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早七点整，电话铃声响起。
我从漆黑睡乡的底部缓缓往上游。梳妆镜上已经插了一封电报，是洁·西打来的，她要我今天别上班，好好休息，等身体康复，还为坏掉的蟹肉跟我道歉。既然洁·西已留信息，我实在想不出还有谁会来电。
我伸手，将话筒一把拉到枕头上，让话筒的口部搁在我的锁骨上，聆听用的听筒靠在肩膀上。
“喂？”
有个男人说道：“是爱瑟·葛林伍德小姐吗？”我听出他略带外国口音。
“对。”我说。
“我是君士坦丁·嘶苏克卡。”
我没听清楚他的姓，只听到很多“s”和“k”的音。我不认识半个叫君士坦丁的人，但我不敢明说。
不过，我随即想起魏勒太太和她说要介绍我认识的那位同步口译员。
“喔，对，对！”我大声说道，坐起身，以双手将电话抓到身边。
我从没想过魏勒太太这种人有办法介绍名叫君士坦丁的人给我认识。
我喜欢收集名字有意思的男人，比如苏格拉底。那位名叫苏格拉底的家伙长得很高，其貌不扬，但学识渊博，是好莱坞某个希腊裔大制作人的儿子。不过，他是个天主教徒，而我们之间的可能性就毁在这个信仰上。除了苏格拉底，我在波士顿工商管理学院还认识一个白俄罗斯人，名叫阿提拉，这可是匈奴帝国领袖的名字呢。
在交谈中，我逐渐明白君士坦丁想约我今天见个面。
“下午要不要来看看联合国总部？”
“我已经看到了。”我说，还不由自主地吃吃笑。
听到我这样说，他不知所措起来。
“从我房间的窗户就可以看到啦。”我心想，搞不好我的英文说得太快，他听不懂。
对方默不作声。
半晌后，他终于说话：“或许看完后可以一起吃个便饭。”
我察觉到这是魏勒太太的用语，一颗心立刻往下坠。魏勒太太一开口，就是请你吃个便饭。我想起来了，这位仁兄初到美国时，就是魏勒太太的座上客，因为她参加了那种交换住宿的活动，也就是替外国人敞开家门，然后你到海外时，他们也为你敞开家门。
现在，我明白了，魏勒太太只不过是把她在俄罗斯做客的机会，换成让我在纽约捞到一顿便饭。
“好，我跟你吃顿便饭。”我冷冷地说，“你几点钟来？”
“大约两点开车去接你。你住在亚马逊仕女宾馆，对吧？”
“对。”
“好，我知道那地方。”
瞬间，我觉得他话中有话，但随后一想，搞不好只是几位住在这里的女孩刚好在联合国总部当秘书，而他曾经约过其中一位出游。我等他先挂电话，我才挂上，然后躺回被褥中，感觉糟透了。
我又来了，开始捕风捉影地编织起美丽的爱情梦，想象有个男的一见到我就疯狂爱上我，其实人家不过是尽地主之谊，带我参观联合国总部，之后吃个三明治罢了！
我得振作起来，别再耽溺于自己的瑰丽幻想中。
说不定魏勒太太介绍的这个同步口译员长得矮又丑，到头来又是一个我看不上眼的男人，就像最后我看轻巴帝·魏勒一样。想到这里，我心里舒服了一些。我的确看不起巴帝·魏勒，即使所有人仍以为他离开肺结核疗养院后，我会嫁给他。我清楚知道，就算地球上只剩他一个男人，我也不会跟他结婚。
巴帝·魏勒是个伪君子。
当然，一开始我并不知道他是个伪君子，甚至以为他是我见过最棒的男孩。有五年的时间，我在远处偷偷地爱慕他，那时，他连瞧都没瞧过我一眼。后来他终于开始注意我，而我也仍然爱慕他，那段时间真是美好。之后，就在他愈来愈重视我时，我无意间发现他这人虚伪得可怕。现在，他想娶我，我却恨他入骨。
惨的是我不能把对他的看法直截了当说出来，因为我还来不及说，他就得了肺结核，所以现在非得一路迁就他不可。看来只能等到他康复，能承受赤裸的真相时再说。
我决定不到楼下自助餐厅吃早餐，因为要下去就得穿戴整齐。既然决定一整个早上赖在床上，何必多此一举，起床更衣？或许可以打电话到楼下，要他们送早餐上来，可是，这样一来，就得付小费给送餐来的人，而我向来搞不清楚该给多少小费才恰当。来纽约之后，我已经有过多次不愉快的小费经历。
刚到这间旅馆那天，有个穿服务生制服的秃头矮男人帮我把行李提进电梯，到房间时还帮我打开房门锁。想当然，一进房间，我就立刻冲到窗边，想看看外头是什么景色。过了半晌，我才意识到服务生转开了洗脸槽的冷热水龙头，还对我说：“这是热水，这是冷水。”接着扭开收音机，并把纽约每个电台的名称告诉我，听得我不知所措，只好继续背对他，以坚定的口吻说：“谢谢你把我的行李拿上来。”
“谢谢，谢谢，谢谢你喔！”他那带刺的谄媚语气听起来真不舒服。我还来不及转身搞清楚他是哪根筋不对，他就离开了，还粗鲁地甩上门。
后来，我跟朵琳说起这家伙莫名其妙的行径，她告诉我：“傻瓜，他在跟你要小费啦。”
我问该给多少，她说，起码两毛五，如果行李很重的话，就给三毛五。要不是这服务生一副热心帮忙的样子，我大可自己把行李拿上楼。我还以为这种服务含在房费里呢。
我很讨厌付钱请人去做我自己就可以轻松办到的事，这样会让我很别扭。
朵琳告诉我，一般说来小费是消费金额的百分之十。可是我偏偏手边总是没有刚好的零钱付小费，总不能拿五毛给人家，说：“我要给你的小费是一毛五，所以请找我三毛五。”说这种话未免太蠢。
第一次在纽约搭计程车时，我给司机一毛的小费。车资是一美元，所以我认为一毛很合理，因此拿一毛铜板给他时，还对他微笑，有点儿得意，结果他把铜板放在掌心，直盯着它。见他那样，我还担心自己是不是不小心给了加拿大的铜板。下车时，司机开始嚷嚷：“小姐，你要吃饭，我也要吃饭，大家都得吃饭啊。”他的嗓门之大，吓得我拔腿就跑。幸好，他被红灯挡了下来，否则我真怕他会一路开车跟着我，吼得我无地自容。
我就这事询问朵琳，她说，她上次来纽约，小费是百分之十，搞不好现在涨到百分之十五，如果不是这样，就是那个计程车司机太过贪心。
我伸手去拿《仕女生活》的人送来的书。
打开书时，有张卡片掉出来。卡片正面是一只卷毛狗，穿着一件有花朵图案的披罩式外套，闷闷不乐地坐在狗篮子里。卡片内则是一只卷毛狗带着微笑，躺在狗篮里熟睡，上方有一小张刺绣横幅，里头写着：“多多休息才好得快哟。”卡片底部则有淡紫色墨水的手写字迹：“祝早日康复！《仕女生活》的全体好友敬上。”
我草草翻阅一个又一个故事，直到看到一篇关于无花果的小说，才开始仔细阅读。
有个犹太男子的家跟隔壁的修女院之间有一片翠绿草地，草地上长着一棵无花果。犹太男子和肤色黝黑的美丽修女常在树下碰面，一起摘采成熟的无花果，有一天，两人发现枝头鸟巢里有颗鸟蛋。就在他们看着鸟蛋里的雏鸟啄壳而出时，两人的手背不经意地碰触。那天之后，修女不再出来跟犹太男子一起摘无花果，而是派了厨房里那个信奉天主教、长相凶恶的女佣出来摘果子。这女佣和男子一起摘完果子后，还会清点数目，确定男人没比她多摘，把男子气坏了。
我觉得这故事好动人，尤其是那段冬天时被覆盖在白雪底下的无花果，春天时结满累累绿色果实的描写。读到最后一页，我好不舍，真希望能爬进字里行间，仿佛爬进围墙，在美丽蓊绿的无花果树底下安眠。
巴帝·魏勒和我就像犹太男子及修女，不过他当然不是犹太人，我也不是天主教徒，而是一神教派的信徒。我们在我们想象出来的无花果树底下碰面，但没见到雏鸟破壳而出，反而目睹婴孩从女人肚子里出来，接着，发生了一些憾事，造成我们分道扬镳。
我躺在旅馆的白色床褥里，孤单又虚弱，想起巴帝待在阿迪伦德克的疗养院，一定比我更寂寞，比我更孱弱，顿时觉得自己真混蛋。巴帝在信中一再提及，他在读某位诗人的诗，这位诗人是个医生。他又说，他发现某位已故的著名俄国短篇小说家也是医生，所以，或许他可以既当医生，又当作家。
现在，巴帝·魏勒变了很多，跟过去两年我们逐渐熟识时大不相同。我想起那天，他笑着对我说：“爱瑟，你知不知道诗是什么？”
“不知道，是什么？”我说。
“是尘埃。”他一脸得意地说，仿佛很自傲有这样的看法。而我只是木然地望着他的金发、蓝眸和白牙——他的牙齿好长、好白、看起来好坚固啊——对他说：“大概是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