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日子很忙，我们租定办公室后，让一位法国神父为我们代印周报。这位神父十分高兴，因为他得到了我们付给他的美国新币。我又面临着一件更为头疼的事：听说印刷厂中的中国员工都不认识英文，那排字将要怎么进行呢？于是我找到印刷厂的经理柯璜先生，和他谈起了这个问题，他却笑了笑，说道：“如果这些中国人认识英文，他们会把你们写好的文稿改得乱七八糟。”柯璜先生是这家印刷厂的领班，在一所新教会中当牧师，也是一位美国人。后来，发生了一些事情，我开始意识到让一些不认识英文的人去排一份英文报纸，实在是有很多弊端。举个例子吧，一次，我们的“人事动态”栏中出现了要啤酒的内容，经调查才知道，原来是一个记者让身边的职员送字条给酒吧，问啤酒为什么还没有送到，结果阴差阳错地将这张字条的内容发表在报纸上。自然，我们接到了许多电话，都是询问这件事情的。还有一件更为离谱的事：一次，红灯区的女人们送了一些没有署名的请帖给单身男人，邀请他们参加一个茶会，以欢迎从旧金山回来的小姐。结果一位中国记者也得到了一份这样的请帖，于是他将其登在“社会新闻”栏中。这期报纸发行后，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使得那些发请帖的外国太太们十分恐慌。实际上，这些荒唐的事还只是很小的一部分而已。
报纸中各内容的字体字号都被分类完成以后，我做了一个很有难度的调查活动，即在上海选出一些固定的读者。当时，上海的英国人和美国人并不多，数量在8000到10000人之间，其中商人和传教士占了很大的比重。这让我有些失望，但很快我又发现了更大的市场。除英美两国外，这时的上海还有很多其他国家的人，甚至还有一些来自伊拉克的犹太人，他们从印度来到上海，经过几年的发展，有的已经很富有了。这些外国人，很多人认识英文，他们迫切希望有一份报纸来传达美国的消息。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后，我发现，中国的年轻人和知识分子占据读者的很大比重，他们大多来自市立学校和教会学校。这些人很关心第一次世界大战下的世界局势，并想通过美国报纸知道美国人对待一战的态度。因此，我深深地感觉到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重要地位。那时，很多中国学生都在学习英文，甚至有的学生将我们的《密勒氏评论报》当教科书来研读。由于报纸中很多英国文字都被美国化了，我们经常收到一些询问英文意思的来信。
很多年轻的中国毕业生都在中外合作的部门工作，其中不乏女性。这些受过现代教育的年轻人很受领导和社会的欢迎。
由于我的倡导，上海成立了很多研读英文的组织。由此，官员和学员们纷纷订购《密勒氏评论报》，其销量自然大增。为了使更多的人了解新闻，我自己在学院里面开设了一门有关新闻的课程。
还有一群读者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这些人可能有着某种职位，也可能来自某个国家，总之，他们一定生活在交通很不方便的地区。这些人因长期独居精神生活甚是空虚，急需得到精神慰藉。一位英国订户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是一艘货轮的船长，没有定期的航行，差不多半年才能到上海一次。抵达上海后，这位船长首先要做的事便是到报社取他订购的《密勒氏评论报》，将积攒半年的报纸捆好后放到自己的船上，并且依照日期的前后排好顺序。每次吃早饭时，他都会拿来阅读。他有一个习惯，那就是按先后期看，不过从不看最早出版的一期。他很热衷于《密勒氏评论报》，即使是西欧战场最新的战争新闻也不能吸引他。
在《密勒氏评论报》的读者中，这位英国船长是最具代表性的，任何人都不及他对这份报纸的喜爱。我决定编辑一份人人都信得过的报纸，内容包括各国的新闻故事，这些故事需要具有真实性和完整性。新闻占据着很重要的地位，因为我清楚地知道，在上海这个大海港中，不光有人热衷于商业，也有一些人很关心政治和宗教，他们希望看到有关政治和宗教方面的新闻。当时，我没有一个相关的报刊模版可以模仿，因为有关宗教、政治的报纸在1917年还没有问世，就连美国的《新闻周刊》《时代周刊》《读者文摘》等报刊也尚未建立。后来，李普曼主持的《文学文摘》和克罗莱主持的《新共和》以及威勒的《国家》相继出现宗教及政治方面的报道。当时，《新共和》影响力很深，它属于美国出版界，是一本印刷最为精美的杂志。经协商后，《新共和》同意我们模仿它的版式。在印刷方面，我们跟英国的《经济评论》更为相似，我们很多专栏及文稿采用了8号的印刷字体，这与《新共和》的印刷方式不尽相同。
令我们惊喜的是，我们寄出去一些出版预告后，马上收到了上千份的订单，并且很多人在订单中附上了支票。这样看来，我们不用为销路担心了。
经过长期的努力后，我们将第一期的出版日期定在1917年6月2日。但一件很意外的事情改变了我的主意。临近出版的前几天，我会见了一位官员，他所在的法院是美国在华法院，来自内布拉斯加州的罗宾杰是这所法院的主任法官。这位官员告诉我，如果我们的报纸推迟一周出版的话，创刊号有可能获得一则独家消息，法官罗宾杰正在考虑这件事。我想了想，觉得这样对我们更有利，于是《密勒氏评论报》定在一周后创刊，那是6月的第二个星期六——6月9日。
罗宾杰法官的决定为我们带来了一些利益的同时，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一些始料未及的反应。其中一个反应与投资有关。美国在华法院的一项决定明确指出：赖文和其他投资人不得建设私人银行。我们报社独自刊载了这项决定的相关内容，由此引来了赖文等人对我们的憎恨。除此以外，罗宾杰法官还提出，不允许美国人在中国以公司组织等形式进行不合法的活动。
美国侵占菲律宾的时候，很多美国人在上海做一些不正当的生意，并从中牟取了暴利。当时，获知美国侵占了菲律宾后，这些美国人决定前去菲律宾大捞一笔，没想到中途遇到了总督塔胡托，被他驱逐出菲律宾。塔胡托是美国的第一任民政总督。离开菲律宾后，这些美国人无法进入香港，因为当时香港是英国的殖民地。然而，上海对外来人的管理并不严格，他们于是纷纷跑到了上海。在上海，这些冒险的美国人贩卖大量的假珠宝以及做其他一些不正当的活动，上海成为他们大发横财的聚集地。在来上海的这些美国冒险家之中，一些人合伙开了一家保险公司，他们本打算向一些华侨出售廉价股票，以便赚取一定的利润。这些华侨大都是居住在马来西亚的有钱人，赚他们的钱会相对容易一些。没想到保险公司成立后，中国的许多商人前来投保，使得这家公司不但没有倒闭，生意反而更好，还成为信用度很高的公司。
赖文最先是在上海市政府的公共事务处工作的，这里属于公共租界的范畴。当时，他刚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来到中国。工作了一段时间后，他弄到一些重要资料。利用这些资料，他可以在上海开辟新的道路。后来，赖文辞职后开了一家房地产公司。凭借所得资料上的东西，赖文大规模地发展了他的公司，并将他的公司命名为“哥伦比亚圆环”。在上海的各个行业中都有赖文的公司，美国东方银行只是其中之一，这些公司都有投机的性质。赖文专门向人们销售各种股票，再利用他组设的银行收取外国人和传教士的存款。
当时，有许多银行家和大商人，这些人自尊心强，信用度高。他们对赖文都持不信任的态度。正因为如此，为了宣传他的“墙搭墙”企业，赖文采用了一些巧妙的手段，极尽鼓吹之能事。凭借着这种舆论效应，赖文一度影响了地方事务，甚至控制了驻上海的美国大使和领事的政治决策。不过，如同民谣中的纸老虎一样，赖文并没有逞能多久，由他经营的各种企业终因亏损过多而宣告倒闭。先前，赖文各企业向一些教会抛售了大量股票。这些企业倒闭后，这些教会蒙受了巨大的损失。这时，数以千计的民众甚是焦急。因为这些民众之前是美国东方银行、赖文信托公司、美国财政公司的客户，自然有一些存款；问题的关键是，他们现在连老本都蚀掉了。之前，赖文为了制造声势，散发了许多存款宣传文件。这些文件上面印有美国星条旗图案，文件宣称顾客在赖文企业存款，不仅安全，而且还将获得丰厚的利润。正因为深受赖文宣传的影响，一些俄国人和另外一些国家的人深受其害，并且受害程度最为严重。需要指出的是，凭借治外法权条款中的便利条件，赖文得以成立这些企业。自从这些企业倒闭后，外国人再也不相信他们在中国所享有的治外法权了。
1935年，赖文的活动宣告结束。因为正是这一年，驻上海的美国法院对赖文及其同伙开庭审判，最终赖文被判以重刑，他的两三位同伙也被治罪。西尔密克和赛莱分别以法官和检察官的身份出席了这次审判。西尔密克是新墨西哥州人，赛莱是伊利诺伊州人。先前，美国教会成立了上海法学院。起初，赛莱是这所学校的一名教授。赖文的各种把戏像搅在一起的麻线一样，很难理清。不过，赛莱相当完美地完成了这件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