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至晚清，改朝换代的周期已届，政府的统治大机器彻底锈烂，社会也百病丛生。广东洪秀全，一个典型“三家村”的土塾师，科场失意，转以“拜上帝会”之名于广西聚众起义，企图建立一个梦想中的“小天堂”。一群狂热信徒被逼上梁山，化宗教信仰为政治力量，终致酿成死人无数的“太平天国”大悲剧……
一、论晚清周期性内乱与洪杨悲剧
从中国传统史学（包括“二十五史”和《通鉴》）的观点来看，清朝268年实在是中国史上最值得称颂的一个朝代。
论武功，它开疆拓土、四向扩张，幅员之广阔在中华民族史上是没有前例的。乾隆时代东南亚“香料群岛”一带（今印尼东端）有些小国如苏禄（Sulu）等，被葡萄牙、西班牙和荷兰等海盗吓惨了，乃向北京上表“求内附”做藩属，乾隆爷还下诏以“险远不许”呢！这与西方和日本的帝国主义作风，如何能比？
论文治，则清初康雍乾三朝130余年（1662-1795）的国泰民安，制度上轨道、政治有效率，真是“三代以下无斯盛”！——清朝也是我国历史上（包括国共两党的政府在内），唯一没有全国性“徭役制”（corvée或forced labor）的一个朝代（见《皇清通考》）。若论政府对人民的剥削，清朝实在是最少的啊！
论经济，康雍乾三朝，人丁剧增、民丰物阜也不在同时的欧洲之下。纵迟至鸦片战争（1839-1842）前夕，我们的一个资本家浩官伍敦元（1769-1843，广州十三行主东之一），他个人的财富，据美商估计也比与他同时最富有，也是第一位搞垄断贸易的美国财阀约翰·亚斯特（John Jacob Astor，1763-1848），可能还要富上好几倍。
［附注］亚斯特财团也是纽约市最早、最大、最豪华的“华尔道夫大饭店”（Hotel Astor Walldorf）的拥有者。李鸿章于1896年访问纽约时，即下榻该饭店。亚斯特本人也是靠对华皮货贸易（fur trade）起家的。
再说说学术文化吧！中国那时更是独步全球。乾隆皇帝于美国革命时期在北京开馆修《四库全书》。这一部被他陛下一“毁”再“毁”的丛书所剩下的卷帙，其分量还大于当时全世界其他各国现存书籍之总和！举一反三，其他的成就，就不用多说了。
所以我国帝制时代最后一朝的清朝，实在是不可小视的。可是近百年来它却为中外史学家糟蹋得不成个样子，实在是很不公平的。其主要原因便是时至晚清，改朝换代的周期已届。国之将亡，一切典章制度都瘫痪到底，已非人力所能挽救，因之内忧外患，一时俱来。大风吹倒前朝树，我们历史上的最后一朝也就逐渐沉入历史的海洋，而任人鞭尸了。
前文曾略叙晚清外患的始末。本篇再谈谈晚清带有浓厚周期性的内忧。
玉石俱焚的周期性内乱
在我国冗长的历史里，“外患”往往都是偶发的；而“内乱”则多为历史的“必然”。盖我国传统的外患多半来自边疆少数民族。边疆少数民族之能否问鼎中原，则决定于两种因素：第一要看它本身有无入侵的能力；第二要看中原上国有否给它问鼎的机会。二者的凑合是难得的，也是偶然的。这一难得与偶然事实上也适用于现代西方帝国主义之入侵。
至于内乱呢？那它就往往有其周而复始的必然性了，而这个必然性，也往往是有远见的政治家、历史家，甚至阴阳家、术数家，都可以预测的、逆料的。
［附注］阴阳学、术数学不是中国和印度所专有的“迷信”。它在犹太、古希腊和伊斯兰等文明里都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它在当今世界上的信徒显然包括绝大多数台港的资本家和大陆上的高低干部。我国近代史上所有的军阀、政客，几可说无人不信。美国前总统雷根和他的夫人南茜笃信之诚，尤其是世界闻名的。今日美国第一夫人希拉蕊，居然也可以“通灵”。迷信之深也出乎吾人之想象。
“术数学”在西方文明里叫作numerology。这项学术在中国始自《易经》，在西方则为古希腊哲人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约前580-前507）所倡导，是一种“非科学的科学”。其实“科学”（science），从亚里斯多德到杨振宁、李政道所搞的，也只是人类智慧中发掘出来的知识之一环。它如今已变成一种“超发展”（overdeveloped）的学问，在“现代文明”（Modern Civilization）中简直是罢黜百家、独崇老子的一霸。可是在将来的“超西方”（Post-Western）和“超现代阶段”（The Post-Modern Era）里，那些“低发展的知识”（underdeveloped learnings）和“非科学的科学”（unscientific sciences）是否也有“突破”（breakthrough）之一日，吾人不知也。不过搞学问不应太自我设限就是了。
其实我们对清末国势的解释，还是以阴阳家的“气数已尽”四字最为切当。“气”者，朝气也、暮气也、死气也……中医所谓“精、气、神”是也。清朝末年，可说三者皆死。
“数”者，数据也，data也。除掉那些“非科学”的甲子、乙丑不谈，其他的“科学数据”如人口过剩、民穷财尽、民不畏死等各项统计，都注定清王朝非灭亡不可。
甚至就以当朝统治者找“接班人”的独家数据来说吧！康熙皇帝统治了61年，死后还有18名皇子——18个合法接班的班子。可是到清末同光宣三帝，却连一个儿子也生不出来了。咸丰帝后妃成群，也只有一个最狡猾的慈禧替他生了个儿子，这也就耐人深思了。
朋友们或许要问：皇帝生不生儿子，还要麻烦“现代”史学家们叨叨不休吗？答曰：是也。皇帝生不生儿子太重要了嘛！我国春秋战国时代，列强之间订立国际条约都要把“毋易树子”（也就是不可以小儿子，尤其是小老婆生的儿子来代替大老婆生的大儿子做接班人），“毋以妾为妻”，“毋使妇人与国事”等家庭小事写入“国际公法”，以维持“世界和平”。
因为在那个“一家统治一国”“国家强于社会”的时代中，在一个具有关键性的家族里，大小老婆打架是会影响“国际和平”，引起“世界大战”的。其实当代中国还不是如此？！
笔者走笔至此，不免想起我国近代大思想家梁启超先生来。梁氏在他的《新民丛报》上诋毁我们举世无双的“二十四史”说，我国诸史非史也，“帝王家谱”也。梁氏著书于“西学”初来之时，日译西书有限，他自己又不通蟹行文，弄点西学皮毛便骂起祖宗来了。殊不知在那个时代，“帝王家谱”的重要性远大于“历史”啊！所谓“正史”者，其内容原是以“帝王家谱”一门最为重要嘛！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先圣先贤不是早有明训？！
做皇帝、大独裁者，要日理万机，明察秋毫。那项繁重工作，岂是一个精气神皆孱，连个儿子也生不出的像溥仪先生那样的人，所能胜任的？
总而言之，时至晚清，我国改朝换代的周期已届，大清气数已尽，不是出几个像李鸿章一类的人物，搞两下什么“中兴”就挽救得了的。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在我国历史上这个周期一到，就要出现黄巢、张献忠一类的煞星。结果赤地万里，尸骨堆山，血流成河，中华文化遗产，玉石俱焚……最后才能海晏河清，再产生一个新的朝代来。
这种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的痛苦，已经是够大的了。到20世纪，我们要把中古的中国改变成西式的现代国家，那就要克服这种周期性的变乱。
揭竿而起和揭竿不起
大致说来，清朝没落的周期，盖始于乾隆之末、嘉庆之初。在我国古代，这个周期开始时的征候便是地方不靖、盗匪横行——用个现代化的名词，那便叫作“农民起义”。
农民起义之初，类多为零星土匪，在乡里打家劫舍。直至腐化了的官府不能禁止之时，他们就渐渐地彼此并吞裹胁，变为股匪了。发展至此，一些失意而有野心的文人、知识分子就要加以利用。其中赫赫有名的如刘邦、张角、黄巢、宋江、朱元璋、李自成、张献忠、洪秀全……都是农民暴动领袖中的佼佼者。他们利用农民的方式虽各有不同，然其志在“打天下”“建朝廷”“做皇帝”的道路则基本相同。——这也是我们中华农业大帝国传统之内，政治上新陈代谢过程的特有现象，其他文明中是没有的。
笔者这一辈在农村中生长的中国人，有许多便有目击甚或参与这种传统农民暴动的亲身经验。这种经验在今后的中国是不会再有了，因为那是中央集权的“农业大帝国”的特有现象。农业大帝国在中国历史上不会再出现了，这一农民暴动的现象也就不会再有了。
晚清农村发生严重的造反现象，盖始于乾嘉之际的白莲教之乱。这种清史上所谓的“教匪”，便是失意知识分子利用宗教迷信，煽动贫苦绝望的农民联合造反的，很标准的“农民大起义”。
广东洪秀全何以在广西造反？
洪秀全所生的那个时代，便是传统中国历史上产生陈胜、吴广、张角、黄巢、宋江、朱元璋、李自成、张献忠的那个时代。在那个时代里，上面政府的统治大机器已彻底锈烂，不堪使用了；下面的社会也百病丛生——黑死病等都一时俱来。病入膏肓，医药罔效，人死病断根，那就要改朝换代了。
在传统中国农业经济体制下，80%以上的人口是农民，而农民中之绝大多数又是些终年难得一饱的贫下中农。当他们在这种“上下交征”的残酷环境里，求生不能、求死不得之时，他们就要铤而走险，集体暴动了。在农民暴动蓄势待发之时，上帝忽然派了他的小儿子下凡“除妖”，这位小上帝——“天兄耶稣之弟”的“洪先生”，和这些农民自然也就一拍即合了。
洪秀全本是广东花县人，他为什么要舍近求远，跑到邻省广西去造反呢？这就是因为在那个造反有理的前提之下，广西的造反条件实远优于广东。
广西在今日行政区划中已经不是个“省”，它被划为“壮族自治区”。壮族是我国少数民族中最大的一族，有1000万以上的人口。其中兄弟民族又有苗、瑶、彝、黎等，种族繁多。其实这些少数民族事实上只是“中华民族大熔炉”（The Chinese Melting Pot）中尚未完全熔化的部分。根据熔化的程度，他们且有“生”“熟”之分。笔者在抗战期间读中学，曾随校迁入这个西南少数民族地区。那时我们所接触的苗族同胞即有“熟苗”“生苗”之别。最熟的“熟苗”那就与我们所谓“汉族”毫无分别。他们的子女也就进入我校读书。可是我们如与“生苗”往还，那就要带“通事”（翻译）了。
清末的广西当然比抗战期间的大西南更为复杂。全省汉番杂处，生熟兼备。而汉人之间亦有土居汉人（早年南迁者）与“客家”（后来的北方移民）之别。其情形盖亦如台湾今日的“本省人”与“外省人”吧！这大概也是我们民族劣根性在作祟，这两帮“汉人”之间的摩擦，原是没止没尽的，至于汉番之争，乃至少数民族本身之间的斗争那就更不用说了，再加上地理条件——全省地瘠民贫、谋生不易，因此落草为寇，实是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终南捷径。纵迟至我的朋友李宗仁将军的时代，他所熟悉的广西，还是“无处无山，无山无洞，无洞无匪”的。
广西在人文和自然环境上还有一个有趣的特点。那便是自梧州上溯，凡住于西江流域的人民都说“粤语”（广东话），而住于桂江两岸的则说“桂林官话”。说这两种不同语言的也难免有其不同的畛域观念。
上述种种也都为有能力、有魄力的野心家提供了条件，使他们能因时、因地而掌握其特性，组织群众，揭竿而起。
洪秀全是一位科场失意、能说粤语的客家人。他在花县是一位被歧视的汉族中的少数民族。所以在花县他是不会有太多的群众的。加以花县地邻广州，居民的文化和经济水平都相当高。所以洪先生想搞点“妖言惑众”也是不太容易的。可是他如跑到地瘠民贫、客家聚居的广西西江两岸的贵县、桂平紫荆山、金田村一带，那洪先生就可称圣称贤、称王称霸，如鱼得水了。
“一口通商”和“五口通商”的经纬
洪秀全造反还有一个那时代所特有的经济背景。
洪氏起义金田是在鸦片战争结束的八年之后。在结束鸦片战争的《南京条约》缔结之前，中国所搞的“外贸”制度，原是“一口通商”。全国货物——如苏杭宁的丝绸，江西的瓷器，福建的红茶、漆器，安徽的绿茶，长江下游的棉纺织品等——销行欧美海外，都是要翻山越岭，通过广州“一口”去漂洋过海的。欧美南洋商品——如美洲的金银，英国的呢绒、钟表（且看北京故宫的“钟表馆”）和后来的鸦片，美商所运入的檀香、人参（所谓“西洋参”，有别于东北产的“朝鲜参”）、皮货等，乃至南洋产的珍禽异兽、犀角象牙……也都是通过广州逆流而行畅销于内地的。中外商家要搞“外贸”都要到广州一口去参加变相的“广交会”。中方出口贸易则由专搞出口的“公行”（有十二三个独立商号，如上述浩官）加以垄断，《广州竹枝词》所谓“银钱堆满十三行”是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