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食品安全的困境：从表层失范到深层危机
近十年来，国人在日常生活领域经历了一场痛苦的从隐到显的食品安全危机，其范围波及之广、危害之深远，亘古未见。影响人群从幼儿到老年，发生地域蔓延于神州大地所有角落，而且其态势并没有好转迹象。这种现象显然已经不能用个别人与机构的失德与渎职来解释了。食品，作为一种人造之物，其本身并不承担相应的道德与法律责任，问题在于作为制造者的人与监管机构出现了问题，从形而上角度来说，食品安全的困境反映了社会的失范与体制的危机。
1.1 表层失范： 道德约束失灵与群体价值观的碎片化
人作为一种社会存在，在生活中总会遭遇到来自内外的两重困境，即内心的道德感与外在的法律约束。对于任何个体而言，在日常生活中，他的行为是受到特定时代的道德规范约束的，而道德作为人类社会中最重要的一种非正式制度安排，它的规训范围涉及群体生活的几乎所有层面。按照经济学家哈耶克的说法，道德是通过自生自发秩序得以确立的。在社会进化的链条中，遵守道德的群体带来了社会秩序与共同体之间交易成本的降低，从而该族群获得了发展，反之则导致退化，这才是道德得以存在与发生作用的内在原因。对于道德与法律之间的区别，可以这样简单地来理解：道德约束不具有强制性，而法律约束则具有明确的强制性。从两者的内容来看，道德涉猎的范围更广，而法律相对来说则要狭窄很多。那些在道德进化中证明比较重要而且边界比较清晰的内容被上升为法律。按照俄国哲学家C·谢·弗兰克（1877～1950）的说法：“规范社会关系并从理念中规定社会关系的‘应当’因素有两种存在形式：法律形式与道德形式。……冷酷无情的法律因其将利己主义合法化并具有粗暴的强制性而与构成道德生活基础的自由与仁爱的因素产生尖锐的矛盾；而且任何想彻底取消法律而让生活完全服从道德基础的企图只会导致比法制状态更糟糕的结果———导致人类社会中最污浊、最卑鄙的势力恣意妄为，那样生活就有可能变成名副其实的地狱。” [1]从弗兰克的论证中，我们可以发现，用道德维系社会秩序是很脆弱的，换言之，道德对群体的规训力量是通过非强制性措施实现的，即通常采用两种手段：舆论谴责、隔离与疏远。它的作用机理在于，人是有尊严的，一旦违反社会公德，舆论将羞辱他的尊严和剥夺其声望，以此达到惩戒的作用；至于隔离与疏远措施，则是基于人是社会性动物，一旦违规，而且很严重，那么，社会群体将以蔑视的眼光采取疏远与隔离的方式达到对违规者的惩罚，因为没有人可以忍受被社会孤立的惩罚。但是这两种措施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即在信息传播不畅的情况下，随着空间距离的增加，惩戒力度快速减弱。所有这些都证明道德约束是存在先天不足的。即便如此，我们还是需要用道德规范来维系日常生活而不是事事求助于法律，这与日常生活的交易成本有关。对于一个社会而言，长期形成的道德氛围是一种公共财产，这就意味着它的产权是不明确的，因此，很容易被个别人利用。美国政治哲学家约翰·罗尔斯曾指出：“一种共同的正义感是一笔巨大的集体财富，它需要许多人的合作来维持。可以把不宽容者看成是逃票乘客，他们追求正义制度带来的利益，却不在维持正义制度中尽自己的一份职责。” [2]这就是我们经常见到的“搭便车”现象：我们每个人都希望别人讲道德，而自己则希望一有机会就越过道德约束换来额外收益，殊不知，这种不道德收益是以牺牲所在地或集体的道德信誉库存为代价的。如果不能有效遏制这种不道德收益，将会导致所有人都背弃道德规范，从而导致当地或集体面临道德破产的境地，这是理性人在利益面前必然面临的冲突选择。从已经曝光的食品安全事件中可以清晰发现这种肆意侵吞当地道德资本库存谋取一己私利的情形。问题是，一旦当地、机构或个人出现道德赤字，那么恢复起来将是非常困难的，这是由道德资本积累的缓慢性决定的。就如同2008年以三鹿奶粉为代表的奶制品企业，由于在奶粉生产中违规添加有毒的三聚氰胺化学物质，造成大范围严重食品安全事故，事发后违规者并没有得到与事件后果匹配的严厉惩罚。从而导致此次事件严重透支了中国奶制品行业本已不多的道德库存，由此出现奶制品整个行业的道德赤字，奶制品行业的危机短期内无法化解。当下国人通过各种渠道大量抢购国外有安全保证的奶制品，就表明公众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对于国内失德奶制品企业采取了用脚投票的办法。
本文感兴趣的问题是，为何会在食品安全领域短时间内出现如此众多的道德失范现象呢？除了上面提到的经济社会中理性人的逐利动机外，是否还有别的原因加剧了群体道德崩溃的进程？在科技如此发达的今天，我们何至于偏偏在道德上出现了可怕的倒退呢？其实，这是一个长期被忽视的问题，即群体心理陷入“路西法效应”的怪圈。所谓“路西法效应”（theLucifereffect）原本是美国社会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PhilipZimbardo，1933～）根据自己领导的“斯坦福监狱实验”得出的一些结论，他提出了一个命题：好人是如何变成恶魔的。其含义很好理解，根据西方神话描述，路西法原本是上帝最宠爱的天使，也是光之守护者，他因挑战上帝权威，最后投身地狱，转身变成恶魔撒旦。问题是促成这种转变的内在机制是什么，津巴多认为：“不单只是特质和情境，‘系统’也必须纳入复杂行为模式的考虑之中。” [3]至此，我们知道促成人性转变的因素有三个：个人特质、具体情境以及无处不在的系统。从这个角度来说，个人很难阻挡邪恶的诱惑。好在作为一名负责任的社会心理学家，津巴多还是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建议：当我们面对情景和系统的强大压力时，都该坚持人类本性中最好的本质———以颂扬人性尊严来对抗邪恶。尽管如此，我们还可以深挖一下，为何中国食品业会出现如此大范围的失范现象？结合津巴多的论述，我们暂时先就个人特质与情境状况来剖析中国社会出现失范的原因。众所周知，当下的中国社会正处于快速转型时期，这种变化既有可见的一面，又有隐而不显的一面。对于社会外在的变化这里不去赘言，仅就群体心理内在的变化进行一些简单分析。中国当下促成群体心理变化的因素有三个：其一，主流意识形态的衰落，造成群体整体意识的碎片化，这就是我们常常误判的所谓文化多元化的后果，其实，这与文化的多元化没有多少关系，任何文化都不允许在食品中添加有毒有害物质，真正的文化多元化在其背后起支撑作用的是各种人群对各自文化提供的价值观的深信不疑，如信仰一般，而中国当下的境况显然不是这种情况；其二，由于市场垄断，造成过度而无序的竞争，生存压力凸显，道德密度随之下降，这种态势潜在地助推了社会出现失范的可能性；其三，长期以来的文化教育的错位，导致群体思想的精神地图缺乏明确的坐标，对善恶等是非标准缺乏源自内心的尊重，从而导致群体人格分裂。这些因素在漫无边际的群体之间扩散，从而助推了整个社会在表层出现严重的失范现象。在当下中国，各行各业都大致如此，唯一不同的是食品行业与每个人的生活密切相关，从而才显得食品安全问题格外突出。正如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所说：“道德并不是人们发现铭刻在自己意识中的一套抽象规范系统，也并不是道德哲学家在私人办公室里推导出来的抽象规范系统。道德是一种社会功能，或者甚至可以说，是在集体需要的压力下形成和巩固起来的一套功能系统。” [4]根据道德规范作用的范围，我们可以把道德规范分为三个层次：个人规范、社会规范与人类规范。涂尔干对这三种层次的规范的内涵做了进一步的界定：“个人规范：主观形式，从未忽视过自己的思想与行动；客观方面，强加给自己的义务，对己对人履行义务。社会规范：主观形式，尊重邻人如尊重自己；客观形式，为自己所属的共同体服务。人类规范：把自身当作为伦理理想服务的工具；客观形式，把自身奉献给作为自身伦理理想的目的。” [5]由于中国是一个缺乏宗教的国家，第三个层面，即人类规范在我们的文化环境里只是极个别人的理想，与大众无关。因此，对于当下的国人来说，食品安全问题折射出来的失范主要体现在对个人规范与社会规范的违背上。笔者记得三聚氰胺事件曝光后，肇事者在接受采访时，对于自己的罪行，刚开始谎称不懂法律，后来也承认自己行为不对，这就说明，道德规范在群体心理中并不牢固。问题是，既然知道这事不对，为何还要做呢？其实，这里有一种赌博心理，即违背社会规范不是大问题。毕竟社会不仅仅是人的集合，更是各种社会关系的集合，在千头万绪的关系中，每个人都有责任，而任何人又无法明确责任，这是社会存在的内在模糊之处。问题是什么原因导致这种扭曲的认识呢？这里凸显的问题才是当下中国社会出现失范的深层原因所在。谁是社会规范的维系者？它的职责如何界定？这是探究行为失范的必由之路。
1.2 深层危机与体制的功能失灵
众所周知，社会规范要靠制度来维系，无论正式制度也好，还是非正式制度也罢。制度在任何时代都是作为一个庞大的功能系统而存在的，借此型塑这套系统内所有人的思想与行动。俗话说：好的制度使坏人变好，糟糕的制度使好人变成坏人。这也就是心理学家津巴多提出路西法效应的内在原因之一。由此可见，制度在人的行为选择模式中具有重要作用。那么制度是通过什么内在结构来实现这个目的的呢？按照美国社会学家W·理查德·斯科特的观点：“制度包括为社会生活提供稳定性和意义的规制性、规范性和文化认知性要素，以及相关的活动与资源。” [6]简单地说，制度是由三大要素构成的，分别是：规制性要素、规范性要素与文化认知性要素。按照斯科特的看法，制度的构成要素是一个连续体，其一端是有意识的要素，另一端则是无意识的要素。显然，规制性是有意识的要素，而文化认知则是无意识的要素。无意识要素对于人的影响是通过潜移默化实现的，特定的制度塑造特定的群体心理偏好。人们对于制度的畏惧来源于其内在的规制性要素，这是一种强制性力量，具有刚性。制度的规制性要素要发挥作用，就要通过一些巧妙的制度安排。按照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的说法，在一个脱域社会，要维系社会的有序运行需要两套系统：专家系统与象征标志。专家系统是社会高度分工与专业化发展的必然结果，因为今天没有人可以掌握所有知识，为了使社会与生活不出现致命的中断，我们必须依赖其他各类专家的专业化建议。另一方面，政府作为维系社会有序运转的政治力量，通过授予某些机构合法的监管权力，比如药监局、各种质量监督部门等，这些机构都是典型的象征标志，政府给予它合法授权，并以政府信誉承担背书职责。一个运转良好的社会，正是由于这两套系统处于正常工作状态，只有基于此，每个个体的本体性安全才能得到有效保证。但是，我们不难看出，这两套系统的运行是需要严格条件的，一旦出现功能性失灵，就会给整个社会带来灾难性后果。对此，我们可以简单分析一下：假如专家系统出现功能性失灵，即专家由于各种原因（诸如专家个体的知识水平、被收买或者渎职等）对其领域内的事态不能给出客观说明与解释，整个社会开始出现不信任专家系统的现象，由此带来整个社会的鉴别与交易成本快速上升，社会被锁定在退化的轨道上，这就是所谓的路径依赖效应。比如2012年被曝光的多种医药中出现“皮鞋胶囊”事件后，某位专家出来辟谣说，每天吃多少粒的“皮鞋胶囊”对人体不构成危害，其实，这位专家暗中玩起偷梁换柱的把戏，即把应该不应该的问题，转换成了多少粒才造成危害的问题，从而达到为药企开脱的目的。这类事情很多，导致公众对专家系统失去信任，正是在这个背景下，专家被戏称为“砖家”，其中的嘲讽之意溢于言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