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海岸的计算机文化则完全不得要领。旧式计算机世界等级森严、保守封闭。多年后，即使个人电脑已是既成事实，微型电脑厂商数字设备公司（Digital Equipment Corporation ）[21]的创始人肯·奥尔森（Ken Olsen ）依然拒绝承认这一理念，还公开声称个人电脑的存在毫无必要。数字设备公司虽然一度在专供企业和实验室使用的微型电脑市场叱咤风云，但由于完全低估了个人电脑的重要性，后来再也无法追上西海岸前进的脚步。
1960年代，斯坦福大学周边社区蕴含着不少矛盾冲突。从表面上看，这是个昏昏欲睡的大学社区，拥有绿树成行的街道、被称为"教授城"的古板正经的街区、朴实无华的购物中心以及与"反斗小宝贝"（Leave It to Beaver ）[22]剧集设定相似的高中。不过半岛中部从来都不是典型的美式"莱维镇"（Leviuown ）[23]。旧金山湾区地带由来已久的波西米亚边缘文化传统可以溯源至加利福尼亚拓荒时期的移民文化。即使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早期，在主流中产阶级生活的平静水面下，当地也涌动着一股与之相左的暗流。
表面上，该地区的经济动力是日益繁荣的军工复合体（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 ）。早年间，斯坦福大学就已催生了像瓦里安（Varian ）[24]、安培（Ampex ）和惠普（Hewleu—Packard ）这样的电子公司。二战后半岛中部已成为高科技军事制造业和研发事业的中心：南部有制造"北极星"核导弹的洛克希德导弹和太空公司，北部则有作为军队和工业企业智库的斯坦福研究所。
不过在这种稳定表象中，裂痕也在不断扩大。虽然看上去是个中产阶级社区，但帕罗奥多在祥和的表面下隐藏着更为复杂的社会现实。帕罗奥多时常出现在当时颇具影响力的小说之中。例如克兰西·西格尔（Clancy Sigal ）[25]的《离去》（Going Away ），该书基本可视为西格尔的自传小说，描写了一位被列入黑名单的好莱坞编剧的遭遇；还有托马斯·品钦（homas Pynchon ）[26]的《叫卖第49号》（he Crying of Lot 49），上述两本书的开头场景都设置在帕罗奥多。杰克·凯鲁亚克（Jack Kerouac ）[27]《在路上》（On the Road）一书中的迪恩·莫里亚蒂（Dean Moriarty ）所代表的波西米亚精神在当地也掀起了反主流文化的波澜。不过这种精神与海湾对岸的伯克利精神——公开而激进的反主流文化意识——还有所区别。在1960年代，半岛中部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大熔炉，融合了民谣音乐、垮掉的一代[28]以及声势较小的左派运动等各种气质。在《正是第四街》（Positively Fourth Street ）中，罗伯特·哈吉都（Robert Hajdu ）描述了1950年代初皮特·西格（Pete Seeger ）[29]在帕罗奥多高中的一场演唱会是如何改变了斯坦福学生戴维·嘉德（David Guard ）的人生。嘉德后来成了金斯顿三重唱（he Kingston Trio ）[30]的创始成员。琼·贝兹（Joan Baez ）[31]也和妹妹咪咪参加了这场演唱会，并且始终认为这是她人生中的"重要时刻"。
当然，谈起1960年代就绕不过"感恩而死"乐队（The Grateful Dead ）[32]。它最初名叫"巫师"（Warlocks ），原先只是在披萨店里演奏的民谣摇滚乐队；1960年代中期，它改名为"感恩而死"，成为半岛中部最具代表性的乐队。参加了他们的音乐会，似乎就立马成了当地肆无忌惮的政治和文化反主流分子。那时，肯·克西（Ken Kesey ）[33]带着他的"快乐捣蛋帮"（Merry Pranksters ）策划了一系列名为"试药聚会"（Acid Test ）[34]的LSD[35]迷幻派对，半岛中部的反主流文化群体正是从这些迷幻派对中直接浮出水面，而且这些震撼心灵、拓展心智的派对将彻底改变半岛中部乃至全美国的社会文化。
三十年后，1960年代最多不过是眼前朦胧的幻影。坊间有个笑话，只有从未真正经历过1960年代的人才记得那个年代。当年反主流文化的独特标志——长发、束发带、小巴士、爱之珠串（love beads ）[36]——现在看来的确十分可笑。那时，食指和中指摆成V 字不再意味着胜利而是代表和平；无论是民权运动还是终止越战，在各种理想事业的号召下，数百万人一齐并肩战斗。这与愤世嫉俗且自私自利的1990年代、甚至益发充满不确定因素的二十一世纪头十年是何等不同！
如今，对致幻药物"说不即可"的否定态度已占据了道德制高点，我们很容易遗忘甚至难以理解1960年代人们对致幻药物有怎样不同的态度。特别是LSD，它已经成了容易挑起争端的话题。被妖魔化的LSD 的巨大影响力也被刻意抹去。但在四十年前，LSD 可是文化战争的决定性力量。1966年6月28日那一期的《观看》杂志（Look）[37]报道了加州和嗑药嗑高了的加州人民。"包括绩优生和职场精英在内的许多加州人，以非常严肃的态度和方式服食致幻剂，而且对过程进行了谨慎细致的控制。"这篇报道写道。"这些人尝试LSD 既不是为了玩乐也不是为了治疗，而是想要探索人类意识中尚未被探知的丰富内涵。"对成长于1960年代的人而言，这段时期仍然像块试金石，改变了每个亲历者的人生。在创作本书的过程中我采访了许多计算机科学家、企业家和黑客们，对他们来说尤其如此。在搜集素材期间，我经常遇见一些在1960年代进入计算机研究领域以躲避兵役的工程师和程序员们。虽说这的确是避免被送往越南当炮灰的捷径，但这代人是真心相信自己的工作成果将改变世界。即使没有在前线冲锋陷阵，他们依然卷入了一系列社会事件，而这些事件在十五年间从根本上改造了美国社会。旧世界不可避免地走向崩溃，前方出现了一条全然不同的、更注重精神追求的道路，指引人们走向远方。
硅谷的某些大腕并未忘却个人电脑和反主流文化之间的连结。早在2001年，我拜访了苹果电脑的创始人之一史蒂夫·乔布斯。在过去二十年里我已经采访了他十余次，慢慢熟悉了他的性情。这次采访并不顺利。我带了一名摄影师一同前往——如果想惹恼苹果公司这位喜怒无常的首席行政官，只要在采访时对他拍照就行了。
果不其然，才拍了没几张照片，乔布斯就把摄影师轰出了办公室，现场气氛每况愈下。乔布斯当时的心情很糟。不过，在正式采访结束后，他在一台麦金塔（Macintosh ）电脑前坐下（他办公室里还有好多台麦金塔电脑），向我演示了当天早上他向苹果的忠实拥趸们演示过的一个新程序。这个iTunes 程序能将任意一台麦金塔电脑变成数字音乐播放器，以储存和播放从因特网上下载的或是刻录在光盘上的歌曲。它还具备简单的可视化效果，可根据正在播放的乐曲的节拍，在屏幕上显示不断跳动飞舞的彩色图案。
很显然，乔布斯对这一功能十分满意，他转头微笑着对我说："这让我想起自己年轻的时候。"于是我提起了那几个在1960年代服食过致幻剂的硅谷著名先锋人物。出乎意料地，这引起了乔布斯热烈而坦率的回应。大家都知道，乔布斯是波特兰市（Portland ）[38]里德学院（Reed College）的辍学生，他体验过致幻剂，并且在创建这家独树一帜的电脑制造企业之前和之后一直追求着一种反主流文化的生活方式。虽然现在他坐着自己的公务机在全世界飞来飞去，个人资产净值已超过十亿美元，但他对自己成长的那个年代依然怀有深厚的感情。
乔布斯解释道，他始终认为服食LSD 是他一生中做过的最重要的两三件事之一。他觉得身边的熟人们由于从未尝试过致幻剂，根本不能理解他的一些思想和举动。乔布斯还提到，深植于自己内心的反主流思维时常让他感到：即使在自己已贵为领袖的商业世界里，他仍然是个局外人。
在漫长的三十年中，1960年代原有的精神特质已消磨殆尽。对今天的许多人而言，那个年代几乎成了表露个人看法的罗夏墨迹测验（Rorschach Test）[39]：它要么是某些人眼中应时而生的理想主义运动，最具象征意味的就是一位抗议者将一朵鲜花插在枪管上；要么就是以《新闻周刊》（Newsweek ）专栏作家乔治·威尔（George Will ）为代表的保守学者的攻击目标，他们或者抨击服食LSD 的恶果，或者宣称有上百万人因误信"感恩而死"乐队所鼓吹的享乐主义而荒废了人生。
与此类似，1960年代对信息技术的观点也呈两极分化。今日，计算机产业已经分裂为两个势不两立的阵营：一边是微软巨头代表的信息私有化：微软认为软件应该是一种供人买卖的商品，其产权不容他人染指。而与微软针锋相对的则是队伍日渐壮大的计算机程序员们，他们掀起了源代码开放运动，其宗旨就是信息理应实现自由流通，只有共享软件才能使日益强劲的计算机更上一层楼。
信息私有论者和信息自由论者之间的对立不仅分裂了计算机产业，更是逐渐分割了整个数字世界，影响到消费电子产业、唱片业和电影业。信息私有产权的卫护者们声称不受管制的信息获取——不论是采用文件共享的形式还是遵循开源运动的宗旨——不仅会动摇业界根基，更会阻挠创新进取。在微软公司、唱片业和影业公司的主导下，"破坏分子们已经欺上门来"的呼声日渐高涨；若说在19世纪和20世纪，共产主义对蓬勃发展的产业经济构成了威胁；那么在数字时代，同样的威胁就来自信息共享。
不过将社会利益和个人权益进行权衡比较时，结论却十分微妙——允许信息不受限制地自由分享其实不无裨益。就拿硅谷的起源来说，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 ）的贝尔实验室发明了晶体管，但是根据它与司法部达成的一项反垄断和解协议的规定，这家电信业巨头被迫免费放开这项发明的授权。硅谷承载了美国历史上最传奇的技术和创业热潮，而它的存在完全仰仗于晶体管技术的被迫开放。
同样地，黑客们的信息共享准则亦是个人电脑爆炸式发展的核心动力。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早期，在反越战抗议示威、民权运动和广泛的致幻剂体验活动汹涌澎湃之时，个人电脑在由政府和企业资助的少数实验室以及一小群电脑玩家的手中逐渐成形——这并不是单纯的巧合。须知这些电脑玩家都急切渴望拥有由个人完全操控、并由个人决定其用途的电脑。
科幻作家威廉·吉布森（William Gibson ）说过："未来已至眼前，只是尚未均分。"15世纪的佛罗伦萨在五百年前为人类奉献了文艺复兴；和佛罗伦萨一样，硅谷小天地虽偏处一隅，却也深刻影响了历史进程。对硅谷诸人而言，吉布森的描述极为贴切。
创作此书的想法来自几年前在加州索萨利托市（Sausalito ）[40]一艘游艇上举行的一次气氛热烈的晚宴。这次非正式聚会的来宾有计算机产业先锋道格拉斯·恩格尔巴特以及他的一些旧下属——比尔·英格里士（Bill English ）[41]和妻子罗蓓塔以及比尔·杜瓦尔（Bill Duvall ）和妻子安。在场还有一位四海为家的作家、发明家及社会科学家泰德·奈尔逊（Ted Nelson ）——用"计算机界的堂吉诃德"来描述他最合适不过。奈尔逊和恩格尔巴特同为1960年代的健将，那时两人追求的技术创新和社会变革有不少重合之处。
不过，恩格尔巴特是第一个实践自己构想的人，他的构想直接催生了今日的计算机世界。他很早就看出计算机拥有远远超越数字计算的巨大潜能。他也预见到计算机将帮助人类增进彼此交流、拓展智识边界。
当恩格尔巴特在1960年代开始奋斗时，计算机几乎全掌握在少数科学家、大型企业和军队的手中。此前几年，他曾经勾画出一个宏伟计划，描绘了由性能强劲的计算机支持的全新信息工具。个人电脑和因特网正是从他最初的构想中脱胎而出。这位言语温和、早生华发的科学家于1963年启动了一个领先时代的计算机科学实验项目。由于恩格尔巴特赢得了当时在五角大楼（美国国防部）管理科研项目的几位负责人的关注，因此他的项目得到了空军、NASA（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和五角大楼的资助。
虽说这只是恩格尔巴特个人的构想，但他的"增智框架"（Augmentation Framework ）却是由一组深受半岛中部政治和文化气候影响的研究员共同实现的。恩格尔巴特的项目落户于门洛帕克的斯坦福研究所，而他的研究员们逐渐成了斯坦福研究所其他人眼中的疯狂一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