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条长河，永远向前流动。在历史的潮流里，转型期是个瓶颈，是个三峡。近一个半世纪中国变乱的性质，就是两千年一遇的“社会文化大转型”现象，其间死人如麻，痛苦至极。不过，不论时间长短，“历史三峡”终必有通过之一日。从此扬帆直下，随大江东去，进入海阔天空的太平之洋……
论帝国主义与晚清外患
在谈“帝国与民国之蜕变”的拙著里，笔者曾不揣浅薄、斗胆地说过，从社会经济史的角度来看，我们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史，几乎是千年未变；而鸦片战后，则几乎十年一变。何以在社会经济方面，我们的传统历史是“静如处子”，现代又“动如脱兔”呢？恕我要言不烦，这个两千年未有之变局，实是西方东来的“帝国主义”推动的结果。
“帝国主义”（imperialism）又是个什么东西呢？这一问题对我们这一辈20世纪上半纪出生的华裔男女，还需要解释吗？那一部血淋淋的“帝国主义侵华史”，便是我们一辈子实际生活经验的主要部分。不提也罢，提起来，我们会血脉偾张、咬牙切齿。
以上这份民族感受，是任何人所不能否认的。这是我们亲身体验出来的，有什么好否定的呢？因此我国一般史家和国共两党的官方，都会肯定“帝国主义”是近代中国的万恶之源。马列派的史学家，更会把它概念化一番说：帝国主义何以是万恶之源呢？因为它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万恶之源的上面，还有一个总源“资本主义”。
可是这些说法，却不为很多西方汉学权威所接受。他们之间有许多极有火候的历史家，甚至是最有权威的泰山北斗，如当今剑桥学派的开山宗师费正清教授等，他们却认为“西方帝国主义”在中国基本上是不存在的。它只是由于革命党人（包括国共两党）不断的宣传，而嵌于我民族心理上的一种幻觉。——虽然他们也并不否认日本人对中国的侵略却是一宗不折不扣的“帝国主义”。
日本人呢？在他们战败之初，倒颇有些忏悔心态。可是近年来，他们就逐渐地把他们在中国大陆赤裸裸的奸掳焚杀说成“进出中国”了。只是日本这批“进出论者”引经据典的功力，无法与西方的“幻觉论者”相提并论罢了。
朋友，时间是可怕的。以感情写历史，也是靠不住的。君不见20世纪后半纪（尤其是近30年）才出生的中青年华裔男女，他们对“南京大屠杀”、对“佳木斯细菌试验所”等的情感反应，就不会像他们父执辈那样椎心泣血了。君不见，抗战期间站在不同阵地的一些华裔同胞，他们对日本战犯不也有颇为不同的量刑心理……再过些年，纵是华裔大学生恐怕也要靠历史百科全书，才能粗知“帝国主义”的定义了。
写历史的目的是保存某一段历史的真相，传之后世，警惕将来。历史家应该实事求是、心平气和。他不应为某一时代的喜怒哀乐所局限而笔端常带感情。所以像“帝国主义”这样的议论未定之辞（debatable subject），就应该言简义赅地去搜搜它的根，再做论断。
若谈“帝国主义”的根源，我们就不能不上溯到历史上的“扩张主义”（expansionism）。扩张主义是个洋名词。我们文化中的同义字大致是“强凌弱、众暴寡”。它是“人性”（human nature）中绝对存在的一面，也是最丑恶的一面。它也是“社会达尔文主义”（Social Darwinism）所揭露的“人类社会行为”（human social behavior），甚至“动物社会行为”（animal social behavior）中经科学家证实的“客观实在”。
在人类历史上，“扩张主义”之动机是多方面的。它包括疆土、经济、政治、宗教、文化、虚荣、色欲、嫉妒乃至日常的衣食住行、七情六欲。其中任何一面、多面或全面，都可引起群居人类向外扩张的社会行为。
所以现代西方的“帝国主义”，盖亦起源于近代欧洲的“扩张主义”。这一点，任何国家、任何派别的历史学者，大致都可完全同意。
欧洲民族何以于近代忽然大肆“扩张”起来呢？而近代欧洲扩张主义又是个什么性质呢？为着一般中文读者的方便起见，我们最好还是把中西史籍对比着看，将这桩史实简单地从头叙述一遍，再及其他。
封建末期的解放运动
中西“封建制”（feudalism）之崩溃，时间上虽相去1700余年，在性质与形式上则颇为相似。中国在封建末季的“战国时代”，王纲解纽、五霸争雄，结果导致百家争鸣、诸子蜂起，终于孕育出一个学术思想、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社会生活等彻头彻尾的“解放运动”——它也是我东方文明最光辉灿烂的一段史实。可惜这个光辉灿烂的运动，最后竟以最惨痛的“焚书坑儒”的方式结束了。自此以后，我民族的智慧，就被帝王将相和儒教圣贤牵着鼻子，一牵两千年。所以汤恩比大师说，中国文明自此便一蹶不振了。
且看西方呢？古希腊、古罗马的文明原也是辉煌灿烂的。不幸它们于四至五世纪之间，为“民族大迁徙”所腰击，竟被诸蛮族入侵（亦如我国史上的“五胡乱华”），弄得四分五裂。可是这些西方蛮族，一面虽毁坏了罗马文明，另一面却又自身“罗马化”——其情亦如我国的五胡汉化。值此扰攘期间，那原为罗马时代“旁门左道”的基督教会乃乘虚而入。其情况亦如佛教大盛于我国南北朝之间也。经过数百年之混乱，整个欧洲终于被基督教所征服而形成一个庞大的“基督世界”（Christendom）。（在东方，佛教便没有这个福气了。）
在这个基督世界里，那些流窜的蛮族（今日欧洲白人的祖先）逐渐定居。其罗马化、基督化了的酋长们，也就逐渐地落实他们部落的统治而变为（与我国春秋战国时代类似的）封建诸侯了。他们各自霸占土地、豢养农奴、组织庄园，不断地增进生产以自肥。而与他们平行发展的“基督教会”除霸占土地之外，还兴办教育、建筑教堂、规范文化、包办上帝以自尊。这样便形成了他们“政”（state）、“教”（church）两头大的“中世纪文明”（medieval civilization）了。
因此，就中世纪文明的本质而言，无封建诸侯与封建生产制，则蛮族社会便无法安定，原始农业便无法增产。无教会与上帝，则诸蛮族各“拜”其“拜”，小拜拜拜大拜拜，亦不成其为宗教，不成其为文化。所以，封建诸侯与教会司铎在中世纪亦各有其文化任务与历史功勋。双方配合适度，亦可使庶民乐岁终身饱，凶年得免于死亡。安居乐业、弦歌处处，煦煦然，固亦有三代之遗风焉。已故吾师中古史权威之艾文斯（Austin P.Evans）教授，总以中古社会生活为人类社会生活之理想境界，良非虚奖。君不见马丁·路德乎？路氏对教会腐败，虽恨不得与之偕亡，而对封建诸侯则颇能曲谅，亦自有其卓见也。
但是历史毕竟是随时间移动的。所谓“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封建制、庄园制、基尔特制，虽俱有其历史任务，然任务完成、时移势异，时势变而制度不变，它们就成为进化的绊脚石，历史的反革命了。
中世纪封建文明，以善自培植而达于饱和状态，一个“解放运动”（如中国古代之“百家争鸣、诸子蜂起”）就应运而生了。可是中西封建社会之崩溃却同源而殊途。我国的“诸子蜂起”，终以诸子同坑而结束。欧洲则因为出不了一个秦始皇，收束不了这个“处士横议”的局面，因此现代欧洲为反抗“政”“教”两大桎梏的“解放运动”就像一窠蜂子，向四处爆炸了。其出现方式如“宗教改革”“商业革命”“方言文学”、违反教义的科技探讨、规复原本为基督徒所不悦的“罗马法”之研究与施行等等，总之一个广义的“文艺复兴运动”，乃如野火之燎原，一发而不可收。欧洲的天地太小了，它们火花四射，很快地就烧遍五大洲。它们结束了欧洲的“大黑暗时代”，便把人类的文明自“中古”推入“现代”。因此一部300年的“现代世界通史”，就变成一部“欧洲的扩张主义”的历史了。
“扩张主义”的“两面性”
所以现代欧洲的向外扩张有善恶的两面性。其“善”的一面，则涵盖由西欧开始的“现代文明”各方面（various aspects）的向外传播。其形而上各方面或可概括之为“德先生”（民主和相关的观念），其形而下者便是“赛先生”（科学）了。
而“扩张主义”的“恶”的一面，则是欧西白种民族国家利用其先进科技成果，向落后地区奸掳焚杀，做赤裸裸的掠夺、侵略和侮辱。
因此，这一现代的欧西扩张主义，其“善”的一面的传播，虽非其原来的“动机”，然其“结果”则不无可取。举个有关我们日常生活的小例子“刷牙”，无“西风东渐”，让我们“洋化”一番，我们早起不刷牙，岂不难过乎哉？这一点我们就要拜侵略者之赐了。
可是这一类“原本无心”的“牙刷主义”的传播，终抵不掉他们那“存心作恶”的炮打火烧、走私贩毒、“华人与狗”等罪恶行为。这“恶”的一面，就是不折不扣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colonialism）了。
所以，我们如果要讨论那些来自西方，本质上大同小异的什么“扩张主义”“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那我们就得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它们。我们如只为感情所驱使，而把“帝国主义”看成近代中国的“万恶之源”，这多少也有乖史实。因为它在枪杆、鸦片之外也还有些好东西。君不见，我们今天搞得轰轰烈烈的什么民主、人权、妇女解放等，不都是与“帝国主义”同船光临的吗？否则我们还不是在搞那个倒楣的“三从四德”？！
可是，我们如果只看见人权、民主、科学、技术，而忘记了那杀人放火、贩毒走私，血淋淋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本质，而胡吹或变相地胡吹，说什么“白种人的负担”（white man‘s burden）；把贩毒走私，说成只是提供一般商品；杀人放火，是为帮助落后地区开化，不得已而为之；武装侵略，是帮助愚昧帝国加入“世界社团”（world community），纳入“条约体制”（treaty system），那岂不变成“魔鬼的辩护士”、杀人犯和毒枭的律师了？！因此我们读历史、写历史，都应观其多面。窥豹之一斑、摸象之一块，便说教终生，强人从己，那就无啥学术之可言了。
黄粱梦醒，天翻地覆
再者，“帝国主义”也不是任何一个单纯的国家或民族所可包办的。它种类繁多，因国而异。葡、西、荷、英、法、俄、德、意、日等国扩张的方式，有其相同之处，也有其相异之处。
纵是同一个国家，向同一地区侵略，其发展也不是平面的——它是因时而异，各有其纵深蜕变的程序的。此一时可作其大恶，彼一时为其本身利害之需要，或亦有若干善果，凡此都不可一概而论，或以偏概全也。
现代西方帝国主义之通性为何呢？简单地说来，则是：滥用暴力，追求暴利，不择手段，绝情寡义。这条通例可以说是自1493年西、葡两国经教皇敕令（Papal Edict）中分地球开始，到1945年二次大战后日本投降为止，通用于450余年之间所有的帝国主义而不会有太大的偏差。
在15、16世纪之间，西葡两国开始向海外扩张时，就是滥用暴力、追求暴利的。当时的受害者便是中南美洲的印第安人和非洲沿海的黑人。西班牙人为掠夺土人，寻找金银，曾有“吃人肉”的可怕记录，葡萄牙人在非洲沿海，绑架土生黑人，贩卖为奴。其行为又岂止“绝情寡义”而已哉？迨达·伽马（Vasco da Gama）于1497年绕过好望角，直航印度两年后归来，获暴利60倍，真是羡煞西欧朝野。
西、葡两国是西欧扩张主义的始作俑者。但是地球毕竟太大，两邦实在太小。两国向相反方向发展，主宰了三大洋（大西洋、印度洋、太平洋），终于1521年由麦哲伦之绕地球航行而会师于东南亚时，已负荷太重。其后当地土著及东南亚华侨，虽受祸弥深——1602年西班牙人曾于菲律宾之大仑山（San Pablo del Monte）一举屠杀华侨两万四千余人；1639年于加拉巴（Calamba）再杀我华裔两万有奇——然其对中国大陆本土则始终未敢过分觊觎。葡萄牙人虽于1557年（明嘉靖三十六年），潜入澳门建小货栈，并于台澎外海瞻望宝岛而惊其“福尔摩沙”（formosa，葡语“秀美”也）。然限于国力，亦无法强占。
迨荷兰人于1602年（明万历三十年）组织荷兰“东印度公司”（Dutch East India Company）向“东印度群岛”（今之印尼）发展时，曾一度乘机占领台湾之一角，然终于1662年（清康熙元年）为郑成功所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