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属于自己，不属于任何人，我们属于这个时代，我们要服从时代精神的判决，在广阔的天地里，开始我们心儿的欢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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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二十六中是一件稍微让人放心的事。
我的初一和初二是在七十一中上的，雁塔路和友谊路的转角处的邮局旁边有一家黑黢黢的不知道卖什么的商店，门口摆着一个大冰柜。这里卖的冰峰汽水是冰镇的，但没有结冰。每天下午上学前我都会在这里喝上一瓶，感觉碳酸像要杀了我一样。冰峰汽水大概两毛五。我又想起这时比上小学时有钱多了，上小学时，下午上学路过石油仪器厂的小卖铺，在两个黑黢黢的窗口前，用两分钱可以买一大把酸辣萝卜干，连成串儿的那种，可以一直吃到学校门口。早上不可能买到，一是小卖部没开门，二是早上我必定手捧一个馒头夹荷包蛋，边走边吃，干得咽不下去，吃得让我时时感到恶心。七院食堂的馒头啊，你能不能不做这么大！
七十一中的房子都是黄砖所砌，显得很新，而二十六中，我一来就觉得这个学校有内涵，有风度，都是灰砖的房子。我是在一个下雨天来参加转校考试的，那天灰蒙蒙的，水气很重，老式的教学楼前地面水泥闪着亮光。我有感觉，我会在这个学校上下去的。如果在梦中梦见七十一中，不是黄色的教学楼，就是黄土大操场，至于二十六中，则是绿树成荫中略有传统意味的灰色砖楼，操场也是灰色的水泥篮球场。这里的女生水灵灵的，让学校充满了生气。
后来，二十六中的女生，长得不算漂亮和学习不好的女生总是对我轻声用陕西话喊着：
“蒋——涛——，蒋——涛——”
要是她们再漂亮一点我就理她们了，我会看一眼她们后匆匆走开。
我们设计院的孩子，小学都是在安东街小学上的，考中学呢，重点学校是交大附中，当时叫八十三中，普通中学则是十二中。家长不愿意让孩子上十二中，是因为这里比较乱，学生爱打架，而且鲜有能考上大学的。当时重点分数线是语文算术两门183分，而我的成绩是182分。
几经努力，托人，也没能进八十三中。当我来十二中报到时，学校已经开课几天了。语文课上，老师听我读了《黔之驴》之后，就不让语文课代表领读了，让我领读，原因很简单：我自然的断句和标准的普通话。下课后，语文老师找我，说从明天起让我当语文课代表。
但第二天，我们设计院的七八个学生就一起转入了七十一中，因为七十一中初中还可以，而且没有高中部，高中可以再考好学校。但在初三时，我们这七八个七院（我们的设计院叫七院，以前叫八院）子弟，一起通过考试转入了二十六中。二十六中当时虽然是普通中学，但重点班很厉害，可以考上十几个大学生，而且校长是教育局长的夫人。估计身为七院院长的代文她爸给二十六中拉了赞助吧，总之，我们都考进了二十六中。
七院在和平门外，二十六中在和平门里的建国路上，走路不到半小时。
二十六中的大门朝东开，马路对面是张学良公馆和作协。往西穿过巷子是儿童电影院，即以前的长安电影院。往南就是东八道巷、东十道巷、东十一道巷，这三道巷是东西向，连接和平路和建国路。东八道巷和和平路的交汇处就是儿童电影院。我的上学路线一般是进和平门，走和平路，穿过东八道巷到建国路，然后路过建国路小学门口，就到了二十六中。
至于东二、三、四、六、七道巷，也是同学密集的地方。东十一道巷中间是省委家属院，陕西陕北老干部的子孙们都住在这个院子里，成为了我们的同学，这些同学的父母亲属有的当上了省领导，有的当上了中央领导。东十一道巷东头连接建国六巷，陕西省政协就在这里。
从和平路出和平门就是雁塔路，和平门外七院的家属院在雁塔路东，雁塔路一直往南到头就是著名的大雁塔，往北到头，就是西安火车站。这是一条著名的街道，从唐朝都有。至于电视剧《请你原谅我》里面的景就太不像西安了，特别是那个火车站，西安火车站从来没有那么小气，一直有大广场，很宏伟。火车站“西安”两个大字貌似是吴三大写的。
从七院家属院大门出来有多种方式去上学，最惨的一次是骑着一辆银燕牌变速自行车，这车是红旗厂出的，是托关系才买到的时髦货，据说是用飞机下脚料做的，铝合金的，很轻，单手可以举起来，骑着会感到头重脚轻。因为侧滑，我刚骑出大门就摔得人仰马翻，手心和膝盖被水泥地划破了皮儿，火辣辣的。但拍拍裤腿儿和胸前的土，还得继续身体发硬地骑上车。
走路上学的话，夏天可以从门口卖冰棍的小伙儿或老太太那里买一根冰棍，拿着冰棍去上学是甜蜜而冰凉的。卖冰棍的老太太通常推一辆竹制的四轮童车，白油漆漆的箱子上面盖着棉垫子，里面裹着棉花，用很多细细的系辫子用的猴皮筋拧成一股股绳把它们捆起来。而小伙子则是推一辆二八自行车，白箱子绑在自行车后座上，用黑色宽宽的黑胶皮勒着箱子。有时候卖的是城里冰棍厂做的冰棍，有奶油味的和豆沙味的，还算好吃；有时候就不知道是哪里做的冰棍了，很难吃，有怪味，如果糖精放多了，会苦的，好在可以换。记得小时候，我刚买了一个冰棍，我们院一个轻工问我多少钱买的，我说五分钱，他马上揪住卖冰棍的小伙子说：“全市都降到四分钱一根了，你敢卖五分钱？”小伙子害怕地退给了我一分钱。
有一次放学回家，我是光脚走回来的。走在出了和平门的城河上的桥上，柏油晒得软软的，走在上面微烫，微软，很舒服。
在西安重修护城河之前，护城河下是有田园风光的，有高低错落的土坡、小岛，还有潺潺的小溪，茂密的水草。有石头搭的墙，用来挡水，墙中间有打开的豁口，水在其间流淌，像微型的瀑布。夏天，这里是我们放学后的乐园。周三下午我们没有课，也会专门到这里来，捞蝌蚪回去养，但很快就会养死。不过我们并不在意，仿佛我们的使命就是把它们装到瓶子里，并为此乐此不疲。
那时，对城市长大的孩子来说，坡陡路窄、水草湿滑的地方最能刺激肾上腺素分泌。后来城河修得笔直，河坝用石头水泥砌得平整，这样就很难攀爬了，必须走台阶。以前外部是城砖，内侧是黄土的城墙，有很多缺口可以爬上去，甚至有人工窑洞可以钻进去。后来内侧也砌成了砖面，也就爬不上去了，想上的话只有买票。
城墙和城河之间的部分，官方称之为“环城公园”，我们则一直叫“小树林儿”。这里是我们二十六中学生的重要场所，接下来写到的约会、打架、还有几次重要会议，都发生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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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进了二十六中的一班，也就是快班，或叫重点班，即未来的理科班。初三转过来的目的就是进二十六中的重点班，因为重点班可以有十多个、甚至二十几个人考上大学。我的成绩一般稳定在全班第七名，最好成绩貌似到过第三名。当时我的理想是同济大学的建筑系，后来更现实的想法是大连海运学院。
高二下学期就开始分文理班了，我还在一班，理科班。我的人生轨迹就此开始转折。
七院是我长大的地方，在这里我目睹了很多工程师的人生经历。于是，我隐隐意识到我的人生也很可能被设计成工程师的人生，而且专业都会被设计好：锅炉除尘器，旋风式除尘器……每到上班时间，我们院都会出现一个奇观。家属院大门在雁塔路上冲西开，办公楼在家属院的北边，本来有个门可以直接从家属院进办公楼的院子，但大家偏要从家属院大门出来，走雁塔路的人行道，绕到办公楼的北门去上班。于是，夏日下午两点左右，午睡完的知识分子们穿着或白或灰的短袖、灰色裤子，成群结队地走在大街上。他们的服装都是一个式样。冬天则是深蓝或深灰的西服或夹克衫。上千人每天穿着类似的衣服大迁徙四次，比升旗仪式都不差。难道，这就是我未来的人生？
我的家人希望我考上西安冶金建筑学院（以下简称冶院）就可以了，然后分配到我们院，即使后来，我考上了大学，进了日语系，我妈也想让我分配到七院情报科。
冶院这里，除了操场是我们踢球的地方之外，游泳池也是我们夏天的乐园，交大的游泳池也可以，但还是不如这里。这里的足球场是我们一班最爱来踢球的地方，也是后来我和欧阳红梅练竞走的地方。我熟悉冶院，主要是因为我爸在这里做实验、搞科研——旋风式锅炉、除尘器，貌似国际领先水平。大楼里空空荡荡，灰尘遍布，到处是锅炉、除尘器，还有它们的模型。工程师们、教授们，还有苦逼的助教们穿着变灰的白大褂，围着图纸转，围着锅炉转，只有吃饭的时候才能看到其他的颜色。
小学时代，我跟我爸出差去过好多次北京上海，即使他回来，我也可以不回来，住在他的亲戚家、同学家，甚至他亲戚的邻居家。有一次，我住在上海我爸合作伙伴的总工家里，总工家早上吃泡饭，然后把剩油条热了切成段儿，蘸酱油和香油吃。总工家可以用暖瓶打冰水，四分钱一壶。上海人好艰苦啊！中午，总工和老婆上班了，儿子女儿上学了，我一个人要到公共食堂去吃饭，那里有大妈做的大锅饭，两个菜一碗饭，很便宜。当然，我更愿意和我爸去利华或红房子吃西餐。我记得在利华，一份炸猪排六毛，一份奶油汤三毛，一份面包，还有啤酒，两人吃一顿两块七。红房子的西餐要贵一倍。
总之，除了出差吃西餐外，设计院的工程师职业再没有什么可以吸引我的地方了。
另外，我不喜欢设计院的女生。这儿的女生确实脸盘长得很白净，可她们被灰上衣、白衬衫的知识分子父母们严加管教，只能老老实实地在家里待着，没有化妆品，只有雪花膏，没有花衣服，只有布拉吉，总之，没有一点生活情趣。由于知识分子们做饭太不敬业，所以这些女生们吃得乱七八糟，腰上都有赘肉，可那些男生们，那些各道巷的屌丝男们，他们是多么热爱七院的女生啊！
从小学起，我妈一定要给我选个语文或数学老师是班主任的班。我小学的班主任是语文老师，所以我的作文一直很好。到了中学也是，每次作文课，我都心里激动，因为老师肯定会念我的作文。数学我也还可以，立体几何最好，我喜欢画立体图，图画好了，题也就解出来了。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我家人和我周围的人都是这种思想。我的物理、化学也都还凑合。
高二的下学期是应该分文理班的，我决定在理科班再待一个学期，因为地理和历史两门只要花些时间背下来就可以了，而其他科目在理科班仍能保证质量。
高二的时候，我是校广播站站长。我还给自己做了一个工作证：西安市第二十六中学广播站站长。有一天，团委老师通知我去八十五中参加校际联谊，在那里，我见到了陆昊，着实刺激了我。
那天是穿夹克的天气，我来到八十五中，这里是省重点学校，校园比我们学校大很多。校际联谊就是请很多学校的代表来交流。学校里到处都是横幅，到处都是学生干部模样的男生女生。我转到一个教室，一个精干的学生干部正在演讲，他穿着牛仔裤，黑布鞋，浅咖啡色的夹克，里面是白衬衫。我听了他激情四溢的演讲，才知道他是学生党员，是团市委唯一的学生委员，这真的是学生楷模啊！
有几个和他很熟的学生在下面叫他“耗子”，他笑了笑，让这些家伙别捣乱，演讲完后，那些看似坏学生的家伙拿来一台单卡录音机宣布：“青春舞会现在开始！”
教室里没有一个女生，录音机里放着迪斯科，陆昊站在一旁。我让他给我留了地址：冶院51单元202号。后来我去他家，见到了他的父亲，那时他应该已经保送北京大学了。他爸爸给了我他的新地址。这就是我和陆昊的一面之缘。他的人生轨迹是：北京大学学生会主席、北京制呢厂厂长、中关村管委会主任、最年轻的北京市副市长、团中央第一书记。
比陆昊更刺激我的是这个青春舞会，这几个坏学生模样的家伙，穿着绿军装、牛仔喇叭裤、滑点鞋（滑点鞋是流行的叫法，就是上海布鞋四厂出的白底塑料黑布鞋。），在教室中间跳的舞叫“抽筋儿舞”。倒退着，提胯，抽动，鞋跟儿向后擦地，随着迪斯科的节奏抽动，就像人在抽筋儿。双臂也蜷缩在胸前，跟着节奏挤压。我查了查百度，没有解释“抽筋儿舞”的词条，倒是要有无数“抽筋儿舞”的视频。
这次去八十五中，收获了一个中学生的楷模和一个流行舞，都是要带回二十六中普及的。而影响我从理科班转文科班的因素有很多，在陆昊之后，我又认识了西安中学的杜荷军。
那是在某个夏日，我来到了革命公园的英语角。
上高一后，我每周都在李家村里的夜校上英语大专班，学的是《许国璋英语第二册》，学得很轻松，结果在全校英语竞赛中得了第三名。后来继续上夜校，我就选了《现代美国口语》，是外院的老师赵军旗教，他西服笔挺，打着领带，像是刚参加完外事活动，一口标准的美国口语听起来就是好听，但他的中文发音似乎有渭南口音。不过这个课太难了，我跟了几节课就放弃了。
貌似是看《西安晚报》上登了革命公园有英语角，于是就去了。革命公园实在没什么特点，西安也就兴庆公园算得上是公园，有儿童乐园、大象滑梯、喷泉，还有偌大的兴庆湖可以划船。革命公园有名的是春节期间的灯谜会，现在也被城墙上的环城灯展代替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