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2月，我到达上海。当时，码头和栈房错落有致地分布在黄浦江沿岸，蜿蜒数英里。这儿曾经一度飘荡着美国船员们的歌声，在装货、卸货的时候，他们总是唱歌或者喊叫。初到上海时，我并不了解这些情况。这些船只航线漫长，绕过南美洲南端的合恩角，经过较长的航行，驶向南北美洲的西岸，抵达温哥华（在加拿大西南部）以及阿留申群岛后，船员们将皮货装上船，之后渡过太平洋，到达亚洲的口岸，途中也许会经过夏威夷。
罗素公司是一家很有名的美国贸易公司。在19世纪的上半世纪，这家公司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不仅垄断了广州、上海、马尼拉的贸易，还操纵着中国沿海和长江沿线各通商口岸的水运。罗素公司最初的栈房位于上海滩沿岸地区，这些建筑像城堡一样牢固。这些栈房紧邻河岸街，放眼望去，几条街之外便是法租界和南市顶端。罗素公司总部设在波士顿，1818年，康涅狄格州米德镇的罗素成立了该公司。从营业方面来说，这家公司的业绩比任何一家在中国的美国公司都要好。这时，新生的美利坚合众国刚刚与英国切断了政治经济联系。对于一个刚刚诞生的国家来说，这家公司作出了相当大的经济贡献。
可惜好景不长，到了19世纪中期，罗素公司的业绩开始下滑。美国内战后的财政赤字以及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1851—1864）制约了这家公司的发展。1877年的局势更加不堪，罗素公司走投无路，被迫卖出各种财产，最终宣布破产。之后，为了接收罗素公司出售的众多财产，中国政府专门成立了招商局轮船公司。这些财产不仅包括这家公司在中国各商埠的许多财产，还包括游弋在中国水域许许多多的船队。从这时起一直到1937年中日战争开始，招商局一直在营业；后来，招商局把大部分船只和各港口的财产交给一家美国公司——威廉·汉特公司接管，目的是防止船只落入日本人之手。但是，计划最终落空了。珍珠港事件之后，日本人还是把招商局那些价值不菲的财产掠走了。
许多亚洲海港城市受到美国早期的影响，不过，没有哪一个城市比上海所受的影响大。上海的国际政治格局别具一格，这与肯宁汉先生有很大的关系。肯宁汉先生是美国的商业领事，1852年他置英国领事的愤懑与抗议于不顾，公然在英租界上竖起了一面美国星条旗，宣布在这个区域内美国与英国享有同等的权利。为了避免英国人和美国人的纷争，中国人发现这种难堪的局面后，决定把苏州河以北的一大块土地划为美国租界，这块土地所属的区域就是虹口。虹口地理位置优越，位于英租界以北。在面积上，虹口与英租界相当。当这个消息传到美国人的耳朵里，他们非常高兴，不仅收下了中国人的这份厚礼，还在这个区域里设立了附属官员的行政机构和住宅，同时将此情形告知华盛顿的美国联邦政府。但是令上海的美国人沮丧的是，美国政府否决了他们的这种做法。因为美国政府认为美国一贯施行尊重中国领土完整的外交政策，而这些美国人的做法无疑违背了这种政策。无奈之下，上海的美国人只好去劝说中国人，要求中国人把虹口地区和英租界合并在一起。中国人经不住美国人的劝说，所谓的“公共（国际）租界”就形成了。“公共租界”不但包括当时被合并的苏州河以北的虹口区域、苏州河以南的英国租界，还包括后来被列入势力范围的杨树浦。苏州河以北地区，一改之前贫民窟的面貌，焕然成为中国最富有的工业区。因为这个区域邻近苏州河和黄浦江，交通运输便利，劳动力质优价廉，所以英国人和日本人先后在这里设立纺织厂。在虹口区，美国人设立了许多现代化的大工厂，其中包括一个现代化的电力厂。
在数量上和重要性上，1917—1927年间，外国人所有的工厂建设都不及中国人自己的工厂建设。当时，商务印书馆享有盛名，它是中国人自己建设的工厂的典型。商务印书馆大部分的工厂设施都毗邻虹口的闸北。商务印书馆不仅规模巨大，设备还相当完备，堪称是世界印刷企业中的佼佼者。此外，商务印书馆管理先进，数千名职工各司职守，不愧是亚洲成长既快又好的一家工厂。
1917年的上海虽然是世界为数不多的大海港中的一个，但是从现代都市建设的角度来说，它与美国的一个乡镇差别不大。与其他海港远渡重洋的货轮相比较，上海港装载货物的轮船更多的是中国式大帆船，路线也简单，主要在东海游弋，往返于海参崴和新加坡之间。1917的上海人口众多，已经达到150万。不过，这时上海的道路设施却相当落后，竟然没有一条修铺的道路。这时的上海，拥有一座电力厂和一家电话公司，电力厂规模小，由上海市政府投资经营，电话公司归私人所有。电话公司的电话机设备既陈旧又笨重，它们产自瑞士。打电话时，与接线生取得联系，你不得不摇电话机上的曲柄，之后才能接通电话机，程序非常琐碎麻烦，这给人们带来许多不便。正因为如此，有一次甚至闹出了国际笑话。事情是这样的：一位正在气头上的美国商人，因通话过程中线路被干扰，信号时有时无，最终忍无可忍，一把拉下挂在墙上的电话机，从窗口扔到了大街上，并要求电话公司给他准备一台新电话机。当电话公司的经理——一位英国人拒绝他的请求后，美国商人竟然到美国领事馆，说在“门户开放”的政策下，签约国享有一律平等的权利，而英国经理的这一做法剥夺了他的这一项权利。就这样，事情陷入了僵局，险些闹到美国国务院和英国外交部。多亏了他们彼此朋友的劝解，加之电话公司满足了美国商人的要求，僵局才被打破。
一直以来，美国人收购并管理着上海的电力厂和电力公司，并对其进行现代化的改造。为了给我的办公室接电灯线，我来到了上海市政府大厦，准备找电力处帮忙。在电力处的办公室里，一个印度发明的大“潘卡”风扇在屋顶悬挂着。这个风扇是竹制的，它的外形是一个长方形的框，框中间覆盖着一层薄棉布，下端点缀着些许缨穗。一条系在竹框边上的绳子穿过墙洞，一直延伸到后院里，风扇就是靠人力拉动这条绳子工作的。从事这项工作的人员拉住这条绳子，不停地前拉后扯，经常会累得睡着。显然，通过人力扯动“潘卡”风扇，电力处的办公室才得以取风。上海市民和电力处的工作人员一致认为这样陈旧的设施与繁荣的上海市很不搭调，这种事情是外人眼里的笑料。有人告诉我，电扇容易使人患肺炎和胃病，不利于人体健康。所以为了防止身体招风受凉，引起胃痛，即使天气很燥热，当时的上海人也将兜肚穿在身上，或在腰间系上一条宽羊毛肚带。
提及1917年的上海，我不得不谈谈上海的救火队——一个志愿组织。救火队的队员谁也没有薪酬，他们基本上是欧洲人，仅有少数是上海人。不过，这些上海人只是助手。救火队早年从英国购买了救火车、水喉等救火器具。从外表上看，这些器具好像是来自博物馆里似的。与拥有现代化器具的救火队相比，上海救火队的装备比较落后，不过救火毫不逊色。我抵达上海之后，入驻了一家旅馆。一天夜里，我睡得正酣，一阵火警声响起来，把我从梦中惊醒。得知火灾发生在旅馆附近一个人口密集的地方后，我赶忙穿上衣服，跑向火灾现场。当时，与我同行的还有许多上海人和外国人。我到达灾情现场时，只见大部分救火员——英国年轻人手拉水喉跑着，一阵夜风吹过，黑色的晚礼服随风飘荡，许多浓烟或脏水的痕迹留在了白衬衫前以及蝴蝶结上。而救火队的助手——上海人助理救火员头戴铜盔，身穿救火制服，那模样甚至会遭到拉丁美洲警察的妒忌，对此我很是不解。后来，我得知火灾恰巧发生在英国一个节假日的前夕，许多英国人欢聚在上海俱乐部赴宴和参加舞会，英国救火员也不例外。由于时间紧迫，当火灾发生时，英国救火员只能穿着晚礼服赶往现场。在扑灭火灾的过程中，他们的晚礼服自然被弄脏了。不过，这些服装的损失费用由公共租界代付。救火队有一个非常独特的标语“我们跟情人战斗”，它位于救火队房屋中间前门顶端的石头上。
在上海的外国人看来，这个救火队简直是个笑话。有人甚至说，救火员救火时明显带有个人情绪。如果火灾发生在一个英国人看来算是小人物的人身上，那么救火员们显得很怠慢，毫不顾及他的财产。火灾被遏制后，主人的财产往往所剩无几，可见救火动作之缓慢。美国的保险公司在上海发现了这个商机，于是劝说公共租界给救火队配备先进的救火器具。糟糕的是，美国保险公司的这一做法引起了一场争论。因为原先的救火队是一个社会机构，救火员个个是潜力股，他们资金雄厚，有的是公司经理，有的是规模较大的英国公司的二级职员。不仅是由于原有救火队的设备过于陈旧，更为重要的是保险费用不断地增长，因而公共租界力图为救火队购置先进的设备。最终，美国保险公司的要求得到了满足。听到这个消息后，人们非常兴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