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瞿秋白的文字中，留下了中东铁路的历史印记，同样，在共青团创始人俞秀松的经历中，也留下了中东铁路的历史印痕。
2006年，大约是春夏之交的时节，笔者在上海寻访到俞秀松的弟弟俞寿臧的住处。找到时，听邻居说俞寿臧正在住院，他的夫人几天前刚去世。老人离世时将近九十岁，在病危时和去世后，很多的领导前来探望，上海市的主要领导差不多都来了。
有比较知情的邻居对笔者说，听说这位老太太是新疆当年的军阀盛世才的亲妹妹，是俞秀松的夫人，后来又成了俞秀松弟弟俞秀臧的夫人。笔者隐隐约约地觉得，这背后会很有故事，这个谜团需要慢慢来解开。
在上海一家医院，笔者见到了俞秀松的弟弟俞秀臧。老人是因夫人去世悲痛过度而住院的。这位和蔼可亲的老人在儿子俞敏的搀扶下，硬撑着坐在床头，听说笔者来自哈尔滨，他便跟笔者谈起了中东铁路和哈尔滨。他说他的大哥俞秀松早年赴苏俄，走的是中东铁路，还曾在哈尔滨住过几天，还有文字记载呢。说着他吩咐俞敏回去取书和资料。俞敏是上海知青，曾下乡在黑龙江农场，他是俞秀松的继子，他和俞老一样，对来自哈尔滨的笔者很热情、很重视。他从家中取来了一本带有胡耀邦、李先念、薄一波等中央领导题词的《俞秀松纪念文集》和相关资料，特意送给笔者。之后，笔者和俞秀松继子俞敏有过几次长谈。
俞秀松是中共党史、团史上一位很重要的人物，在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和中国共青团旧址展览馆中，都详细地陈列着俞秀松的革命事迹。
后来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专家沈建中对笔者说：“俞秀松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1920年6月上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发起组，他是这个组织五个成员之一，他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他担任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书记，俞秀松在建党建团中都是功臣，他都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俞秀松，原名俞寿松，他的家乡是浙江省诸暨县。他从小在偏远的农村生活，却视野开阔、志存高远。这与他父亲俞韵琴的影响和熏陶是分不开的。俞韵琴是清朝晚期最末一代秀才，人很开明，积极主张推行新文化，认为学习新文化是救国强民的重要途径之一。俞韵琴当过私塾教师，还荣任过诸暨县劝学。在父亲的鼓励下，俞秀松来到省城杭州，考入了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
当时“一师”的校长，是从国外留学归来的经亨颐，是一位接受西方民主思想的教育家。在校长经亨颐的倡导下，“一师”形成了良好的学风。学生自己出刊物，组织社团，各种思潮学派的观点互相交锋。此时，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在校内广为流传，师生们争相阅读，俞秀松更是被其中的新思想、新观点深深地吸引。他还如饥似渴地饱览陈独秀和***办的《星期评论》等报刊。俞秀松经常在自修室熄灯后，跑到路灯下，借着昏暗的灯光，一读就是半夜，以致患了严重的近视。
1919年，“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5月6日传到杭州，之后各大学的爱国学生立即行动起来。作为“一师”学生代表的俞秀松，和其他各校的学生代表走在了大游行的最前列。20岁的俞秀松成为了全市各项大行动的策划者和组织者。他还是一位宣传鼓动者，他带领学生到市民中，四处散发传单，在杭州一家日本人开的商店前，向群众讲演。他说：我们堂堂大中华，被小小东洋欺辱，我们不能让军阀政府签订出卖山东的条约，我们一定要团结起来，打倒卖国贼，打倒侵略中华的帝国主义，坚决不买不卖东洋货。俞秀松的讲演富有激情，条理清晰，听众纷纷赞同并报以热烈的掌声。
在“五四”运动推动下，“一师”采取了与时俱进的教育方针，成了浙江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在陈望道、刘大白等老师的指导下，俞秀松等人创办了《浙江新潮》刊物。俞秀松在11月1日《浙江新潮》的发刊词中，明确地写道：“要谋求建立自由、互助、劳动的社会，谋求人类生活的幸福和进步。”这是浙江省最早受“十月”革命影响，高扬社会主义旗帜的刊物，在当时浙江众多刊物中脱颖而出，影响甚广，国内外竟有三十多个代派处。其中湖南长沙的毛泽东很欣赏这本刊物，成为此刊物在湖南长沙的代派联系人。
反动当局将这本在思想上掀起巨大波澜的刊物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浙江新潮》刚出刊三期，就被无情扼杀。12月3日，北洋军阀政府通令各省对《浙江新潮》“立予禁止印刷邮寄”。接着，反动当局又要撤换开明进步的“一师”校长经亨颐，致使俞秀松等人被迫离开已学习和生活了三年的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
在残酷的现实斗争中，俞秀松逐渐明确了自己一生所要奋斗的目标：“我此后不想做一个学问家（这是我本来的意愿），情愿做个冒险的革命家。”
为推动中国建党的步伐，陈独秀于1920年5月在上海发起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俞秀松也是成员之一。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和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联合撰写的文章《俞秀松在上海》这样评价俞秀松：“俞秀松是上海建党建团英才中杰出的一员，他在上海参加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协助陈独秀创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创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为中国革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1920年6月，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立，当时党的名称定为社会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五个成员陈独秀、俞秀松、李汉俊、施存统、陈公培共同制定了党纲，这是中国第一个共产党的组织。
1920年8月22日，中国第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在上海建立，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最年轻的成员俞秀松出任第一任书记，成为中国共青团组织的创始人之一。
年仅21岁的俞秀松，在中国革命事业进程的转折点上，在奔向光明的起跑线上，是当之无愧的引领者，奏响了他年轻生命的华美乐章。
2012年，笔者来到上海霞飞路渔阳里6号，此处是临街的一栋老式建筑，也是很有老上海味道的石库门房子，临街挂着“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旧址”牌子，当年这里是法租界所在地。
这里曾留下年轻的俞秀松出出进进、奔波忙碌的足迹和身影，他在这里主持制定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并写信指导各地建团。接着北京、长沙、武汉、广州、天津、济南等地相继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在各地建团过程中，上海团组织起到了发动和指导的作用。
在俞秀松的组织领导下，仅半年的时间，上海的团员就发展到二百多人。到1921年春，各地团员已有一千多人。
俞秀松没有辜负上海党组织的厚望，在他的带领下，上海团员们朝气蓬勃，在积极参加社会活动中，得到锻炼和考验。他们到工厂去协助成立工会，办工人半日学校，并在工人中搞调查，为《劳动界》杂志撰文，发动青年学生声援法电工人的罢工斗争，参加“五一”集会，散发传单，不断扩大团的影响。
为了培养和派遣青年干部到红色苏俄去学习十月革命的斗争经验，上海党组织成立了外国语学社，主要是学习俄语和马克思、列宁著作。俞秀松承担了四十多名学员的生活管理和教务工作，并负责与共产国际代表的联系，协调赴苏俄的有关事宜。
1921年3月下旬，上海已是草长莺飞、蝶舞蜂喧、姹紫嫣红、春意盎然。22岁的俞秀松独自一人，开始了赴苏俄的漫漫远行之旅。他辗转来到了中东铁路的枢纽哈尔滨。
此时的哈尔滨，虽然已是立春的节气，但和上海同一时间的绿树繁花不可同日而语，也根本谈不上春寒料峭，而是依然寒风凛冽，冰封雪裹。来自南方的俞秀松住进了道里区中国三道街（今西三道街）4号的“中华栈”。
俞秀松曾亲笔写了一封家书，又亲自从哈尔滨寄到上海，这封家书被完整地保存了下来。
俞秀松在家书中写道：
父亲母亲和家中诸人：
我于三月二十九日从上海乘快车北上，三十日到北京，稍有些事，住了三天。四月二日夜八点半从北京乘京奉通车赴奉天（沈阳），三日夜七点钟在南满站换乘日本人所管辖的南满车赴长春，四日早七点四十分到长春，再换乘俄人所管辖的中东铁路的车，上午八点四十分从长春开车，下午一点半到哈尔滨。
我现在住在道里（中东铁路直贯哈尔滨的腹部，铁路之西北叫作道里，外国人多在这区居住，空气较为清洁；铁路之东南处叫作道外，道路极不清洁，为南方所罕见的。）中国三道街中华栈，拟住一二天后，即行再进。我此番虽是孑身孤行，稍觉寂寞，但一路平安，请父亲母亲不以此长程跋涉为念，我一切举动，自知十分谨慎小心。
……
22岁的俞秀松第一次独自远行，他深知儿行千里母担忧，何况是去万里之遥的国外。为了不让父母牵挂，他报喜不报忧，又不能只字不提写得太虚，所以他仅仅提及“稍觉寂寞”“请父亲母亲不以此长程跋涉为念”。
在到达哈尔滨之前的五个多月，瞿秋白从北京来到哈尔滨，瞿秋白在他的名著《饿乡纪程》一书中写道：“从天津到哈尔滨，走过三国的铁路，似乎经过了三国的边界，奉天（沈阳）是中日相混，长春、哈尔滨又是中、俄、日三国的复版彩画。哈尔滨简直一大半是俄国化的生活了。”而俞秀松在家书中提到的是，在奉天（沈阳）“换乘日本人所管辖的南满车赴长春”，在长春“再换乘俄人所管辖的中东铁路的车到哈尔滨”。
不论是书中所写，或是家书所提，比起那些干巴巴的史料，作为乘客的瞿秋白和俞秀松所留下的文字，都让90年前东北三省铁路的概况和特点，变得异常生动，让今天的我们感觉如临其境。
俞秀松不仅勾勒出火车的线路图，而且时间表更是翔实精确，在每一站上车，每一站下车都具体到或是白天或是夜晚的几点几分。如果不是这封家书的记载，恐怕从上海到哈尔滨的火车路程，就考证历史而言，也只能是大致上推测罢了。
俞秀松在家书中还写道：
我此番这样匆促地走，原因事实尚未报告家中，现在就简单说明几句，使家中人不以我为突如其去了。我这次赴R（苏俄），有三个目的使我不能不立即就走：1.第二次国际少年共产党定于四月十五日在R京（莫斯科）开大会，他们于前月特派代表来到中国请代表与会，我被上海的同志推选为代表；2.上海我们的团体有派学生留俄的事，我又被同志们推为留俄学生代表，因此又不能不先往R（苏俄）去接洽了；3.我早已决定要赴R，求些知识以弥补我的知识荒，乘了上面的两种公事的时机，我便不顾别的就走了。
父亲，你训勉我的几件事，我当刻刻记在心头；你给我的两封信，我带在身边，不时诵读。父亲，有一件事，你将来不要着急，就是通信的事。因为从R京（莫斯科）寄信到中国来，要经过几道手续，恐不能直接寄到家中。我没有信来的时候，我总是平安的；但有事要报告的，我当写信或打电报来。
我在北京照了一张照片，过几天，由北京的朋友寄到家中。咳嗽丸两瓶，托大同带到家中。
我遥在几千里之外，引颈南望，惟祝家中个个平安。
寿松
1921年4月6日从哈尔滨发
为什么俞秀松能将此行赴俄的三个目的，坦诚地告之家中呢？俞秀松的继子俞敏对笔者说：“俞秀松对父亲的感情非常深，彼此也特别信任，俞秀松是将父亲视为知己知音的。”
俞秀松的父亲俞韵琴虽是清朝末年最后的秀才，但他的封建意识很淡，从事教师工作，开明进步，接受新思想，向往着中国能够民主、自由，走向光明。俞秀松深深地受到父亲的思想熏陶，父子之间相互交流，几乎无话不谈。“我爷爷经常给俞秀松讲些英雄人物，传播爱国情怀。比方讲在浙江走出了一位了不起的爱国女侠秋瑾啊，讲什么农民起义运动了，所以说，俞秀松最早的启蒙老师就是我爷爷。”
俞秀松在家书中写道：“父亲你训勉我的几件事，我当刻刻记在心头，你给我的两封信，我带在身边，不时诵读。”
父子情深，流露信中，父子相知，不言而喻。
“俞秀松是长子，我爷爷是教书的，俞秀松下面的弟弟妹妹也很多，家庭人多收入有限，是比较困难的。按照传统来说，长子应该在家里挑大梁。俞秀松为了让中国老百姓都能吃上饭，参加了革命，对家里没有办法照顾，心中总觉愧疚。同时他保存了很纯真的亲情，牢记我爷爷对他的教诲，他跟我母亲说，他看我爷爷的信，一定会热泪盈眶。”俞敏如是说。
十几岁就远离家门的俞秀松，挥不去的是对父母和亲人的思念和牵挂。他在家书中写道，他路过北京，特意拍了一张照片，并给父亲买了两瓶咳嗽丸，由朋友转交。
“因为他有好几年没有回家了，俞秀松就怕我爷爷和奶奶惦记他，他经常想办法照相，把相片寄给我爷爷。”
俞敏向笔者讲述了很多从爷爷那里听到的家事往事。他曾多次见过爷爷，爷爷的音容笑貌记忆犹新。爷爷曾视为生命一样，珍藏了俞秀松的二十多封家书，如今都收入了《俞秀松纪念文集》一书。
人生在世，无论走得多远，总要回到家中；无论分别得多久，总会盼着与亲人重逢团圆。可是，在俞秀松的人生旅途中命运却是无常的。
十几岁的孩子远离了家门，可谓有“少小离家”，却从此走上了不归路，再也无缘“老大回”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