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中国首都坐落于北京。我第一次去北京时，恰逢日本与中国政府就《二十一条》的相关内容进行谈判。当时，日本胁迫中国政府，希望就《二十一条》中的第五项条款达成一致意见。芮恩施博士此时是驻华大使，居住在北京大使馆里。他作为一名教授，起初在威斯康星大学任教，主要教授政治学。虽然芮恩施的祖籍是德国，但是他作为美国人，充满了满腔的爱国情怀。由于芮恩施是德国血统的缘故，常常遭人背后议论。他一度劝说中国与日本和德国抗战到底，为此招致了一些人的谴责。但是，与那些非议他的美国人相比，芮恩施更是一位忠贞的爱国志士。
在北京的那段时日里，马灯旅馆是我的落脚处。一次，夜半时分，一阵敲门声突然响起，我急着推开门，出现在我面前的是一位年轻小伙子。一眨眼工夫，我就想起这个人来，他叫董显光。先前我在密苏里大学教学，担任讲师，教授新闻学。那时，他是我的学生。董显光曾在美国留学，海归之后，来到北京，并加入了《北京日报》这个报社，在这个较小的英文报社里担任编辑一职。察觉到董显光激动的神情，我连忙带他到屋里，邀他坐下，询问他为何如此兴奋。于是，他打开了话匣子，从一战之后日本人的各种活动谈起。在中国，日本人先是霸占了青岛——那时青岛受德国人的管制——而后将侵略势力渗透到山东省。董显光说道：1915年，日本人以支持袁世凯称帝为诱饵，迫使袁世凯签署了《二十一条》。这时，中国人对此甚是愤怒。日本人还向中国政府下达最后一次通牒：倘若中国政府不答应《二十一条》的有关条款，迫不得已之时，我们将从本土调遣部队，将势力范围扩展到全中国，那时可不要怪我们没提前与你们商量。日本驻华大使郑重地说道：《二十一条》只涉及中国和日本，与他国无关。无论任何状况出现，中日两国都要保守秘密，不得向任何国家透露，尤其是英美等国。日本大使说着说着，情绪更加激动，竟然将手杖狠狠地掷在谈判桌上，向袁世凯示威说，如果中日《二十一条》及相关事件被传出去，日本人不会坐视不管，而会将他拉下大总统的宝座。
常言道：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尽管日本人屡屡以威胁相逼，《二十一条》的相关内容还是被传出去了。对于日本政府的行径，英美两国政府予以严厉的谴责，展示了强有力的抗争。《二十一条》的第五号条款规定：中国政府聘用日本人为政治、军事、财政等顾问。通过此项条款，日本可以牢牢地控制中国。后来，迫于诸方的压力，日本政府不得不做出暂时的让步，中日《二十一条》的第五号条款最终被撤销。不过，日本人拒不承认与中国签订《二十一条》的事情。如此一来，日本人曾经企图使中国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从而在政治、军事和财政上控制中国的阴谋没有得逞。
“1915年和1916年，日本人曾经两度提及《二十一条》，在中国人看来，日本人只不过是打着妥协的幌子等待更成熟的时机罢了。”董显光说道。只要寻得合适的时机，日本人将立即威胁中国政府，迫使政府当局同意《二十一条》的第五号条款。日本人认为：时下的美国还没有强大到可以干涉别国事务的程度，因此日本要趁机抓紧在中国的侵略活动，以便谋得更多的利益。
在向我叙述日本在华行径的过程中，董显光愈发显得兴奋了，尤其是当他提及在拜访我的这天下午，日本驻华大使加藤会见陆徵祥，向陆徵祥表示：就第五号条款，倘若中国不做出让步，日本将以武力解决此事。这时，陆徵祥是中国外交部长。加藤说着说着，情绪不加控制了，竟然拍着桌子，恐吓陆徵祥道：你不得张扬出去，否则……
当时，董显光是一名编辑。那天下午，加藤一离开中国大使馆，一个秘书就致电董显光，并一股脑地将发生在当天下午的事情说给董显光听。为了海外人士可以及时获知这些消息，秘书请求董显光想方设法与英美记者取得联系，并将这些消息传达到海外。我用打印机将当天下午发生的事情打印出来，以备后用，并与董显光相约次日清晨在美国大使馆碰面。次日清早，我们会见了芮恩施，并向他讲述了昨天下午发生的事情。听了我们的慷慨陈词，芮恩施说道：“倘若中国不把消息公开，日本人极有可能再度把第五项条款拿到台面上谈判，同时会拒不承认最后通牒的事件。为了防止此类事情的发生，中国有必要将那些消息公布于众，这也许是最好的自保办法。芮恩施回忆说：1915年，他将《二十一条》条款的相关内容传达给国务院，换来的却是美联社的苛刻训责，缘由是依照日本外交部的指令，日本驻美大使对条约的相关内容拒不承认。芮恩施又说：“那时，美联社痛斥其驻京特使，说他的消息纯属无中生有。美联社驻京特使于是给总部打电报，请求离职。迫于压力，美联社最终将日本与中国签订《二十一条》的消息传达给美国的各个报社。后来，诸多报社相继刊载了关于这条消息的新闻，日本的丑恶行径得以曝光。”
当时，我访问了美国的驻华使者。在这之后，我将此条消息连同一篇誊写的手稿以电报的形式发往上海，并指出：手稿需要交给克罗。当时的美国公共宣传委员会成立不久，克罗是其代表。收到我的电报后，克罗将消息迅速地发往华盛顿。这样一来，那些驻京津地区的报社、通讯部的使者们相继收到总部的公文，要求他们核实日本向中国提出最后通牒的相关事宜。与1915年的情况相比，这次的情况好了许多，这是因为十多位美国记者的电报足以证明美国国务院收到的官方消息属实。芝加哥一家报社发电报给我，请求我给它发一些相关事件的信息。从董显光那里，没有谁比我获得的资料多。因此，与其他人相比，我更有资质做这件事情，而且能把这件事情做得更好。一天之后，在天津、沈阳、济南地区，日军发起示威运动，如此，新闻报道有了新的进展。
这天下午，北京的外国记者云集日本使馆，会见日本驻华大使加藤，并向他了解日本向中国提出最后通牒的相关事宜。出乎意料的是，加藤不仅拒不承认，还说这件事子虚乌有，纯属中国人造谣。
此事件暴露了陆徵祥在处理外交事务上的优柔寡断与妥协退让，因此他辞去了中国外交总长的职务。后来，他远离本土，辗转比利时，在当地加入了天主教修道院，成为一名天主教教徒。
在中国国民革命运动进程中，中国学生运动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不愧为先驱。芮恩施是美国驻华大使，中国学生运动曾一度受到他的鼓舞。北京大学的学生运动揭开了中国学生运动的序幕，他们不仅上街组织募捐活动，还向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急电：坚持拒签和约。北京大学学生的爱国运动，得到北京各个学校学生的支持，他们举行游行示威。事情发展到后来，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得到了各地青年学生的同情和支持，学生抗日爱国运动的烈火迅速燃遍全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