，而清政之窳劣，尤为英方所睥睨。因此纵鸦片一项之入侵，便可不战而屈人之兵，把中国变成“印度第二”。西方老辈汉学家阅拙作或将诬为过甚其辞。其实英人之臣服印度又岂有若何通盘计划哉？若辈只是乘势入侵，得寸进尺，终于造成既成事实罢了。其侵华也亦然。鸦片战后，则司马昭之心亦为其血浓于水的白种伙伴所共识。
《中美望厦条约》（1844）缔结之后，第一任美国驻华公使义华业（Commissioner Alexander H.Everett）于1846年10月抵广州履新，目击英人在华之不择手段对中国主权恣意侵越，便认为英人有计划要把中国变成“第二印度”而忧心忡忡。义氏并专书呈报美国国务卿及总统，吁请华府联合欧洲其他列强尤其是法俄二国，加以制止。（义华业呈美国务院之报告原件现存美国国家档案局。于1847年4月10日，发于澳门。）其后历任美使所见皆然，唯一例外则为第五任美使伯驾（Peter Parker，1804-1889）。
伯驾原为美国传教士，鸦片战前即与鸦片贩有亲密往还。战后为急求深入内地自由传教，而支持英国之积极侵华政策。迨伯驾以六任美使馆代办而升为第五任公使时，竟吁请华府“占领台湾”，始为布肯南总统（James Buchanan）所撤职。
但是英国毕竟是个有修养的帝国主义。鸦片战后不久英政府便深知独吞中国之不易。盖中国为一高度中央集权之统一大帝国，颇难分而治之如英人之御印度也。再者，鸦片战后俄、法、美诸强亦接踵而至，对弱大中国群起而蚕食之，各分一杯羹固为势所必至，而一强鲸吞则为时已晚矣。因此在“太平军”金田起义（1851）之后，英国对华政策乃有极显著之改变。
在此期间，英人已不再做印度模式之企图。而改采联合法美两国以武力胁迫清政府在不平等条约之下，做沿海与内陆之全面开放。斯时法美诸强虽亦尾随英人插足东亚大陆，然其经济力量与英商相比则微乎其微。英政府如能策动列强共逼清廷做全面开放，则实收其利者，仍只是大英帝国一国而已。英国之此项邀请，美政府因疑其动机，不愿加入，而法国则欣然入彀，此即为英法联军于1860年攻陷北京之全盘经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