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华贸易的外商则各有“夷馆”，长期划界居留，各营其利。中国管制外贸的关卡，则有所谓“粤海关”，年人正税在80万两上下（税收略次于长江中游的“九江关”）。粤海关不属于“户部”（类今之财政部），而直辖于“内务府”，是皇帝的私产。关税收入作为北京禁城的“维修费”。
［附注］清朝皇帝是不能乱花钱的。他是个“制度”（institution）。国家为维持这个institution是有其一定预算的。中国的皇帝是“中央集权文官制”中最高级的“官僚”。他不是个“寡头独裁者”。清末女主当权，叶赫那拉氏破坏了这个制度。她因此亡了夫家，也报了娘家的世仇，才成为亡国之后的。
我国当年“广交会”的贸易额是可惊的。在伦敦、纽约等现代港口兴起之前，广州可能是独步世界的大都市，和中世纪的泉州不相上下。
泉州在中世纪欧洲和伊斯兰史上号称“四桐市”（Zayton），以其四周有巨桐四株也。余年前访古四桐，瞻拜郑和行香遗迹，登临唐代古塔，觅四桐而不见，然其海天形势迫人，固古今无殊也。嗣趋番禺，偕内子投宿于白天鹅宾馆之最高层，俯视香江，见粤海之胜，想中国近代史上多少英雄人物：林则徐、伍敦元、孙逸仙、蒋介石、李宗仁……均逝于足下。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楼塌了。能不感慨系之？
其中浩官伍氏一家于上一世纪40年代之破产衰败，即关乎本文阐述之主旨。盖《南京条约》（1842）签订之后，通商扩及五口，上海乃扶摇直上，顿成五口之王。全国外贸进出口中心移往长江下游。广州十三行垄断结束，生意一泻如注，改业乏术，便沦于破产。
十三行破产不打紧，要紧的是广州的衰落；广州衰落不打紧，要紧的是靠它生意吃饭养家的千千万万翻山越岭、摆渡撑船的搬夫船夫。他们因广州之衰落而失业，则妻儿哓哓，如何是好？
广州“腹地”居民，尤其高居南岭深山的客家同胞和东西江的船民，由于广州衰落而失业的严重情况，我国近代经济史家和专攻太平天国的专业史家，至今还没有统计出精确数据（data）。但是也没有史家可以否认其时失业问题之严重，盖失业问题可于相关都市贸易量之起落而推算之也。吾人试想：今日熙熙攘攘之台北，股市如一旦崩溃，泡沫瞬息消失，则本市靠计程之车、左举之手（餐厅服务员）为生者，将如何得了？类推之，可揣其大略也。广州当年那宗“泡沫经济”（bubble economy），就是这样衰败下去了。一旦衰败下去，则众口哓哓，怨气冲天，就替我们“洪先生”制造造反的基本队伍了。事实上洪氏于1851年1月11日（清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在金田起义时的六位开国元勋——洪氏之外，有冯云山、杨秀清、萧朝贵、韦昌辉、石达开——虽出身各有不同，其为失业农民领袖则一。
他们都是一批“苟富贵、毋相忘”的陈胜、吴广。有的（如洪如杨）或许更是具有“特异功能”，能与“上帝”通话的土宗教组织家如张角者流。一旦信徒蚁附，法号严明，面对着一个瘫痪无能的政府，恶贯满盈的社会，他们就密谋造反了。这就是太平天国运动的具体背景。它在中国历史上的前例也是找不完的。至于他们的“蓄发易服”号称“长毛”，也不过是一种传统形式而已。盖清朝入关之初，颁剃发易服之令，曾遭到汉民族的激烈抵抗。但是在“留发不留头”的严令之下镇反肃反搞了两百年，我们也就阿Q一下，“男降女不降”了。“男降”者留头不留发也；“女不降”者，管你满虏大脚，我仍爱其“三寸金莲”也。
可是中国毕竟太大。尽管你“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也吓不倒我们那躲在南岭深山里的客家同胞。他们反其道而行，偏要搞个女降男不降。女降者，客家妇女与满洲姐妹认同，大家都保留了“天足”（客家不裹小脚）；男不降者，男子保留了明代衣冠——蓄发道袍。蒙上帝恩召时，亦无须像一般“生降死不降”的汉族弟兄去“翘辫子”也。
这便是我们“太平天国”君臣的“长毛”佳名之所以然，也是太平宫廷“满朝朱紫”服式的来源。
曾国藩兄弟打垮了“长毛”，他们也毁弃了“上国衣冠”。马君武诗人说：“百看不厌古时装。”“太平”之后，这种“古时装”就只有让一些京戏伶人和票友仕女，穿着到舞台上去过瘾了。
“太平天国”兴亡年表
“太平天国”是个大题目，剪裁不易。但是洪秀全究竟是一朝天子。太史公如复生今日，洪传亦应以“本纪”出之。拙著只拟略述之。在评其得失之前，本篇且列个简单的年表，以志其兴亡岁月如后：
1814年1月1日（清嘉庆十八年癸酉，十二月初十日）：洪秀全生于广东花县，属鸡，家境贫寒。
1829年：秀全16岁，赴广州应试落第。
1836年：秀全23岁，广州再落第。在街头收到宣传基督教小册子梁发著《劝世良言》，未读、藏之。
1837年：秀全24岁。洪老童生在广州三度落第。返家沮丧。卧病、“升天”、见“上帝”和“耶稣”。始读《劝世良言》。
1844年：秀全31岁。与冯云山往广西贵县传教。
1847年：秀全34岁，赴广州投美教士罗孝全（I.J.Roberts）受教义，为同门教徒排挤，未受洗而归。再往广西桂平、紫荆山一带传教。组织“拜上帝会”，有信徒3000人。开始与清军冲突。
1851年：秀全38岁。1月11日纠合伙伴起义于桂平县之金田村。3月建“太平天国”，秀全自称天王。9月克永安州。12月封杨秀清为东王、萧朝贵为西王、冯云山为南王、韦昌辉为北王、石达开为翼王。东王总其成。
1852年：太平军克全州。南王战死。入湖南克郴州，攻长沙不利，西王战死。克岳阳练水师。
1853年：1月克武昌。2月弃武昌，顺流克安庆、芜湖。3月20日陷南京，改名天京。遣林凤祥、李开芳北伐不利。清军建江南大营、江北大营与太平军对峙。
1854年：曾国藩始练“湘军”有成。颁《讨粤匪檄》。全军出击，与太平军形成拉锯战。
1856年：秋，太平诸王腐化、内讧。北王杀东王，天王诛北王，株连甚众。
1857年：翼王避祸出走，后死于蜀。太平开国元勋一时俱尽，朝政沦入洪氏家族“四人帮”之手，危亡立见，距建国不过六年耳。
1858-1864年：太平朝政窳劣不堪，封“王”2000余人。由英王陈玉成、忠王李秀成率领与清室湘军、新建淮军及英美雇佣兵（常胜军）作殊死战，终不敌。
1864年：6月1日，秀全自杀，年始50。7月19日天京为清军攻破。太平天国亡，前后14年。如何短命若此？下篇再详论之。
【1990年8月24日脱稿于台北“中央”新村】
二、太平开国故事再检讨
“改朝换代”与“改朝换制”
首先吾人如用现代社会科学的法则，来分析太平天国的历史，便知洪、杨革命实绝无成功之可能。理由是“时代设限”，非人力所可强求也。
怎样叫作“时代设限”呢？盖我国历史上的草莽英雄，在天下大乱之时逐鹿中原，他们所追求的最高目标，都只是个简单的“改朝换代”——他们要打倒一个腐败的朝廷，摧毁一个腐烂的社会。然后在一片玉石俱焚的废墟上，改朝而不换制，依样画葫芦，再画它两三百年，然后再让别人去打倒。
不幸自鸦片战后（1842年），西风东渐，人类的历史已经由“中古”进入“现代”。我国原有那一套政治、经济、社会、伦理等的“传统制度”，在西洋的“现代制度”挑战之下，都无法原封不动地延续下去了。因此，“时代”和“历史”对我们这新一辈逐鹿中原的豪杰的要求，就不止于“改朝换代”，他们还得有点“改朝换制”的见识和能力——“换制”，不是只在名称上把“皇帝”换成“主席”或“总统”，把“司令官”换成“司令员”，它们还需要有点“质变”。搞“质变”，不特洪、杨无此知识和能力，比他们晚了数十年的“总统”和“主席”们，还照样变不了呢！
再者，搞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质变”——尤其是像咱们中国这个有两三千年未变的古老大帝国——也非一人一代，便可“毕其功于一役”的“突变”。它是“缓慢”的，经验“累积”的，分“阶段”前进的“渐变”。穷则变，变则通。其程序是迂回曲折的，有得有失，流血流汗，最后才能摸索出一个长治久安的新制度，然后才能在世界政坛上和“先进国家”轮流坐庄，创造出一个“超西方”（Post-Western）、“超现代”（Post-Modern）的局面来。
所以在19世纪中期来替天行道的洪杨诸贤，都只是具有“改朝”之才，而缺“换制”之识。恕我再重复一句，纵使他们具有（如后来孙中山先生那样的换制之识），他们也没有搞“换制”的机运。西哲有言曰：“制度者，智慧与机运之联合产儿也。”二者缺一不可。
有“智慧”无“机运”，则哲学家之幻想也，纸上谈兵也。“机运”未到，便“躐等”而行之，那往往就变成“先知先觉”的烈士。我国近代史上的“烈士”何止万千。台湾的雷震先生便是最近的一位。他的“智慧”和他应该有的“机运”，时间差距，不过二十年耳。
再从另一方向看：如有“机运”而无“智慧”，身在其位，而识见不能谋其政，则误国误民，问题就大了。
以今鉴古，言归正传，我们再去看看洪杨之变：
我们读史者，如把太平天国14年中所已经发现的史料和史书，摊开来心平气和地去审查审查，我们便觉得他们在“智慧”与“机运”两方面都欠完善。“智慧”对他们所起的只是些负作用，而“机运”对他们也只有半个是正面的——洪、杨那个时代，他们只具有个极大的“改朝”的机运，而无“换制”的机运。洪秀全搞了14年，所靠的就是这半个“机运”。搞得好，他或者可以建立个短命的朝廷。但是，他是不能解决中国近代史上的“换制”问题的。“换制”的问题如果解决不了，那他的朝廷也就不可能太长久。后来的孙、袁、蒋诸公，对这个“换制”的问题都无法解决，况洪、杨乎？此笔者所谓之“时代设限”也。
但是话说回头，洪、杨如真是英雄，他们应能掌握那半个“改朝”的机会，学学闯王李自成，一鼓作气把北京打下，登基太和殿，号令全国，过几天几月甚至几年几十年的皇帝瘾。并此而不能，终至尸填沟壑，及身而败，那就太窝囊了。
笔者于此短篇拙作中，无意效颦贾生，来写篇《过洪论》，只想就其荦荦大者，略举数端，以见太平兴亡之由而已耳。
洪天王就是恺撒琼斯
据笔者的一家之见，太平天国运动最大的致命伤，实在是他们那一知半解，却十分自信，而万般狂热的宗教。兴也由它，败也由它。
洪秀全本人实在不是一个如一般史家所称颂的，什么领导农民起义，反抗封建制度的革命领袖。相反，他从头到尾只是基督教中一个狂热教派（a fanatical christian sect）的“教父”（cult leader）。巧合的是：当他这个狂热教门形成之时，却正赶上发自广西的清末改朝换代的机运。洪氏及其一些狂热信徒乃被卷入了这个有时代性的政治旋涡里去，从而被逼上梁山，化宗教信仰为政治力量，一旦造起反来，也就一不做、二不休地变成“逐鹿中原”豪杰中之一股了。终致酿成死人数千万的太平天国大悲剧。
宗教原是人类文明中最重要的环节之一。由于许多特殊原因，虽然它在我国历史上还没闯过太多的祸乱，但是在所有其他民族的历史里，那些死人如麻的所谓“宗教战争”，已不知发生过几百十次呢！大的史例如伊斯兰教之兴起、十字军之东征、圣女贞德之奇迹，固不必提。且举一两桩近在目前的小例子，来比较一下，便可概其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