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在哈埠有五千多人，却也很有势力，满街插着日本旗的汽车、红十字会车、兵车，触目皆是，有日本的银行，有日本剧院三处，其余饭馆、旅馆、理发馆、大商铺触目皆是。”
在哈尔滨，日本人仅有五千多，俄国人多达二十多万，俄国人如过江之鲫，人多势众。瞿秋白却不以眼下人数众寡和势力的大小而论，显示出他有强烈的新闻敏感性，更有政治家的智慧眼光和洞察力，他向国人发出警告：“现在俄国人的势力衰微，日本人的势力一天胜过一天！”
瞿秋白在报道中敲响警钟，是想告诉许多已默认哈尔滨是俄国人地盘的中国人要警惕，一旦从睡眠中惊起，噩梦将很可能是日本人对哈尔滨乃至东北的侵占。十年后，发生的“九一八”事变，日本侵略者凶残的铁蹄践踏在东北大地上，再回望瞿秋白报道中的警示，怎能不让人感叹一代伟人的卓识远见呢？
瞿秋白在哈尔滨期间，广泛地同苏俄及其远东共和国的人员接触，了解苏俄的政策。精通俄文、口语也非常流利的瞿秋白，同俄国人广交朋友，这里面既有俄国共产党员，也有普通人，还有不少的青年人。
当时哈尔滨的俄侨人数众多，进步的人士早在1905年就成立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支部，随之又成立了布尔什维克领导下的工会组织，使哈尔滨一直涌动着革命的浪潮。布尔什维克创办了《前进报》等许多红色报刊，在哈尔滨的一些书店里，随处可以买到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尤其是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组织发动了中俄工人多次大罢工，并且组织群众与盘踞在中东铁路的沙俄残余势力和外国干涉者进行斗争，为捍卫苏维埃新政权做出了贡献。
在中国的版图上，哈尔滨是距离苏维埃俄国最近的一个都市，近水楼台先得月，21岁的瞿秋白仿佛听到了十月革命炮声的余音，感受到了苏俄大革命带来的震撼，他在《饿乡纪程》一书中，几次提到在哈尔滨闻着“共产党”的空气。
瞿秋白在哈尔滨共发出报道13篇，其中自己撰写9篇，与人合作4篇。他报道最多的是十月革命后苏俄对哈尔滨的影响，如《哈埠俄人庆祝纪念之情形》《哈尔滨劳工之大学》《中东路工党首领之谈话》《俄工党会长对中国之陈情》《哈埠工会联合会长访问记》《哈尔滨俄侨之舆论》等。
瞿秋白深入到三十六棚中东铁路总工厂、道外戎通轮船公司和哈尔滨邮政局等，了解考察工人的生活和工作情况。当他在三十六棚总工厂听到中俄工人通过多次联合大罢工，终于将中东铁路管理局局长霍尔瓦特赶下台的消息时，瞿秋白非常振奋，他为工人阶级奋起抗争而感到欢欣鼓舞。
瞿秋白在哈尔滨停留期间，察觉到这座城市飘荡着一缕缕苏俄的气息。特别是参加哈尔滨工党联合会庆祝十月革命纪念会，第一次听到《国际歌》时，他为之一振。对此，瞿秋白在《饿乡纪程》一书中作了详细描述：
“十一月七日是彼得堡发生世界上第一次无产阶级革命的日子（俄国向来用希腊历，比西历迟十三天，十一月七日乃俄历十月二十五日，所以谓之‘十月革命’），我当时还行止未定，得一俄国友人的介绍去参观他们的庆祝会。会场是哈尔滨工党联合会预备开劳工大学的新房子，那天居然得到中国警察厅的许可，召集大会，会场里拥挤得不得了，走不进去。我们就同会长商量，到演说坛坐下。看坛下挤满了人，宣布开会时大家都高呼‘万岁’，轰然起立唱《国际歌》，声调雄壮得很。这是我第一次听见《国际歌》，到俄国后差不多随处随时听见，苏维埃俄国就以这歌为国歌……”
《国际歌》震撼着瞿秋白的心扉，让他热血沸腾，力量倍增，他决心要让《国际歌》在中国大地上唱响。
1923年初，刚回国的瞿秋白住在北京堂兄家中，擅长音乐的他踩着一架风琴，一边弹琴，一边吟唱。他用俄文和中译文交互吟唱，发现译成中文的“国际”两个字中间音节有8拍，很难与原曲调合拍。瞿秋白别具匠心，将“国际”采用音译“英特纳雄耐尔”的方式，与原曲调水乳交融。
瞿秋白将他亲自译成中文并配有简谱的《国际歌》，发表于1923年《新青年》季刊第一期，他是我国第一位将《国际歌》的曲谱与中文歌词配合译出者，是《国际歌》在中国传唱的首倡者。时隔90年后，凝聚着瞿秋白心血的“英特纳雄耐尔”雄壮的旋律和歌声，依然回响在中国大地上。
瞿秋白在哈尔滨五十几天，对这个中东铁路枢纽站城市也多有记述。
瞿秋白写道：“蓝蓝的天色、白云似堆锦一样拥着，冷悄悄的江风，映着清澄的寒浪。松花江畔的景色，着实叫人留恋。那天我同俄文专修馆的同学特地去游一游。乘着小船从道里到道外。在江中远看着中东铁路的铁桥，后面还耸起几处四五层的洋房，远远衬着疏林枯树，带着些积雪，映着晴日，亮晶晶光灿灿露出些‘满洲’珠光剑气。”
“在船上谈起俄文专修馆同学，原来哈尔滨我们的同学很多，审判厅、俄白党报馆、中东铁路、戎通公司等等都有。不但哈尔滨，从奉天至满洲里以及中东路小站都有我们同学。他们的教育程度是‘如此’，他们的生活也比上海洋行买办式的英文学生，甚至于北京、天津研究英法文的‘大学生’寒俭得多。然而大家是知道的，满洲三省文化程度几等于零，他们还要算此地的明星呢。”
“我这次到松花江畔，本是顺便找我的俄文馆同学，一个船长，可惜他没有在那里，所以趁此乘小船逛一逛，到道外上岸，沿着中国地界茅屋土舍污秽不洁的小路，向前走。道外这种偏远街巷，沿松花江边，几间土屋，围着洋铁皮木板乱七八糟钉成的短墙，养着几只泥猪，这就是中国人的写生。”
瞿秋白和同学们来到道外七道街江苏饭馆吃饭，能在异地和已分别很久的同学真是聚餐畅谈，回首往事，回忆同窗时光，展望未来，谈人生，谈社会，天南海北，十分畅快。纯真浓郁的同学情让第一次来哈尔滨的瞿秋白倍感亲切和温馨，再加上品尝着江苏家乡菜，或许让瞿秋白那颗游子的心也平添几分惬意。
“吃完饭，沿着俄国人所谓中国大街（中央大街）回家，已是傍晚时分。走过一家俄国报馆，看见许多中国卖报的，领着报，争先恐后地跑到中国大街去抢生意做，抢着跑着，口里乱喘、脚下跌滑也顾不得，逢着路人，喘吁吁叫着卖报的抢眼标题，为的是生活竞争。”
“沿大街两旁，俄国人，有相拥着一大包裹出来的，雪亮的街灯，电灯光底下，男男女女花蛱蝶似的来来往往，云香鬓影，紫狐披肩，蓝绸领结，映着大商铺窗帘里放出的电光，还想努力显一显西欧化的‘俄国资产阶级文明’。还有一阵一阵俄国青年学生和女郎散步的踪迹。我走着，看见大街对面，乱乱落落的俄国人影背后，雪亮的电灯，从窗子里映出来，照着很晃眼的俄文广告……”
独在异乡为异客的瞿秋白在等待赴苏俄的前夕，迎来了哈尔滨的冬雪。
从小生活在江南的瞿秋白，看惯了细雨绵绵中的小桥流水，到了北京后，也见过下雪天。那雪花是零散的，甚至是温润的，雪中含雨的感觉，下得都不算大。而哈尔滨的大雪却是来势凶猛，让他感叹，北方的雪来得豪迈，来得恣意，来得洒脱。
冬季的一天，瞿秋白从朋友家中回旅馆时，已是晚八点钟左右，街上已经很冷清。走了一段路，瞿秋白才看见一辆马车，是一辆破烂不堪的俄式马车。上了马车后，俄国马车夫要价很贵，他对瞿秋白说：哈尔滨的东西样样都贵，所以车费不得不要高些。瞿秋白询问了他关于俄国工人在哈尔滨的生活情况，由于彼此都用俄语对话，谈的话题也比较宽泛。
一路谈着，夜色渐浓，抬头一看，瞿秋白察觉，哈尔滨的月色，却与家乡的月色迥然不同。“其时云影翻开，露出冷冰冰亮晶晶的一轮明月，四围还拥着寒雾，好像美人出浴披着轻纱软帔似的，马路旁寒林矗立，一排一排的武装着银盔银甲，万树枝头都放出寒浸浸的珠光剑气。”
瞿秋白眼中冰雪凝成霜的树挂，在暗夜中尽显琼枝玉叶的静美，那寒气氤氲着亮晶晶的月色，都是他从未见过的奇妙景致。
“领略一回天然的美，贪看寒月雪影，竟忘告诉车夫，走错了路，越走越远。”
此时马车已走到秦家岗（南岗）的尽头，瞿秋白赶紧告诉俄国车夫，快快掉转马车，赶回道里的旅馆。马车夫还叨叨地说：中国人，中国人怎么今天还不知道哈尔滨街道的俄国名字，真是应了你们中国人的那句话，背道而驰。
“等到了福顺客栈，马车夫说：唔，原来是这个地方，为何不早说清楚！那又怎么说呢？”
瞿秋白的名著《饿乡纪程》是在哈尔滨开始写作的，可以想象到他白天奔波忙碌于采访调研中，晚间就在道里地段街的福顺客栈笔耕不辍的情景。此书《绪言》落款是“一九二〇年十一月四日哈尔滨”，此书的前八章也是写于哈尔滨，瞿秋白在此书第九章的结尾处写道：“自从到哈尔滨一个半月，先得共产党的空气。”
等来等去，苏俄红军战胜了谢米诺夫白匪军，满洲里至赤塔的铁路已经通车，喜不自禁的瞿秋白写道：“天气异常严寒，我心苗里却含着蓬蓬勃勃的春意。”“到红光里去，到红光里去！”
1920年12月10日，瞿秋白一行几人搭上了赴苏俄的第一班火车，离开了与他人生历程结下不解之缘的哈尔滨，走中东铁路来到了满洲里。
瞿秋白在满洲里火车站巧遇了刚从苏俄回国的旅俄华工联合会会长刘泽荣（别名刘绍周），二人用俄语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谈话很默契很投机，彼此都有一见如故的感觉。此番经历瞿秋白写入《饿乡纪程》一书，他赞誉：“旅俄华工联合总会会长刘绍周，他是在俄留学生最出色的一个人才。”
在满洲里停留四天后，瞿秋白一行人坐上出境的火车，经过俄国远东地区的名城赤塔，穿过贝加尔湖，飞越乌拉尔山，历经遥远的由亚洲到欧洲的长途跋涉后，终于到达了莫斯科。
瞿秋白初到莫斯科，正逢苏俄赶上严重的自然灾害，再加上之前国内战争频频，人们的生活困顿，甚至要忍饥挨饿。因此才有了在电影中列宁说过的那句话：“面包会有的！”
这之后，当家做主的劳动人民，在布尔什维克党的引领下，齐心协力克服了灾难、渡过了难关，让莫斯科又呈现了新的繁荣和壮丽。
瞿秋白在这个溢满着奋发向上的斗志和涌动着红色革命浪潮的土地上整整生活了两年多的时间。这期间他曾身患重病，仍然带病四处奔波，采访各行各业各个层面的人物事件和信息。
在此期间，瞿秋白写下了四本书，《饿乡纪程》出版时改名为《新俄国游记》，还有《赤都心史》《俄国文学史》《俄罗斯革命论》。
作为特派记者，他在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上，陆续发表了数十篇通讯。其中包括《共产主义人间化》《苏维埃俄罗斯之经济问题》《劳农政府之经济前途》《赤俄之第四年》等等。
瞿秋白在赴苏俄前，曾为友人郑振铎等写诗言道：“若说是——采花酿蜜，蜂蜜成时百花谢，再回头，灿烂云华。”瞿秋白正是为了中国的前途而万里迢迢“采花酿蜜”的。他是最早向国内读者系统、全面、真实地介绍世界上第一个初创时期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人。从政治到经济到外交，既全面又具体，让读者对苏俄的认识和看法不再是道听途说，不再是雾里看花、水中望月，而是类似于今天的“现场新闻直播”。从某种角度看，瞿秋白也是一盏指路明灯，为国内那些尚在困惑迷茫中摸索中国未来前途的进步知识分子和热血青年，指明了方向，让他们对红色苏俄产生了无限向往，同时也看到了自己祖国的前途，这就是走俄国人之路。
莫斯科，是当时世界革命的中心，也是瞿秋白心中的灯塔。他写诗勉励自己：“灯塔已见，海道虽不平静，摸准船舵，前进，前进！”
瞿秋白身在“洒满红光的世界里”，勤奋学习，钻研马克思列宁著作。他在苦苦思索中，坚定了靠马列主义救中国的信念，驱除了思想中的残云余雾。他觉得“从物质的经济生活到心灵的精神生活，都密切依傍于实际，抽象的‘真、善、美’的社会理想，绝不能像飞将军似的从天而降。劳工神圣、理想的天国，不在知识阶级的笔下，而在于劳工阶级实际生活上的精进”。
世界观已发生深刻变化的瞿秋白，在1922年2月，经张太雷介绍，在莫斯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刚诞生不久的中国共产党接受了这位才智兼备的先锋战士，瞿秋白也决心为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终身。
瞿秋白在旅俄期间曾两次见到世界革命的导师列宁。第一次是在1921年6月，瞿秋白以记者身份出席在克里姆林宫召开的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大会期间，在走廊上与列宁相遇，通过采访，作了简短的交谈。第二次是1922年11月5日至12月5日，瞿秋白和陈独秀、张太雷等出席了共产国际在莫斯科举行的第四次代表大会。瞿秋白还为当时的中共总书记陈独秀做翻译，并把列宁在大会上的报告和其他重要文件译成中文，迅速寄回国内，及时地指导中国国内的革命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