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世界，所有的发达国家都信奉“时间就是金钱”这句名言，因为现代生活越来越复杂，而工作量却越来越大。在工作期间，一个工作者可能会面临各种工作，而且工作量繁重。如果在上个世纪，完成这些工作需要花费很多时间。引起这一变化的，无疑是蒸汽机和电力的广泛应用。当这一变化来临时，我们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素质已经提高了，所以丝毫不惧怕它。在此之前，我们的祖先虽然也曾游手好闲，整天只知道吃喝玩乐，要么就是打架斗殴，可是他们的精力却很旺盛。正是因为他们保持了旺盛的精力，所以他们在做完一件事之后，才得以接着做其他事。
在问候语方面，中国人与盎格鲁—撒克逊人迥然不同，而且这种不同是耐人寻味的。比方说，同样是遇到同伴的场合，中国人会说：“你吃饭了吗？”盎格鲁—撒克逊人则说：“你好，事情怎么样了？”也就是说，在日常生活中，英国人注重做事，而中国人却注重吃。由此可见，英国人视时间为金钱，并将这种意识变成了一种天性。通常来说，英国人会充分利用时间，哪怕是最后一秒钟。可中国人呢，他们看上去就像大多数东方人一样悠闲自在。在中国，一天只分为十二个时辰，也就是说一个时辰只代表一天的十二分之一，所以中国人根本无法清楚地界定时间。比如“晌午”这个词，它是对上午十一点至下午一点这一时间段的总称，可以指这一时间段内的任何时间。中国人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月儿何时挂中天？”这句话多少有些含糊，其实问话人真正想问的是：“当月亮处于子午线上时，是夜里几点？”
在日常生活中，中国人所用的计时方法也是不精确的。对中国人来说，“日出”和“日落”就算是最精确的计时概念了。虽然中国是一个纬度和经度都跨度很大的国家，可是他们却把“午夜”和“晌午”视为同一类概念。也就是说，对中国人来说，“午夜”并不特指某一时间段，它通常用“更”来划分，所以根本不精确。不过，最后一更由于接近天亮，所以相对来说是精确的。说到“更”，它也不那么精确，即便是在城市里也不例外。当我们说起便携计时器时，中国人根本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有一部分中国人倒是有钟表，可是其中的大多数人都不会充分利用钟表，更不用说依赖钟表来安排自己的日程了。
他们能对钟表做的，最多是每隔几年擦洗一下，免得钟表停止运转了。
即便是这一小小的举动，中国人也很少做。大多数人确定时间，利用的都是太阳高度的变化。天晴时，他们用“日上一竿”“日上两竿”等计时；天阴时，他们就利用家猫瞳孔的大小变化来计时。这样的时间概念虽然模糊，但是对于他们的日常生活来说足够了。
中国人计时的不精确性，影响了他们对时间的有效利用。英国牧师西德尼·史密斯把世人分为两种，一是绝世大灾难之前的人，二是绝世大灾难之后的人。绝世大灾难之后的人，在发现人类不可能再活几百岁甚至上千岁之后，就学会了充分利用时间以适应新环境。而绝世大灾难之前的人却相反，他们没有意识到长寿者——圣经旧约里提到的族长玛士撒拉的时代已经过去，所以依然像以前一样生活着。中国人无疑属于绝世大灾难之前的人。茶馆老板为了吸引顾客，经常会雇一些优秀的说书人。说书人说书的时候，能令人想起英国“桂冠诗人”丁尼生的那些篇幅很长的诗作。客人们换了一批又一批，说书人却“永远”在那儿。据去过泰国的人说，泰国有些戏竟然会持续演出两个月之久。中国人的戏虽然没有泰国的长，但是有时也会持续好几天。中国有些杂耍是很出色的，它们不但富有智慧，而且能够令人由衷地发笑。不过，要命的是，每次开场之前都有一大串废话，这令许多外国观众都无法忍受，甚至后悔来看杂耍。更可怕的是中国人的宴席，好像永远不会停止似的，而且菜肴多得出人意料。这对中国人来说，简直是一种享受，有些人甚至舍不得离开。可是，对任何一个外国人来说，这么做都叫人心生恐惧。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好像是嫌这样招待客人的时间太短。像我们这样的“野蛮人”，却希望可以早早地散席。可是，在这种场合之下，我们这种希望经常会落空。
中国人从出生那天起，做起事来就慢腾腾地，好像他们还生活在绝世大灾难之前。读书时，他们从日出到日落都待在学堂里，中间只休息一两次，同时吃一些食物充饥。在有人说起其他的教育体系时，教师和学生都一无所知。科举考试长达几天之久，而且要求严格，给考生们带来了许多不便。这些听起来显得很可笑，也存在着很大的缺陷，可是考生们却意识不到这些。
由这种教育体制训练出来的人，创造出来的精神成果会令人联想到他们的教育经历。中国的语言与绝世大灾难之前的语言基本上没什么差异。掌握这种语言所耗费的时间就像《圣经》中活了近一千年的族长玛土撒拉的一生那样漫长。换言之，古代中国人和古代罗马人一样，已经意识到如果不自觉学习自己的语言，就永远不可能说出或写出有价值的东西。中国人的历史也停留在绝世大灾难之前，因为它不仅起源于混沌初开的时代，而且掺杂着许多落后的观念。中国历史这条长河虽然缓缓地向前流淌着，可是两岸除了长有高大的乔木之外，还覆盖着无数的枯草和残枝。这样的历史只有不知珍惜时间的民族才能书写并阅读出来。这一切是那么庞杂，也只有中国人这种大“肚量”的人才能装得下。
中国人不知珍惜时间这一点，也可以通过他们勤劳的强度体现出来。我们已经说过，中国人的勤劳强度明显不同于盎格鲁—撒克逊人。
有些外国人在中国盖过房子，因此有机会接触中国的包工头和工人。可是，自此以后，还愿意再盖一次房子的外国人就所剩无几了。
因为，中国的包工头和工人总是迟到早退，干活儿时还经常停下来喝茶。他们拿着小布袋去远处的石灰坑里运灰泥，所以每次走了很远的路却只运了几夸脱灰泥。要是改用手推车来运灰泥，至少可以提高三倍的工作效率，可是他们却根本不在意这一点。遇上雨天，哪怕只下了一点儿小雨，他们都会全体停工。这么做事，自然是事倍功半了。
可是，这样的情况普遍存在，所以很难估算这群人每天的平均工作量。
据说一个外国人雇了木匠给他钉板条，结果他嫌木匠动作太慢，就在木匠吃饭时自己动手干了起来，竟然把四个木匠半天的活计都干完了。
对中国工人来说，即便是修工具这类小事也很费力劳神。如果用的是外国人的工具，他们根本不会珍惜。就算这些工具不知何故地坏了，他们也不会去修一修，因为他们信奉“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这句名言。他们支脚手架时，先在墙边树起几根木桩，然后用绳子把细棍绑在木桩上，这样就算完事了。整个工程期间的每一天都可能出现问题。以前的那些经验，好像对他们一点儿用处都没有似的。至于沙子、石灰、泥土等建筑材料，没有一样是合格的。对这个外国人来说，他简直是在孤军奋战。英国杰出的游记体小说《格列佛游记》中的主人公格列佛，来到小人国之后被小人们用无数根细绳拉倒在地，根本无计可施。这个外国人的处境就跟格列佛差不多。一位广东包工头曾经向人许下诺言，可是后来他却吸上了鸦片，他的钱财因此被挥霍一空，他的诺言也随之一起消失在烟雾之中。雇主对这位包工头一忍再忍，最后终于忍不住了，就找来这位包工头，向他历数了他所犯下的所有过失：“你已经知道了玻璃的尺寸，也亲自把三扇窗户都量了好几遍，可做出来的窗户还是全都不能用。还有你做的门，上面没抹一点儿胶，根本关不上。铺地板时偷工减料，用的都是一些又短又有节疤的材料，把地板铺得一塌糊涂。”这位性情温和的包工头听到雇主这么斥责自己，好像很受伤，他看了看雇主，语气温和地抗议说：“别这样，别这样！身为君子，不应该这样说话。”
在中国人眼里，盎格鲁—撒克逊人是没有耐心的，这令他们根本无法理解，也无法解释清楚。他们说我们没有耐心，令我们很不高兴，就像我们说他们不讲诚信也令他们不高兴一样，我们应该意识到这一点。
可是，无论你付出多大努力，都不可能迅速地让中国人意识到时间的重要性。据说，一位邮差在把一个装满外国邮件的邮包送到十二英里之外时，花费了好几天的时间，因为他的毛驴在途中病倒了，不得不停下来休息一阵子！中国的电报系统也非常混乱，发电报时经常出错。
中国人登门拜访时也不注意把握时间。在西方国家，到别人家里拜访是有时间限制的，客人一般都不会超过这个限度。可是，中国人去拜访别人时却没有时间限制，他们会一直说下去，就算累得筋疲力尽也不会停下来，直到主人说要留他们过夜。中国人在拜访外国人时也一样，根本意识不到时间有多珍贵。他们到了外国人家里，一坐至少一个小时，却谈不了几句话。就算没什么可谈的，他们也不愿意离开。
有一位优秀的牧师，曾经把“谁想见我，我就想见谁”这句话当成座右铭。如果他在中国逗留一段时间，或许就不会这么认为了，甚至会采纳某位神职人员的做法。这位神职人员在接待过几次中国人的拜访之后，写了一句醒目的格言挂在房间里：“愿上帝保佑来者好走！”这句话的意思够直白了吧，可是由于中国人本性爱误解人，所以他们根本弄不清主人的意思。来拜访的人经常沉默不语，而且是长时间的沉默，就算是再有耐心的欧洲人，恐怕也无法忍受。他们一旦开口，主题一般都是有事相求。如果所有外国人都能像已故医生麦肯锡那样就好了。这位医生生前接待了许多中国客人，发现他们一拨接一拨地来，然后就坐下来不走了，弄得他根本无法安静地给人看病。面对这一情况，他对他们说：“我还有急事要办，不能奉陪，望见谅。请自便！”
这位医生能够摆脱困境，就是因为他说起话来就像中国学生一样天真、直率。中国学生往往喜欢在老师跟前卖弄一下自己刚学的英文，所以就在下课时说：“Open the door！Go out！（开门！出去！）”结果让老师不知所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