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除了公办大学，就是私立大学。我们的公办大学花的是纳税人的钱，而主管官员都是政绩导向，不是在拼招生数量、校区面积，就是在拼本校老师发了多少论文、接了多少课题。而我们的私立大学竟然全是产业化，投资人从建校开始就想着怎么从学生身上捞钱，怎么控制成本。
可是，你去看美国，美国顶尖的大学没有一所是政府所有的，也没有一所是私人所有的，而是信托所有的。信托的资金来源是社会的支持、校友的捐赠，信托由独立的校董会来管理，校董会由校长、校友、老师和学生代表构成。美国政府最多通过科研经费和学费补贴来引导学校的发展，但是绝对无权任命校董，更无权干预学校聘任谁当老师。美国政府无论是对基础教育的补贴，还是对大学科研经费的拨款，从来不会因为你是私有的就歧视你，你是州立的就“厚爱有加”；至于教师职称评定更是完全放权给学校，根本不像我们只给公立机构。
在基础资源领域，我们表面上强调要坚持公有制，实际上是一种偷懒，一种回避。我们习惯在产权上玩“花拳绣腿”，我们喜欢承包、股份制这种企业层面的小改革，不喜欢对资源的产权体系、价格体系、分税体系、反垄断体系进行系统改革。我们航空企业的航班时刻、电信企业的无线频谱资源、能源企业的税费体系，还有电力企业的双轨制价格管控，这些重要的资源产权制度都有极为严重的改革偷懒。我们习惯把这些都笼统归为公有制，不仅造成了低效腐败，更是使我们的国企、民企都成了最终的受害者。
房地产最有意思，名义上是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但是，一级土地开发权被地方政府垄断着，建设用地指标被有关部门把持着。除此之外，我们在很多领域都有自己的特色，石油、铁矿石的进口大部分都被国有企业垄断，民航表面开放但是航线却被国有企业垄断，金融表面开放但是却以审慎监管为名始终不给民营资本真正的空间，连出租车这么个完全无关经济安全的行业竟然大部分都是公有。而这些领域，在人家那里都是彻底的市场化。
这些问题，我在本书的“序言”里就不多说了，各位读者可以好好读读本书的相关章节。我想说的是，“非公即私”的错误思维如果不得到改变的话，我们经济行为的社会成本就会非常高昂。国企能做好的就交给国企去做，民企能做好的就该允许民企去做；政府能做好的就由政府去做，市场能做好的，就让市场去做，社会自己能做好的就该允许社会自己去做；都能做好的，就该放开了让大家都去做。不要总把“公”与“私”对立起来，“公”与“私”本来就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凭什么把它们对立起来？
四、“宏观调控，微观搞活”成了新教条主义
我们的“宏观调控，微观搞活”已经僵化为教条主义。我们总说“宏观调控，微观搞活”，这就人为制造了宏观和微观的割裂和对立。我们爱说宏观调控，结果是很多人就把调控简单地理解为只有宏观就够了，“宏观调控”好像就是拨点预算、搞搞投资、加息减息、调调准备金、正回购逆回购这么简单。“微观搞活”就变成了微观层面什么都可以搞，于是，各地产业园遍地开花，食品安全屡出问题，但是地方政府却觉得这些只是微观问题，产业还是要扶持。“绿大地”从筹备上市到上市之后的财报一直蓄意造假，恶意圈钱3亿多元，被披露之后，不断有人找理由说它是地方龙头企业，这么做也是为了搞活经济。结果是，地方法院不对大股东本人罚款也就罢了，竟然只判了三年，而且还缓刑了四年！处罚之轻，在西方市场经济中根本是不可能发生的。
在欧美发达国家，政府干预经济的主要手段包括反垄断调查、行政法院体系、行业合规监管、价格听证制度、吹哨检举揭发制度、知识产权体系，而这些都没有在中国落地生根、发挥调控经济的作用，也没能成为维护经济公平秩序和市场竞争伦理的基石。
在宏观调控方面，我觉得我们政府最应该做的，是营造一个公平的营商环境，可是我们没有。我们留给民营的基本都是国有企业不愿意做的辛苦行业。我们的民营和个体企业现在都集中在四大产业：一是房地产及中介；二是批发零售和商贸物流；三是制造业及进出口；四是餐饮服务及农副产品。这些行业都是利润最薄、税负最重的。但是，我们的民营和个体企业却创造了85%以上的就业，吸纳了85%以上的下岗职工和农村劳动力，上缴了83.5%的税金。而从事这些行业的人这么辛苦地工作，却只存钱不敢花钱。我们应该给他们营造一个更加公平的环境，让他们敢花钱敢投资。
用“宏观调控，微观搞活”这种思维管理经济，最大的问题就是太过随意，没有科学性。我现在想起来都有点后怕。因为过去我们把很多该“搞活”的都给“宏观”起来了；把该“调控”的都给“微观”起来了。直到今天，我们在很多方面仍是这样。最具讽刺意味的是，在发达国家尤其是欧洲国家，地价和地产方面都是国家调控的重要领域。而我们呢，地方政府、国有房企和私营房企，都在积极地“搞活”，其中地方政府“搞活”的力度最大。我们地方政府的很多行为在德国和法国都属于违法行为。我告诉各位，今天中国经济的很多问题就是地价和地产“搞活”造成的，包括制造业萎缩、服务业不振、高利贷、通货膨胀、贫富差距拉大、社会对立等。
五、“大跃进”式思维，扭曲了改革路线，不断地制造经济灾难
公路、风电、高铁这些项目一窝蜂地上马，都说明我们还是没有离开“大跃进”式的经济发展思维。我们喜欢从一开始就制定高目标、大目标，然后再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来实现这个“大跃进”式的目标，甚至连动员口号都还是“大跃进”式的。比如几年前刘志军治下的铁道部天天喊着“跨越式发展”；比如首钢搞世界最大的高炉——1号高炉，到最后炼钢质量不过关，还亏损了50亿元。这不都是“大跃进”造成的后果吗？我们的产业振兴，比如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定下年产50万辆电动汽车的目标，因为得不到市场认可，一年产量才7181辆，这不是在“放卫星”吗？
还有保障房建设，各地一窝蜂地开工，可是有没有人仔细想过，资金怎么周转、怎么回笼？本来挺好的政策，完全可以透过循环开发，持续十年造福亿万百姓，却非得一口气花光所有的钱，造成现在这种遍地开花、遍地停工的局面。我们总是以建房为目的，却忘了对于老百姓来说，最重要的不是现房，而是稳定的预期。
六、经济改革不能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治理经济不能靠“运动”
经济改革不应该在原地打转，经济发展问题已经无法靠经济改革本身来解决，“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式的经济改革已经无法解决现在的经济问题。“功夫在诗外”，经济改革需要以社会改革和社会公平为突破口，重新进行设计。
我们迫切需要重塑经济改革的目标。这个改革的目标，既不是过去的效率至上，也不是过去的一切以经济增长为中心，更不是只问经济增长的结果而忽视经济增长的方法和路径，我们需要的是以共同富裕为目标的、所有人都受益的经济增长。我们不能再搞国富与民富的对立，不能再为了追求国富而牺牲民富，更不能为了经济增长而不顾社会公平和市场伦理。国企不应该成为通货膨胀的帮凶，更不应该成为民营企业的杀手。我们应该以“藏富于民”的理念重新构建国企的改革目标，让国企成为社会分红的基础，透过给民企减税等方式为民企创造好的营商环境。
中国经济改革正确的路线图应该是在公平的基础上实现共同富裕。而这个“富”不应再被掠走，而是藏富于民，并且让富裕起来的老百姓能够得到政府“以民为本”的公共服务。我们要透过有效的预算改革，把钱花在民生保障上。让老百姓无需再为看病、上学、住房、养老发愁，让老百姓放心地把钱花在其他消费上，以此拉动内需。
我们希望能够形成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这些人拥有大部分社会财富。同时，透过这些人形成的强大购买力，为民营企业提供强劲的利润增长点。企业赚钱后，就能雇更多人、发更多工资，然后这些钱又回到中产阶层手中形成又一轮购买力。这样，无需政府大举投资，经济就会按照它自己的规律实现自我平衡，进而持续发展。
我们需要建立全新的经济治理方式。我们不能过分干预经济，不能成为市场的主体和参与者，干预多了就变成了政府在办市场，这是违反市场基本法则的。政府要做的就是营造好的营商环境，尤其是知识产权执法、反垄断执法等方面。如果这些做不好，就根本不可能调整好结构，更谈不上创新。
为什么我们的食品安全问题频频发生？就是因为我们的思路是错的。在现有经济治理的思路下，对食品安全问题的治理只能沦为运动式的整治，这背后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我们现有的经济体制里，只有零碎的物价部门、工商部门、卫生部门、食品药品管理部门、税务部门，缺少捍卫市场秩序的社会目标。我们更习惯把社会上的事情当成政府的事情来抓，而不习惯把市场上的事情还给社会自己来管理。我们应该鼓励这些无良企业的内部员工，像美国那样能用《吹哨法案》来检举、揭发自己的企业；我们应该允许社会自己成立民间组织，关注和调查食品安全问题。与此同时，我们应该鼓励老百姓和民间消费者团体参与制定产品标准，而不是任由企业绑架产品标准，我们更不能期待通过几次“运动”就能把公平的市场秩序建立起来。
我们的分配政策也是如此。我们总有计划经济的思维，政府一看居民收入不高、内需不振，就要求调整分配，不断提高最低工资。这种漠视经济基本规律的结果就是沿海制造业企业痛苦不堪，少数有实力的企业向内陆转移，以此逃避沿海地区不合理的最低工资标准；而大多数企业只好无奈地裁员。我们这种靠政府来建立工资增长机制的思维是完全错误的。这样做的结果，是收入差距被拉得更大了而不是缩小！
我们的证券监管部门也在犯同样的错误。我们一提严刑峻法，就好像等于证监会要勤政吏治，搞几次运动、抓几个典型。可是这样做真的有效吗？学术界对全世界49个国家的资本市场研究发现，证监会这样借公权力执法，对资本市场发展基本没用。而有用的只有两个东西：一个是强制上市公司披露的越多越好；另一个是私人投资者，包括机构投资者，能基于虚假披露或者欺诈披露到法院起诉的立案门槛越低越好。
就拿重庆啤酒案来讲，一个卖啤酒的去搞疫苗，而且从头到尾都没有好好披露。证监会只是琢磨怎么修改披露规则，根本就没有考虑怎么事后问责。各位想想看，如果我们给予投资者足够的权利保护自己，支持大成基金把重庆啤酒管理层告到法院去，同时也支持大成基金的基民把大成基金管理层告到法院去。然后，给这些公司开出天价罚单，那别的上市公司还敢瞎玩儿什么矿业概念、新能源概念吗？
所以说，今天的中国经济已经到了最危险的边缘。而我们下一步要思考的是，如何化危机为机会。这也正是我和我的学术助手孙晋写作本书的目的。在此，我还要特别感谢我的另外一个学术助手马行空先生，他在数据和资料准备方面，对本书的写作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