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今之制度，并非祖宗之法，皆秦汉自私之术，元明展转之弊耳，岂复有三代道德之美哉？抗言守祖宗之成法者，不过为胥吏之窠臼、好人之凭借耳，岂有祖宗分毫之意哉？《大学》称：日新又新，其命维新。伊尹称：用新去陈，病乃不存。故新则和，旧则乖；新则活，旧则板；新则疏通，旧则阻滞；新则宽大，旧则刻薄。自古开国之法无不新，故新为生机；亡国之法无不旧，故旧为死机。更新则乳虎食牛，守旧则为丛驱爵。世祖章祖皇帝入关，即大变太祖、太宗八贝勒、八旗之法，以维新垂治矣。近俄与日本、暹罗，变政维新，遂以辟地自强矣。印度、土耳其、埃及，守旧不改，遂以削地灭亡矣。夫守祖宗之成法，而不能守祖宗之地，与稍易其法，而能保其地，孰为得失？狃中国之体制，而不能保中国之民，与稍变其制，而能保其民，孰为轻重？新旧变守之效如此，皇上果何择焉？然皇上虽赫然发愤，思变图存，职窃虑数千年之旧说，易为所牵；数百年之积习，易为所滞。夫非常之原，黎民所惧；吐下之方，庸医畏投。非有雷霆霹雳之气，不能成造立天地之功；非天下之至强者，不能扫除也。后有猛虎，则懦夫可以跳涧溪；室遭大火，则吝夫不复惜什器。惟知之极明者，行之极勇，然非天下之至明，不能洞见也。伏愿皇上召问群臣，审量时势，反复辩难，决定国是，确知旧习之宜尽弃，补漏之无成功，别立堂基，涤除旧弊。以地方二万万方里之大，人民四万万之众，物产二十六万种之繁，加以先圣义理，人人之深，祖宗德泽，在人之厚，此地球各国之所无，而诸国之所羡绝者也。以皇上之明，居莫强之势，若发愤更始，变法一新。《孟子》谓；王犹反手，虽为政地球何有焉，惟中国为然。今虽稍迟，补牢未晚，虽未遽转弱而为强，而仓卒可图存于亡；虽未能因败以成功，而俄顷可转乱为治，是在皇上志力之浅深，变法之迟速，以为收效之大小而已。然徒言变法，条理万端，随举类无功，此当世之士，略能言之，职亦尝上陈之。惟以推行之本末，先后之次序，章程节目之繁，刚柔宽猛之用，从何下手，乃无疑惑，从何取法，乃无弊端。如作书画，必当有佳谱，仿摹尤贵见墨迹，临写庶不走作，乃易揣摩。职窃为皇上上下古今、纵横中外思之，尧舜三代之道在爱民，皇上必已孰讲之。
职愿皇上常讽《孟子》，而深知其意。句践燕昭之行在雪耻，皇上当已习闻之，职愿皇上熟诵《国语》、《国策》而誓于心。若至近之墨亦可摹，绝佳之画谱可临者，职于地球中新兴者得二国焉：曰俄、曰日。职愿皇上，以俄国大彼得之心为心法，以日本明治之政为治谱而已。昔彼得为欧洲所摈，易装游法，学于船匠，变政而遂霸大地，日本为俄、美所败，步武泰西，乃至易服改制而雄视东方。此二国者，其始遭削弱与我同，其后底盛强与我异。日本地势近我，政俗同我，成效最速，条理尤详，取而用之，尤易措手。职译纂累年，成《日本变政考》一书，专明日本改政之次第。又有《彼得变政记》，顷言缮写，若承垂采，当以进呈。若西人所著之《泰西新史揽要》、《列国变通兴盛记》，于俄、日二主之事，颇有发明，皇上若俯采远人，法此二国，诚令译署并进此书，几余披阅。皇上劳精垂意讲之于上，枢译诸大臣各授一册，讲之于下，权衡在握，施行自异，起衰振靡，警聩发聋，其举动非常，更有迥出意计外者。风声所播，海内慑耸，职可保外人改视易听，必不敢为无厌之求。盖遇昧者，其胆豪；见明者，则气怯，且虑我地大人众，一旦自强，则报复更烈。非皇上洞悉敌情，无以折冲樽俎，然非皇上采法俄、日，亦不能为天下雄也。考日本维新之始，凡有三事：
一曰大誓群臣，以革旧维新，而采天下之舆论，取万国之良法：
二曰开制度局于宫中，征天下通才二十人为参与，将一切政事制度，重新商定；
三曰设待诏所，许天下人上书。日主以时见之，称旨则隶入制度局，此诚变法之纲领，下手之条理，莫之能易也。
伏愿皇上采而用之，因日食之警，震动修德，除旧布新；择吉日大誓百司、庶僚于太庙；或御乾清门，下招申警，宣布天下，以维新更始。上下一心，尽革旧弊，采天下之舆论，取万国之良法，俾趋向既定，四海向风。然后用南书房，会典馆之例，特置制度局于内廷，妙选天下通才十数人为修撰，派王大臣为总裁，体制平等，俾易商榷，每日值内，同共讨论，皇上亲临，折衷一是，将旧制新政，斟酌其宜。某政宜改，某事宜增，草定章程，考核至当，然后施行。其午门设待诏所，派御史为监收，许天下人上书，皆为传达发下制度局议之，以通过天下之情，尽天下之才，或与召见，称旨者擢用，或攉入制度局参议。其将来经济特科录用之才，仿用唐制，开集贤延英之馆以待之，拔其尤者，选入制度局，其他条陈关涉新政者，皆发制度局议行。盖六部为行政之官，掌守例而不任出议，然举行新政，无例可援。军机出纳喉舌，亦非论道经邦，跪对顷刻，岂能讨论。总署困于外交，且多兼差，薄书期会，刻无暇晷。变法事体大，安有无论思专官而可行乎？周公思兼三王，仰思待旦；《中庸》称：博学审问，慎思明辨，而后笃行。今有办事之官，而无议论之官，譬有手足，而无心思，又以鼻口而兼耳目，不学问思辨，而徒为笃行。夜行无烛，瞎马临池，宜其丛脞也。若开局讨论，专设一官，然后百度维新，可得精详。其新政推行，内外皆立专局，以任其事；
一、法律局。考万国法律、公法，以为交涉平等之计；或酌一新律，施行于通商口岸，以入万国公法之会。
二、税计局。掌参用万国之税则，定全地之税，户口之籍，关税之法，米禄之制，统计之法，兴业之事，公债之例，讼纸之制。
三、学校局。掌于京师、各直省即书院、佛寺为学堂，分格致、教术、政治、医律、农矿、制造、掌故、各国语言文字诸科，别以大小公私，并立师范、女学而广励之。其有新书、新艺、新器者，奖励焉。
四、农商局。掌凡种植之法，土地之宜，恳（垦）殖之事，赛珍之会，比较之厂。考土产、计物价、定币权、立商律、劝商学。
五、工务局。掌凡制造之厂，机器之业，土木之事。
六、矿政局。掌凡天下一切矿产。开矿学，定矿则。凡开矿者隶焉。
七、铁路局。掌天下开铁路事。
八、邮政局。掌修天下道路，及递信、电报之事。
九、造币局。掌铸金银铜三品，立银行，造纸币，时其轻重。
十、游历局。掌派人游学外国，一法一艺，宜得其详。其有愿游学者报焉。
十一、社会局。泰西政艺精新，不在于官，而在于会，以官人寡而会人多，官事多而会事暇也。故皆有学校会、农桑会、商学会、防病会、天文会、地舆会、大道会、大工会、医学会、各国文字会、津法会、剖解会、植物会、动物会、要术会、书画会、雕刻会、博览会、亲睦会、布施会。宜劝令人民立会讲求，将会例、人名，报局考察。
十二、武备局。掌编民兵、购铁舰、讲洋操、学驾驶、讲海十二局立而新制举，凡制度局所议定之新政，皆交十二局施行。其直省藩、臬、道、府，皆为冗员。州县守令，选举既轻，习气极坏，仅收税、断狱，与民无关。故上有恩义而不宣；民有疾苦而莫告。千里之地，仅督抚一人能达于上，而层级十重隔于下，且督抚官尊，久累资格，故多衰吒，畏闻兴作。若督抚非入，下虽有才，无能为治，骤言尽革，其事既难。
日本国主之下，小民之上，仅一县令，虽亲王亦充之，故权尊而亲民亲政乃达。汉制：百郡以一守领令数十；宋制；以京官知州县，皆可为法。昔曾国藩变兵为勇，以收平贼之效。今莫若变官为差，直省道员，凡六七十，每道设一新政局督办，照主考、学政及洋差体制，不拘官阶，随带京衔，准其专折奏事，听其辟举参赞随员，授以权任。凡学校、农工、商业、山林、渔产、道路、巡捕、卫生、济贫、崇教、正俗之政，皆督焉。每县设一民政局，由督办派员，会同地方绅士，公议新政，以厘金与之，其有道府缺出，皆令管理。三月而责其规模，一年而责其治效；学校几所，修路几里，制造几厂，皆有计表上达制度局、十二局、军机处。其治效著者，加秩进禄。凡诸新政人员，就制度局、集贤院、待诏所，及内外所保人才，选授略同。南书房差不拘官级，听辟幕僚，专在得才，与共新政。内外本末，指臂灵通，血管注于心房，脑筋遍于全体，简易广大，相与更新。然后破资格，厚俸禄，以用人才；停捐纳，省冗员，以清士路；振亲王、重臣游历，以广学识。尚虑改变之始，需款甚繁，日人以纸币行之。真银仅二千万，而用值二亿五万万，盖得管子轻重之法焉。吾若大变法度，上下相亲，变可行之，否则大借洋款数万万，派熟习美国之人，与借商款，酌以铁路、矿产与之，当可必得。准限三年，各省铁路皆成，学堂皆立，学会皆开。工有新器，商有新学，地有余利，民有余饶，至于十年，治功大著，足以雪仇耻而威四裔不难矣。若惑于席人之论，不为全局之谋，徘徊迟疑，苟且度日，旧弊未去，变法不全，则责言日闻，幅员日割，手足既缚，腹心亦到，虽欲偏安，无能为计矣。时乎，时乎，岂容再误。宗社存亡之机，在于今日；皇上图存与否，在于此时。职之疏逖，岂敢妄陈大计，变乱典章，诚以上为君国，下为身家，心所谓危，急何能择，用敢冒越，竭尽其愚。伏惟皇上少采其言，乾健独断，发愤维新，或可图存，宗社幸甚，天下幸甚。职冒犯圣听，不胜战栗屏营之至。伏惟代奏皇上圣鉴。谨呈。（选自《康有为早期遗稿述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