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密勒氏评论报》在上海已经相当有影响力。为了在美国给这家报纸找一些固定的广告合作者，我盘算着回美国一趟，准备于1920年秋天启程。
哈劳德·达兰是美国达兰公司的亚洲代表，兼上海美国商会的主席。在我出发的前几天，忽然收到他的邀请，要我到美国俱乐部，说准备给我饯行。对此，我感到非常惊奇，真不清楚这位杰出的美国人是如何想的。
参加聚餐的除了我和哈劳德·达兰之外，还有卡尔·隋滋，他是一位有名的商人，经营木柴生意。当聚会行将结束时，卡尔·隋滋突然站了起来，几句寒暄之后，就扭过头来对我说：“我们草拟了一个《中国贸易法案》，旨在帮助上海的美国商人，你能不能去华盛顿走一圈，会见一下联邦政府，想方设法说服国会，使此法案获得通过？”
卡尔·隋滋又向我表示，倘若我答应他的请求，我于华府的住宿费将由上海的美国商会承担。他向我解释道：“到了华盛顿，你需要说服国会，使国会要员清楚此法案的重要性与必要性。据我所知，完成这个任务不需要太长时间，仅需几个星期。”
我先前没去过华府，对它是如何运作促使美国发展的问题比较好奇，迫切地渴望去华府走走看看，以便解开心中的谜团，于是当即答应了卡尔·隋滋的请求。
在从美国西岸到纽约的途中，我经过芝加哥，在那里我下车访问了麦考米克上校。我在中国时，受《芝加哥论坛报》报社之托，就两三件事关重大的新闻作了调查；因而上校特别嘱咐我，要我回国时顺路去看望他。与上校交流时，我提及纽约之行的目的——说服国会通过《中国贸易法案》。听了我的话，上校萌生了一个念头，他说：“倘若你今天坐24点左右的火车，明天早上6点方可抵达俄亥俄州的麦瑞昂。费尔·金斯莱是我们驻麦瑞昂的政治新闻特派员，现在我给他打电话，让他明天早上6点在火车站等你，而后引你拜访哈定总统。你所需做的就是想方设法赶上今晚12点左右的火车。”
听罢，我兴奋极了，没想到事情比我预想的还要好。我不仅有幸会见刚上任的哈定总统，还可以与其商议公务，并劝解他，以求得到他的支持，以便《中国贸易法案》予以通过。
次日早上6点30分，我出现在麦瑞昂火车站的走廊里。这个火车站的屋子采用木质结构，因其独具特色而享有盛名。后来，又过了几分钟，我才得以与费尔·金斯莱碰面，之后向他表明我此行的目的。金斯莱很爽快地说：“随我去见哈定总统吧，一定要赶在那群糊涂虫之前，拿下哈定。”
起初，我并不明白金斯莱的意思，询问他“那群糊涂虫”指什么。他解释说，那群人是些不切实际之徒，他们曾就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与世界的和平问题与他商讨。在金斯莱的引领下，我不一会儿就到达了哈定家里。金斯莱邀我到哈定的接待室坐下，接待室中空无一人，大概是时间尚早的缘故吧。我坐在接待室里四下张望着，视线顺着脏兮兮的窗户一直到走廊里。只见一个体积超标、身体肥胖的人走了进来，我觉得似曾相识，却怎么也想不起何时何地曾谋面。思绪飘飞之际，突然听到有人喊我的名字，定睛一看，原来是一位接待员。这位接待员告诉我说，哈定总统要见我。我还没来得及走进门，就被这个胖人一个劲儿给推开了，他向我解释说，为了赶上回纽约的火车，我有必要让着他。他还补充说：“我与哈定先生所谈的事关系到世界和平的大局。”话音刚落，他就抬头挺胸地进入哈定总统的房间。我只能在接待室里继续等待，这个胖人出来是一个小时以后的事情了。哈定总统给我香烟的同时，微笑着对我说：“这个胖人是美国著名教育家，名字叫尼古拉·拜德勒。”
我把名片递给哈定总统，他看过名片后，对我说：“你是打中国来的吧？”
我对他说：“今天早上我一下火车，就直奔您这儿来了，此行主要是为了拜访您，希望取得您的支持，使美国国会通过美国商人所期待的《中国贸易法案》。”他听得饶有兴趣，简直是我所没料想到的。他还对我讲，由于他的一位姑姑先前在中国传教的缘故，他心中充满了对中国的好奇感。后来，我调查得知：他姑姑传教于印度。美国人混淆中印这件事不足为奇，而且我早已习惯了。
在去上海之前，我仓促写了一本关于《中国贸易法案》的小册子。此时，我将这本小册子递给哈定总统。之后，我向他表明了美国在亚洲的商业贸易有不断加大的趋势，很有发展前景。我向哈定表示：新法案的通过不仅可以进一步开拓美国在亚洲的商务贸易领域，还可以在亚洲的商务界为美国赢回名声。我向他进一步解释道：“在亚洲的商务界，美国的名声因一些美国冒险家和小混混的为非作歹而受损。新法案的通过可以使美国在亚洲的商务有章可循，有法可依，从而树立一个崭新的形象。”哈定听罢，激动地说：“没在华府就职前，我没什么可以帮助你的。倘若你来白宫拜访我，我将尽力协助你，最终让国会通过你梦寐以求的法案。”
哈定总统履行了他的承诺，就任总统后，尽一切可能帮助我。我与哈定总统也慢慢熟悉起来，后来我们之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关系。不论我何时遇到什么困难，只要收到我的书信，他就会不遗余力地帮助我。后来，我发觉那些不是关乎全体国民利益的法案，要获得国会的通过，绝不仅仅是几个星期的事情。一般说来，它需要经过漫长的过程，少则几个月，多则几年，那着实是一个难熬的过程。
在新闻界，我有些朋友。鉴于我经历不多、经验欠缺的缘故，我时常向朋友们提及“让国会快速通过法案的秘诀何在”这个问题，但是总是招来一阵笑声，在记者群集的俱乐部里尤其如此。几位履历丰富的老记者对我说：“在华盛顿，如你一般的人比比皆是。他们以为一项法案获议会批准用不了多长时间，仅需7至10天。事实却并非如此，通常他们要等好久，一天等一天，最终等到所有的饭碗都丢了，只能靠做说客来过活。”不过，我发觉与内行相比，我不必遵照行规，可以随时随地地拜访一些有关的国会议员和其他人员，不能不说这是一种优势。
后来，我有幸遇到来自圣路易的戴厄尔。当时，在国会议员中，戴厄尔属于共和党派。由于他想扬名的缘故，加之我的议案与对外贸易有关，足以满足他的欲望，因而戴厄尔当即答应了我的请求，表示将在国会中提出我的议案。那时，在国会众委员会中，戴厄尔从属于司法部。在我看来，不同的委员会之间是比较好沟通的，于是我对他说：“我的议案可否让别的委员会接手，比方说外交委员会，或许由它提出来更妥当一些。”听罢，他一个劲儿地摇头。事后我才得知，原来国会各委员会的成员之间勾心斗角，彼此猜忌。
在密苏里大学就读时，我上过关于政治和政府的课程，虽然对它们颇有研究，但是要想凭借所学的点滴知识而劝说国会通过法案，对于如我一样的学生来说，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情。
戴厄尔告诉我，召开听证会是一项法案必经的例行程序，因而议案通过前需要召开一次听证会。戴厄尔向我表示：相关人员在听证会上需要详细阐明法案的意义何在。接着，我们就日期问题进行了商讨，最终商定听证会大约在7天之后召开。之后，我便为筹备证词忙碌起来。与此同时，我拜访了纽约若干进出口贸易公司的老总，邀他们各自派一位代表赴华盛顿参加以对外贸易为主题的听证会。先前，胡佛在中国矿业待过一段时间，任工程师一职；现如今他是商务部长。召开听证会那天，胡佛应我之邀，前来参会。对此，与会人员都很吃惊。
一切都如我所愿，正常运行着。不过，胡佛部长的到来让两位议员甚是恼怒，他们面带怒容地离开了会场。当我得知这两位议员向来不与胡佛部长打招呼时，十分纳闷。另一位参议员向我提及：胡佛部长与会并支持此项法案，终归是弊大于利。然而，无论前景是否乐观，《国会公报》在特刊上刊载了此次听证会的内容，此事对我甚是鼓舞。后来，为了获得美国商会的支持，引起他们对此次法案的注意，我想方设法搞到几份《国会公报》特刊的报纸，并将它们寄送给美国各个商会。
当时，亚洲贸易普遍增长，这引起了全国各界的关注，各界人士对此饶有兴趣。为了最大限度地利用大众的这种心理，就法案的名称问题，我与戴厄尔进行了协商，最终商定以《中国贸易法案》为法案命名。事实证明，让国会通过法案绝非一件容易的事；为此，我不得不拜访数不胜数的人物。记得有一次，我险些造成了国务院和商务部的纷争。那时，胡佛部长对我的法案很有兴致，国务院和商务部则不然。经过我不懈的努力，法案受到了全国各商会的欢迎。闻到风声后，国务院和商务部也暗中关注起来。国务院和商务部的相关人员暗自寻思着：倘若法案获得国会的通过，他们有理由主宰这个法案。在我看来，法案理应由商务部主管，国务院无权干涉，因为法案关乎贸易，属于商务领域。国务院相关人员却不这么认为。不同看法的激烈冲突，导致了听证会上我与国务院相关人员的口舌之争。
那时，我意识到让国会通过一项法案可谓是困难重重。因为按照惯例，众议院和参议院是不会在一届听证会上同时认可一项法案的。为了打破这种常规，我灵机一动，当即辗转波士顿，在当地拜访了一位银行家威德。他先前去过亚洲，对与中国贸易的事件也相当关切。为了欢迎我的到来，在银行家俱乐部里，他略备酒宴。同时赴宴的还有波士顿区的对外贸易代表，他们都是受这位银行家的邀请，前来俱乐部的。
就在我向赴宴人士讲述法案时，一个人忽而推门而入，威德当即应酬道：“哎哟，市长大驾光临，幸会，幸会！请进，请进！我给你介绍一位从中国回来的朋友吧。”
进门后，彼得市长紧挨着我坐下来，他向我询问道：“你在中国从事何种职业？”
于是，我忙着向市长说明我此行的用意。然而，他心不在焉，并没有把我的话当回事。出于玩耍的目的，我曾经买过两块银元，一直放在口袋里。当时，我自感没趣，手里不停地玩弄银元。看到我手中的银元，市长的眼睛立即亮了起来，他说：“这是我第一次看见中国银元，为了得到这两块银元，我愿意付出任何代价。”
听罢，我说：“哎呀，市长啊，您真是太客气了，我收受不起。我仅有的两块银元就在这里了。”
他小心地接过两块银元，高兴地说：“太谢谢你了！我的两个儿子都是银元爱好者，平日里最喜欢收集银元。我要把这两块银元当礼物送给他们，收到银元后，他们没准儿很兴奋呢。”他接着说道：“抱歉，我刚才琢磨别的事情，没听清楚你说的话，你可以再重复一遍吧，或许我可以帮助你。”
于是，我向他再一次述说此行的用意，着重指出《中国贸易法案》的通过不仅有利于恢复美国在中国的声誉，还为美国在中国的商业活动提供了方便。我的话音刚落，彼得市长当即就给位于马萨诸塞州的国会议员们发电报，并要求他们不遗余力地给予《中国贸易法案》以支持。
几天之后，我返回华盛顿，并与戴厄尔一起会见了吉尔特。作为当选的马州众议院长，吉尔特一反常态，对我们的到来表示了热烈的欢迎。他彬彬有礼地说道：“波士顿对你们的法案饶有兴致，我也将把其列入考虑范围之内。”
那时，我迫切地想说：“波士顿对我们的法案的确很有兴趣，它应该归功于我的两块银元。”然而，不管怎么样，我还是克制住了。
又过了一段时日，继参议院之后，众议院审核批准了我们的法案。接着，经开会决议后，《中国贸易法案》获得最后通过，于是首个关于公司的联邦法案诞生了。不过，会议最终决定此法案由商务部主宰，以至于后来每逢与国务院的那位官员会面，我都觉得很别扭。
《中国贸易法案》为规模较小的工商企业作出了较大的贡献，与此同时，它也迎合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胡佛在中国为美国商业开拓市场的需要。法案通过前，商务部仅派兰诺德代表来华驻京，显得比较消极。然而法案通过后，却是另一番景象：应商务部的派遣，各方专家前来中国，就中国经济状况问题展开了分析调查。此后，美国毫无顾忌地在中国开拓商业市场，这为日后美国成为中国市场上的主导者奠定了基石。
在《中国贸易法案》的许可下，数百万美元在中国市场流通。虽然无法确切地说出这些美元的具体数目，但毋庸置疑的是，这个数目一定很可观。《中国贸易法案》开始实施时，德拉威公司并不服管束，国会对此甚是无奈；然而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中国贸易法案》以其权威性和强制性制约着所有在亚洲运营的较重要的美国公司。
那时，香港是英国的殖民地。当时，经香港政府授权，在遵照香港法律法规的前提下，英国公司在中国成立。值得一提的是，《中国贸易法案》一项有关税收的条款，使美国公司得到了很大的好处。自此之后，美国公司不仅获得了与英国公司同等的待遇，还享有与英国公司一样的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