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秋天，我发电报给妻子，请妻子和小女儿来上海，并嘱托妻子将我妹妹玛格丽特带来。当时，我妹妹就读于密大，主修新闻学。在上海，我在理查饭店落脚。从饭店老板那里，我免费获得了后楼统舱间的一所小套房，房间里有浴室和卧室；浴室较小，卧室是单人的。统舱间有许多套房，居民基本上是美国的年轻人，他们有的工作于领事馆，有的在商务厅的办公室里当助理，有的工作于上海的美国公司。这里的年轻人从事各种各样的活动，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美国人的俱乐部。
那时，上海的卫生设备还不健全，马桶和浴池显得很陈旧。上海缺乏现代化的抽水马桶。由于浴池产于江苏苏州，大伙称之为“苏州浴盆”，它是一个高和直径都是四英尺的瓦缸。浴池使用起来极不方便，每天早上，为了将它灌满，我的家丁貌似要跑无数趟，提无数桶水。
一位美国领事人员也住在理查饭店的统舱间，有一次我外出时，他提醒我，要我把门锁好。他说：“出门时别忘了给你的房间上锁；记得交给茶房钥匙，不然有人可能拜访你的房间。”时隔几天，我才恍然大悟，清楚了其话的言外之意。因为一天晚上我推门而入时，映入我眼帘的是一位日本少女，她穿着和服，躺在我床上。我手足无措，只好把茶房叫来，询问茶房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为何许可她在我房间里过夜。我们的说话声惊醒了那个女孩，她用蹩脚的洋泾浜英语问我：“您是鲍比先生吗，是鲍比先生邀我来这里的。”我向她表明我不是鲍比先生，于是茶房将她带下楼。次日清晨，我向船长毛顿说了这件事，船长向我表示同类事件将不会发生。然而，这件事一传到朋友那里，我就成为他们的乐子，他们常常拿我开玩笑，连续几天都管我叫“鲍比先生”。
我的家人于1917年年末和1918年11月先后抵达上海。那时，大量的美国人前来上海，拥有现代化设施的公寓或住宅都让美国人抢空了，徒留空房和一些陈旧的房屋，这些房屋颇有英式风格。然而，当我得知这种情况时，已经来不及了。一位朋友告诉我说，人们新修了一些住宅区，旨在满足美国人的需求。这些住宅区堪称“示范村”，由几排房屋构成，房屋都是用廉价的泥砖堆砌而成的。工人们自认为他们修建的房屋颇具美式风范。
示范村的房屋虽然是刚刚建起来的，但是很不牢固。鉴于几次哭笑不得的经历，我们不得不格外小心。那时，上海的电话机相当落后，非常笨重。我们的电话机与邻居的在同一堵墙上相对挂着。记得有一次，我妻子打电话，聊得正有兴致之时，只听轰隆一声，电话机从墙上滑落下来，连同一块大泥壁。此时，隔壁的太太也在打电话。糟糕的是，泥壁的掉落使墙上出现了一个大洞。于是，借着这个墙洞，妻子与邻居的太太开始聊天。这些新修的住宅区简直是豆腐渣工程，在这里，类似的事情屡见不鲜。
这里的居民大多是首次来华的美国年轻夫妻。虽然环境不堪，但是在这里过得非常舒服。在美国时，这些太太既要一个人照顾孩子，又要为家务事操劳。来到中国，美国太太们意识到仆人随时恭候，她们感觉轻松了许多。在家里，我雇佣了五个人，其中包括一个厨师，一个打杂的，一个工人，两个女仆，家人管女仆叫阿妈。虽然这些佣人在我们家后面住着，但是我从来没走访过。只记得一次发生变乱时，这位打杂人员将他的65位亲属从乡下悄悄带到上海，并把它们安顿在我家的汽车间，直到变乱过去才把亲属送走。后来，从他那里我得知：为了酬谢他的恩情，每位亲属都给了他一些钱。中国人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很强，而且应对的方式切实可行。又有一次，由于租界突然骚动的缘故，许多中国人将其亲属安顿到乡村里。我与办公室的一位年仅40多岁的同事聊天，当我问及他有没有将其夫人送往乡下时，他用浓浓的中式英语说道：“那可是要花钱的，我可没那闲钱，因而没把太太送到乡下。”
那时，上海的食品种类繁多，很是充足。闲暇时刻，大部分美国太太都喜欢去虹口市场购物。当时，虹口市场是市营点。将买来的蔬菜煮着吃时，美国太太们惊奇地发现：与美国同类蔬菜相比较，中国的蔬菜更可口。不过，虹口市场的卫生设施很是差劲，均达不到相关标准。虹口市场供应的食物多种多样，甚至来自不同的地域。有人告诉我说，纽约有一家福尔敦市场，它与虹口市场很相似，两者的唯一差别就是食品种类不一样。太太们去虹口市场买菜，时常碰面，而且往往比较从货摊上买来的商品的价格和品质，简直称得上是社交活动。上海的食品物美价廉，甚至廉价得到了人们几乎难以置信的程度。不过，为了个人健康与安全起见，买回去的青菜和水果都要经过精心的清洗，最好在化学溶液里浸洗。
我刚到上海时，上海的美国人还很少，不过几百名罢了。后来，大量美国人在中国创设公司。于是，美国居民逐渐增多，美国人的社会活动随之得到相应的发展。我积极参加美国人的社会活动。第一年冬天，美国人设立了两个俱乐部——美国商人俱乐部和美国人乡村俱乐部。其中，美国商人俱乐部坐落于市区，美国人乡村俱乐部则位于市郊。那时，上海的美国学校已经建成，它坐落于法租界，这可是美国人颇具野心的一项举措。学校宣称开学的事件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各国的家长都希望他们的孩子受到良好的教育，于是竞相把孩子送往这个学校，使孩子们接受美式教育。因为报名的人数太多了，而这所学校容量有限，所以相当一部分儿童无法在这所学校就读。这样一来，美国儿童可以与他国儿童获得平等的受教育机会，其中包括中国儿童和为数不多的混血儿。在非美国国籍的家长们看来，将孩子送到美国学校是一件值得自豪的事。在那里，他们的孩子可以接受美式教育，同时与美国儿童一起玩耍，何乐而不为呢？
在创设俱乐部、新修学校之后，美国人又盖了一所教堂。由于奉行“教徒不分种族、不分贫富、不分派别均可加入”的理念，如同美国学校一样，教堂受到了热烈的欢迎。教堂里的牧师是专门从美国请来的，任期三年，他们都需经过严密的筛选。教堂里的教友可以是任何一个国家的人，不只限于美国人。
教堂运营不久以后，就有一对日本夫妇请求成为教友，并表示他们是虔诚的基督教徒。日本男人说，他往年在美国待过几年，因而能讲英语。日本女人说，她骨子里流着日本血液，但出生于美国。从外表来看，这对夫妇显得很真诚。成为教友之后，他们积极参加教堂的各种活动，显得很虔诚。对这位虔诚的日本先生，大伙儿无不投去敬重的目光。就这样，日子一天一天过着，大伙儿甚是欢心。然而，一次中日危机的爆发将这愉快而平静的岁月画上了休止符。事情是这样的：为了协调中日关系，一些美国人来到日本领事馆，出乎意料的是，在那里他们发现了一张熟悉的面孔——日本教友先生；当时，他身穿日本制服在那里工作。事后，大伙儿对他展开调查。经核实，大伙儿才得知他的真实身份——日本陆军情报员。原来，他奉命潜伏在教堂里，积极参加教会活动，其目的在于掌握美国人的宗教以及社会的最新动态。如此一来，下一个星期天之后，那对日本夫妇从我们身边消失了，我们自然再也没有在教堂里见过他们。日本陆军情报员到处使用欺瞒手段，了解美国人宗教动态的事情曝光后，这件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也引起了众人的注意。
前面我提及过，在抵达上海后，对上海的德国人所享有的自由权和安全感，我非常好奇。那时，德国早已同英法两国作战，而上海租界是英法两国的地盘，英法两国怎么会容许德国人安逸地生活在上海呢？
当时，上海有三个有名的俱乐部——上海英国俱乐部、德国俱乐部和法国俱乐部。其中上海英国俱乐部和德国俱乐部相隔两三条街，位于外滩。法国俱乐部坐落于法租界，与前两个俱乐部相隔六七条街，它是上海国际圈子里最有声誉的俱乐部。值得一提的是，每当中午时分，英德商人都会前往外滩，到各自的俱乐部里享用午餐，看他们用餐甚是有趣。不过，在前往外滩的过程中，即便到了摩肩接踵的程度，英德商人也互不问候。用餐时，各自俱乐部里的商人谈话的主题都是关于欧洲战争的。双方的俱乐部里都悬挂着大幅欧战局势的地图，不过各自所指的都是对方的形势。
1917年3月，中国加入协约国作战，欧战形势发生了变化。中国对德宣战，不仅终止了德国在中国所享有的治外法权，还使德国人受到中国法律法规的制约。法国人劝说上海公共租界将德国人遣送回本土。此外，法国人强迫北京政府将在中国继续逗留的德国人和奥地利人赶出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