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第二次通胀，60%的民营企业破产埋单。当时的四五年内，货币供应量增幅为174%。同时，政府又宣布工资改革，大幅提高工资，结果物价急剧上涨，大米的价格几乎是一夜之间从0.15元涨到0.8元，上涨了6倍。抢购风潮随之而来，所有的商店都在排队。最后没办法了，除了政治上的激烈手段，全国几千个建设项目一起下马。“破产”这个词第一次出现在中国普通百姓的口头上。
其实我觉得这次通胀非常有借鉴意义，表面上看当时的问题是价格改革和价格双轨制，通胀的原因是所谓的“官倒”和腐败。可是，我想告诉各位的是，我们应该由此记牢弗里德曼的告诫：通货膨胀说一千道一万都是货币的幻觉，但是想看穿这层面纱却是非常之难。当时的决策者和弗里德曼有次对话，透露了他的想法，他觉得价格改革不可怕，物价大幅攀升也不可怕，他甚至认为如果在通胀的同时把老百姓的工资也大幅涨上去，那么从改革中取得灰色收入的那些人，他们的财富会因而缩水。张五常后来的文章里记录了这次对话。讽刺的是，在这次对话中，当时决策者的危险想法却得到了弗里德曼本人的肯定。这种想法最危险之处在于：一是完全搞错了灰色收入的政治经济学，因为这些灰色收入恰恰会在通胀之中坐收渔利；二是工资与物价交替上涨会产生最具破坏力的螺旋式通胀，这种通胀到目前为止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没有找到什么好的应对办法。而对于今天的借鉴意义在于，本轮通胀之中，这两条诅咒依然存在：其一，在全面压紧信贷的背景下，那些能获得廉价贷款的都从大通胀中大赚特赚；其二，现在这种通胀总是挥之不去。
1995—1996年第三次通胀，楼市破产，股民埋单。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谁阻碍改革谁就是历史的罪人。可是央行却因而失去了审慎监管，货币敞开供应的结果是1993年通货膨胀率为13.2%，1994年达到21.7%。此次通胀恐怕是中国货币当局第一次领教市场的力量，前面两次多少都有改革的特殊国情和缺少经验的成分在里面，但这次一马当先投资的是民营资本，民营资本以前所未有的力量涌入股市、楼市。因此，也是这次通胀让决策者当局痛下决心对国有银行进行系统性重组。而与以往的直接打压经济、关停取缔企业不同，这次开始运用“软着陆”，存款利率一度上涨到12%左右，五年期以上保值储蓄还可以得到12%左右的保值利息。也就是说，长期存款的利率几乎达到25%。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种手段与美国里根总统时代沃克尔的美联储如出一辙。最终的结果是，以虚拟经济的泡沫代替了实体经济的倒闭，1995—1996年的两次股市大跳水，中国股市进入长达数年的熊市，同时也造成海南等地的房地产泡沫破灭，这也为今后出现的状况埋下了隐患——出问题的是国有银行，挨板子的是民营企业。
回顾了历史再来看现在这轮通货膨胀就非常有意思了：有立竿见影的，也有早晚要显现的。各位要晓得4万亿投资及其配套的16万亿地方政府贷款是什么概念，相当于我们GDP的一半！投进去之后，我说中国要陷入滞胀，谁都不信！当然，通胀的显现是需要时间的，因为这个贷款不是一天放的，铁路也不是一天修的，传导下去就要一年半载。这还不算，我们偏偏又遇到了美国出招，美国搞量化宽松袭来输入型通货膨胀。但更可怕的是，我们的“国家队”，包括“三桶油”在内，却借机带头拉高油价、电价、钢价这些基础价格，让这些压力立竿见影地传递进来。现在美国量化宽松终于结束了，可是这20万亿天量投资的恶果却如期而至了！
2007年的通胀又告诉我们，如果猪肉价格控制不住了，政府就会担心通胀会进入螺旋式上升的失控阶段，那政府会怎么做呢？他会断然采取最严厉的手段，大幅加息，或者连续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大规模缩紧银根。因为如果不果断采取行动，通胀会完全失控，到时候就不是说加7%或者8%的利息就行了，很可能是像20世纪90年代那样加25%的利息才能遏制住了。
因此，顺着这个逻辑，你就会明白为什么央行终于开始松刹车了。因为既然从2011年11月开始猪肉价格的连续上涨已经被遏制住了，那么中国式的通货膨胀在央行看来就算控制住了。所以，央行终于决定下调存款准备金率，而且确定2011年的信贷政策是有控有扶。但是，我想提醒大家的是：4万亿引发的发烧虽然暂时退了，可是4万亿及背后十几万亿的债务可还欠着呢！
五、货币超发究竟是美国输入的，还是我们自己的问题？
这一节本来是没有的，因为前面我已经跟各位说清楚中国式通胀是怎么来的了。但是，我在反复改稿过程中夜不能寐，因为我知道经济界的同仁们一定有不同的看法。这让我觉得很矛盾，因为已经说清楚的问题似乎没有继续讨论的必要了。但是，在我第四次修改书稿的时候，我意识到这些不同的见解，不仅仅是属于经济学家的，更是属于千千万万老百姓的，所以希望大家能原谅我再用一点篇幅和我的同仁们讨论讨论。我为了写这一节，专门花了将近一个月时间，除了看统计资料，就是跑出去到处转，开出租的、端盘子的、卖水果的、卖猪肉的我都问遍了，问人家一个月赚多少钱，房租多少，吃饭多少，能剩下多少。
我发现我们老百姓普遍都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说票子不是央行故意多印的，主要是外国人爱用美元买我们东西，又爱用美元对中国投资，央行也不能拒绝人家的好意，只好对应发行人民币，这样就多印了一堆人民币。另一种观点说别光看票子，看看各地的民营企业吧，到处都缺人，不涨工资能行吗？再看看房价，大家都往城里挤，房价一涨，什么成本不都得跟着涨？还有自然资源，中国人口这么多，有钱的老百姓越来越多，有钱了就买车，买车就要更多的钢铁、石油，这物价不就涨起来了？
我简单总结一下，前面这个是说多印的票子是从外面来的，后面这个是说尽管有外因，但是起决定作用的还是内因。这两种观点其实来自于两位知名经济学家，外因论属于周其仁，内因论属于夏斌。两位在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参与中国经济改革了，都曾经担任过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
我为什么要和两位专家辩论呢？因为这个问题必须要讨论清楚，外因论、内因论，再加上我的政府投资论，都能或多或少地解释现在的通货膨胀。但是，三种不同的理论解释会给出完全不同的政策建议。这就好像郎中诊病，都看出来是体温过高，可是三个郎中诊断的病理却不同，开的方子自然完全不同。
首先，我们先问自己一个非常有挑战的问题：三大因素，即外汇储备、内部要素价格和政府投资，谁是当前通货膨胀的罪魁祸首？这个问题很得罪人，但是我希望读者不要觉得是我在故意制造一个擂台，我们只是为了搞清楚一个事情的真相而已。
最公平的方法是我们悉数退场，数据上场，让数据本身来说明问题。
外因论：金融海啸和4万亿后不再有效
先看外汇储备，2011年我们的外汇储备是3.18万亿美元，大约折合人民币20万亿元，而2011年底我们的货币供应量即M2是85万亿元。然后我们再考虑到杠杆乘数，外汇给我们带来的票子是不是非常惊人？
可是我们要晓得，外汇储备不是一天囤的，而通货膨胀也是时高时低的！换句话说，如果你认为通胀完全是外面来的美元给冲高的，那么我们应该能看到潮起潮落吧？按照官方统计，我们的通货膨胀在2008年和2011年都破了5%的警戒线，分别是5.9%和5.4%，而在2006年、2007年、2009年和2010年分别是1.5%、4.8%、-0.7%和3.3%。外汇储备的增幅呢？2006年到2011年，每年的增幅分别是30.21%、43.32%、27.34%、23.29%、18.68%和11.72%。
可能一般读者不能一眼看出结论来。那我给大家解释一下，从印票子到买材料，再到制造出东西来让老百姓消费，都是需要时间的，大概12个月左右。至于细节我就不多说了，经济学界已经有不少计量分析结果了。想知道外因论对还是不对，就看前一年囤的美元和接下来一年的通胀有没有关系就好了。
那么，我们的结论是什么呢？周其仁的外因论在金融海啸和4万亿之前是相当靠谱的。当然，严格来说应该用月度数据来做计量分析，虽然结论基本一致，但是怕有些读者看不懂，所以这里我就用年度数据来说明。2006年、2007年我们的外汇储备增加得非常厉害，结果2006年虽然通胀很低，但是传递一年下来，2007年、2008年的通胀就守不住了，2007年这么疯狂的美元洪水紧接着就是2008年的剧烈通胀。
但是，紧接着就出问题了。2009年通缩的前一年即2008年的外汇储备增幅和2006年的差了不到3个百分点，但是通货膨胀率却截然不同。再看2010年的外汇储备，不仅增长幅度比2009年要小，绝对额也在减少，2010年外汇储备增加了4481亿美元，而2009年却增加了4532亿美元。这样，从外汇储备来看，2011年完全不该有什么通货膨胀。
请读者注意，我并不是说外因论都是错的。我只是说单纯地用外汇储备不足以解释2009年的通缩，也不足以预见2011年的通胀。外因是绝对存在的，而且是重要前提，所以周其仁的观点并没有错。但是，为何通胀不跟着外汇储备上下起伏了呢？我后面会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