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志愿兵团作为一个地方武装，堪称世界上最早的国际警察组织。它由不同国籍的连构成，包括公共租界的中国人。志愿兵团成立的目的在于抵御内外敌人的侵犯。这个志愿兵团的编制很正规，包括连、排、班，连队有美国连、英国连、苏格兰连、日本连、中国连和葡萄牙连，排队有斯堪的纳维亚排以及其他较小的欧洲排，另有一些较小的欧洲班。在上海的外国人社区中，英国人社区是最大的，因而英国连在数量上占有绝对的优势，位居第一。苏格兰志愿兵也包括在英国连内，他们穿着苏格兰传统的服装—褶叠短裙。美国连由步兵连、骑兵连、机枪连三个连队组成，其军官同时指挥着菲律宾连。上海志愿兵团的成员来自上海各个较大的外国公司，这个兵团的兵力大约在1200～1500人之间。后来，一批批的外国军队竞相涌入上海，扬言控制局势，保护侨民。如此，上海成为一个外国人的卫戍区。事实上，1000多人的志愿兵团足以维持公共租界的秩序。正是因为这样，这时的长江中下游地区是相当安全的。如同上海的救火队一样，上海志愿兵团也是一个奇特的社会组织。每逢成立纪念日，这个兵团就会举行隆重的庆典。
上海之所以成为一个河港，是因为黄浦江流经上海市，加之美国、英国、日本、法国，偶尔也有西班牙、意大利和葡萄牙的驱逐舰经常停靠在黄浦江一带。需要说明的是，黄浦江位于长江口。各国的水兵只有在岸上发生事故时，才会上岸进行镇压，而后返回船上继续进行坚守，通常情况下是很少上岸的。
我抵达上海大约三周之后，发现上海人不仅相当迷信，同时还保留了不少风俗。在上海人看来，窗帘和电风扇不利于人体健康。上海的欧洲人群体比较封闭，与外界的隔绝时间长达数十年，其文化自然与世界文化之间产生了不小的隔阂。受上海的欧洲人文化的影响，上海人在迷信的同时，还保留了不少古怪的风俗。当时，上海江河众多，河道纵横交错。潮水退却时，一汪又一汪的绿水发出难闻的味道，蚊虫因此滋生。面对此种境况，我们试想一下：倘若离开蚊帐，何人能安睡？点着蚊香，兴许还能驱逐蚊虫。如果不点蚊香，那么仆人就得往来于卧室之间，连续地向主人或客人的脚腕上喷煤油。一位传教士真不愧是发明天才，由他发明的蚊袋在当时颇受人们的欢迎，它还出现在一家英国商店里。它是一个长方形的纱布袋，可以防止人们被蚊虫叮咬。它的使用方法很简单，只需把脚伸进袋中，在膝盖上面打结。一位美国朋友来拜访我，晚间我邀他留宿。糟糕的是，第二天一觉醒来，这位美国朋友的两脚掌心被蚊子咬肿了一大片，甚至无法走路。为此，我很是纳闷。后来，我从仆人那里得知：我的朋友个头太高，以至于睡觉时两脚伸到蚊帐外边去了，因而两脚被蚊子咬得红红的。几年后，人们堵塞了许多渠道和池塘，大大减轻了蚊虫的威胁。再后来，上海市政府高度关注蚊虫问题，并采取了一定的措施。政府当局在阴沟里喷洒油液，破坏了蚊虫滋生的环境。这样一来，蚊虫大大减少了，不过苍蝇仍旧很多。这些苍蝇成群结队地在后院和弄堂里的垃圾上飞来飞去，享受着食物。
与上海的外国人居住区相比，中国人居住区的环境卫生更差，尤其是贫民窟。正因为如此，各种各样的病菌在中国人居住区得以滋生，伤寒、霍乱、痢疾处处都是。即便在这样恶劣的生存条件下，中国人竟然没有减少，外国人对此甚是不解。有的外国医生调侃道，中国人喜欢喝热茶和水，那大概也是他们处于各种传染病的阴影中却依然存活的缘由吧。事实上，上海因内脏患病致死的外国人和中国人很多。后来，一个宣传环境卫生重要性的传教士团体诞生了。这个团体的传教士鼓励上海市民搞好环境卫生，特别指出苍蝇传播各种疾病，危害人体健康。这些传教士为搞好宣传活动，采取了许多方式，或绘制图表，或张贴宣传画，可谓费尽了心思。这些传教士不仅绘制图表，用简单明了的方式展示苍蝇的产生缘由、生活习性、如何传播疾病，还将大幅彩色的宣传画张贴在墙壁和布告牌上。为了凸显苍蝇的危害性，画面里的苍蝇都是经过放大处理的。这些宣传画演示了苍蝇先是在垃圾堆爬行，而后带着肮脏的脚在食物上爬来爬去，最终把肺痨病传染给人类的全过程。上海的环境卫生得以大幅度改善，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功于这些传教士，尤其是他们的宣传工作。一天，上海附近的一群乡下妇女聚集在一起，指着墙壁上的宣传画说：“原来，美国人怕苍蝇是由于他们的苍蝇比较大啊，我们的苍蝇如此之小，没什么可怕的。”这话恰巧被路过的一个传教士医生听到了，他觉得很搞笑。
现如今，上海有高级宾馆、写字楼和公寓楼，这样的城市规模也仅限于世界范围内的几个零星的大城市。清末民初时，上海租界最高的建筑物只有五六层，其中仅有一两座有电梯。这些建筑物主要位于外滩，一条林荫道横亘在这些建筑物和黄浦江之间。对于上海租界的大部分外国人来说，每当夏天的夜晚来临时，这里真是一个好去处。每逢星期六的夜晚，上海的外国人几乎都来听上海市交响乐团的演奏，这里的公园就更加热闹了。可惜的是，这时中国人是被禁止进入租界公园的。上海的外国人在公园享受的同时，还会受到除蚊子以外的乌鸦的干扰。那时，一群黑漆漆的乌鸦常常停靠在公园的枝丫上，发出凄惨沙哑的叫声，和着交响乐团的演奏声，很是让人烦躁。这些乌鸦经常把屎拉在衣冠楚楚的外国绅士和小姐身上或者头上，对远道的客人貌似显得很无礼。正因为如此，我不能不怀疑他们是反洋人主义的信徒。由于这种事情时常发生，上海市议会不得不采取措施。比较荒谬的是，上海市议会竟然提出了依据乌鸦头进行悬赏的政策。这样一来，中国小孩儿一起合伙捉乌鸦，并把砍下的乌鸦头成批地交给上海市议会，领到了许多赏钱。后来，乌鸦头数不胜数，上海市议会不想支付巨款，于是下令取消奖赏政策。取消原因与上海洋人发现投机人员靠饲养大量乌鸦来领取赏钱有一定的关系。
当时，外滩公园的木牌上不仅写着游人注意事项，还写着公园的有关规定，例如禁止攀登树木，禁止折损花草，禁止毁坏公物……在“禁止携带宠物入内”这项规定后面出现的是“中国人，除前来工作的苦力外，不许入内”，这引发了中国人和外国人的政治纠纷。后来，问题愈演愈烈，怂恿学生开展运动的人把这条规定说成“宠物与中国人不许入内”，此说法颇具煽动性和讽刺意味。
上海由公共租界、法租界和中国城三个行政区域组成。其中，公共租界由虹口、杨树浦、沪西这三个重要的地区构成。大多数外国人居住在沪西。公共租界设立之时，法国人拒绝参加，于是就产生了一个狭长的区域——法租界，它介于公共租界和旧中国城之间。1937年，上海沦陷，日本兵随之入驻，原先的沪西住宅区变成了赌场、夜总会，处处灯红酒绿、乌烟弥漫，好一派绮靡的景象。1917年，沪西大部分土地还是空荡荡的，只有几个比较孤立的村庄零星分布着，谁也想不到会变成如今的样子。
当时，按照租金的多少，入驻上海的中国人和外国人需要缴纳一定的土地税，这是他们需要缴纳的唯一税种。如果土地出租了，那么就需缴纳租金的10%到15%的税款。打个比方，如果租金是100元/每月，那么每月需要交10元或15元的税款。对于没有改善的土地，税务局是不会征税的。英国曾施行这样的法令：对于没有开发的土地，土地税由租用人缴纳，地主无需交税；英租界成立之后，借鉴了这个法令，并开始仿行。后来，英国变更了此项法令，而上海公共租界却一直遵行此项法令。因而，土地税问题逐渐升级，成为上海地区的一个政治问题，中国人和外国人为此争得不可开交。
最初，上海各道路的铺设材料仅限于碎石块和黏土。当地道路的铺设方法很简单，中国的道路工人将碎石块砸进地面，把黏土掺水活稀，将稀黏土注入碎石块的缝隙中，之后用绳子圈起路段，待到泥巴干了，用石滚将其压平，便铺就了平滑的道路。若逢大雨，雨水冲走路上的黏土，修路工人不得不重新整修道路。对于这种事情，承包商乐意得很，因为在中国黏土很多，劳动力廉价，更为重要的是承包商可以从中牟利，得到许多的好处。
这个年代，在外滩的新建筑物中，仅有一两座拥有下水道、抽水马桶等现代化的设施。不过，这些设备在上海公共租界是寻不到踪影的。在上海人看来，同窗帘、电风扇一样，抽水马桶也不利于身体健康。这时，洗澡间比较简易，只有瓦缸和便器。瓦缸呈圆形，与淋浴不同的是，人们只能坐在瓦缸里洗澡。便器是个带孔的长方形盒子，盒里装着瓦盆。每逢清晨，上海乡下人都前去都市收购粪便。仆人往往把瓦盆里的粪便拿来去卖，靠出售粪便增加了不少收入。在这些乡下农民看来，粪便是肥料，倘若他们给庄稼施以粪便，那么庄稼就可以茁壮地成长。后来，粪便可观的利润引起上海公共租界的注意，因而租界开始与人签约，批量出售粪便。这些粪便经商人转手，卖给上海市附近的乡下农民。然而，上海的外国人对此颇有微词，他们嚷嚷道，粪便危害人体健康，不宜作庄稼的肥料，租界当局应当就此罢手。对于外国人的这种声音，租界当局置若罔闻，依然照常行事，因为租界每年靠出售粪便获得的额外收入高达十万大洋。中国农民手拿一个长柄勺将舀来的粪便洒在禾苗上，像这种把粪便当肥料的事情，日本和若干欧洲国家同样存在。早在600年前，“亚洲恶臭弹”就出现在马可波罗编著的中国游记里，据说这可能就是中国农民早期用来储存粪便的器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