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江两岸、福建沿海都有类似的现象。西江沿岸的红土坡，寸草不生，长年侵蚀使地表高低不平，遍布深沟和土堆，裸露在外的大片红土像鲜血般殷红，极其炫目。不过，福建沿海山坡的状况更加令人触目惊心。由于水土流失严重，那里除了光秃秃的岩石，几乎看不到一点土壤，而剩下的一些灌木和杂草也岌岌可危，一些对水土流失视而不见的砍柴人常常来到这里将它们连根挖起，加速了土壤的流失。种植树木兴许能拯救这片山坡，但一旦种了树，就要日夜守护在此，否则树木很容易被人偷走。所以没有一个人肯主动站出来担负这个责任。不过，在离海岸稍远一些的伐木区，不仅土壤保持良好，还能在山坡上看到青翠茂盛的植被。其实那里的森林也遭到了非常严重的破坏，但多雨的天气促使草木迅速生长，从而防止了水土流失。
在黄土高原，水土流失十分严重：塌陷的土坡随处可见；湍流冲击着堤坝，泥沙从山坡冲到河谷平原，沉积而成的淤泥阻塞了河道和桥梁，使河水流动的速度减慢，桥梁无法通行；夹杂着泥沙的溪流，也变得混浊不清，和豌豆汤的颜色一样；植被稀少的谷地，土壤肥力不足。这一切，无不昭示着黄土高原的生态环境岌岌可危。在以后的几百年内，倘若人们继续毫无节制地乱砍乱伐，必将使这片土地对自然灾害的抵抗力急速下降。覆盖在那些缺乏草木保护的山坡上的黄土，会和雨水落到屋顶一样轻而易举地被冲到山脚，如果雨季来临，黄河决堤，凶猛的洪水就会冲向平原地区，淹没农田和村庄，使生活在平原上的人们遭到毁灭性的灾难。此外，黄土高原的生态破坏也会使下游地区面临危险。因为任何一条经过中国西北黄土地的河流，必然会把大量的泥沙带入下游，从而抬高了下游河床的水位，对于这些地区的人们来说，这无疑是一枚充满危险的定时炸弹。
值得一提的是，外国人对山区的植被恢复和重建工作有着极大的热忱，比如居住在广东九龙的英国人和山东胶州的德国人，他们早就把植树造林的事务提上了日程。但中国人对此的态度则要淡漠得多，他们并不打算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重新造林，不过，京汉铁路公司倒是在鄂北山区栽种了不少树木，但其造林的初衷也只是为了为制作枕木提供原材料。
中国的生态环境之所以如此糟糕，与其过早地取缔分封制度以及缺乏相关环境保护制度有关。如果在几百年前，中国统治者能够借鉴中世纪时期的欧洲，制定森林法，对滥砍滥伐的行为加以约束和惩罚，并修建宽广的渔猎场，保护森林，中国的环境一定会好很多。当然，这只是假设，木已成舟，中国的自然环境已经遭到极大的破坏，唯一能做的便是立即采取科学有效的措施，防治结合，从而使环境恢复到以前的面貌。这必是一场耗时不短的持久战，和世界上最先进的欧洲国家曾经采用过的环保措施相比，中国需要制定出一套综合度更高，并且贯彻始终的治理方案。但这个时代的中国人，习惯着眼于当下，缺乏这样的未雨绸缪和高瞻远瞩，同时，也不具备与之匹配的管理才干。因此，在当代，中国的自然环境的继续恶化不可避免。
和糟糕的环境相比，中国野生动物的数量却令人大吃一惊。在一些地区，可以看到频繁出没的老虎和豹子。就是在长江的江面上，也能看到许多逗留、玩耍的野鸭，这为那些旅居在各大通商口岸、又爱好捕猎的外国人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不过，时至今日，中国还没有出台过保护动物的法律法规，那么，这样一个历史悠久、人口密集的国家，是如何使野生动物得到如此完好的保护呢？首先，在中国人的观念里，夺取动物的生命并不能给他们带来任何快乐，所以，他们很难对捕猎产生兴趣；其次，中国人没有捕猎必备的工具——枪支，因为拥有和携带枪支在中国是严厉禁止的。
在人类史上，很难找到比中国的万里长城更加雄伟和杰出的建筑了，世界上能与之齐名的只有埃及金字塔和巴拿马运河。那些曾经被西方人赞不绝口的铁路路基、隧道，在规模宏大、气势磅礴的长城面前也相形见绌，就像是侏儒修建的。长城绵延长达上万里，它到底用了多少块砖石建造而成，恐怕难以计数，如果要用长城上的砖石来修建埃及最大的金字塔——胡夫塔，只需要拿走五十米内的即可，而且还能得到一座比胡夫塔高得多的金字塔。在长城南口，顶端高达六米，砖墙上方设置了向外突出的隘口，地表的砖石形状大小一致，最宽的地方可容纳七八个人并排行走。平均在一百竿内，就会出现两座体积庞大的塔，这种塔能使长城更加坚固，塔的顶端十分开阔，面积达到十平方码。
长城就像一条在群山峻岭间缓慢爬行的巨蛇，它沿着陡直的石壁，爬上又高又陡的山坡，到达山顶之后，放下一座方正的烽火台，绕过山脚的平原，又接着向另一条山脉爬去，于是，几乎每个山顶都矗立着一座烽火台。从远处看去，烽火台就像皇冠一样，戴在走向朝北的山麓小丘上。长城的建造充分利用了地形，它的石基是沿着山岭的脊背修筑，并顺着山脉的走势，蜿蜒曲折地延伸出去。因此，随着山势的起伏，这条石头巨蛇，不是隐藏在狭小的山谷间，或黑色的大山深处，就是出现在高高的山脊上，向人们毫无保留地展示着它的三十英里长的庞大身躯，此时，十二点以后的天空就会被它的城垛分成两片。长城之外，就是风沙密布的蒙古高原，那里居住着凶猛的游牧人，他们是中国人的宿敌。
此情此景，不由地令人想到了这样的画面：在漫天沙土的高原上，游牧人身穿羊皮袄，胡须稀稀拉拉，牙齿也露在外面，他们手拿长矛，骑在不干不净的矮种马上，正忐忑不安地眺望着眼前这条石蛇，试图找到攻破它的方法，他们以抢夺财物为生的祖先，一直都能成功地越过这道巨大的屏障。此时，中国士兵也早已在长城的扶墙上排好队列，和对面的游牧人形成对峙之势。士兵们身穿蓝色本色布衣服，一面通过城墙石头的缝隙，向宿敌发射弓箭，一面对游牧人的穿着打扮冷嘲热讽。
中国人修筑长城就是为了抵御塞北游牧民族频繁的侵犯，不过到了这个时代，随着佛教的传入，蒙古人在喇嘛的帮助和佛教的洗礼下，逐渐改掉了凶残的本性，长城的军事防御作用也就不复存在了。现在，关内关外互通有无，长城的关口演变成了重要的通商要道，关外的羊毛、皮制品、木材被带到关内，而关内的砖茶、火柴、煤油也被源源不断地送到关外。行人络绎不绝地出入，驼队长长的，队员们意气风发地走过，这里呈现出一派繁忙、热闹的景象。
由于国土面积辽阔，中国人的外形和文化习惯不免出现南北差异，在差异存在的同时，两者也有着相当高的同一性，只要对南方人和北方人进行一番比较后就会发现，这种同一性尤其表现在文化方面。直属北京城的直隶人的血统里，有一部分来自鞑靼人，因此，他们的混血特征十分突出，个个肤色明亮，体魄健壮，人高马大，那些广东人以及居住在福建、浙江的客家人至少比他们矮十多厘米。他们性格豪爽、待人也很真诚。铁路警察也是北方人的典型代表，他们的行动稳而有力，是当之无愧的好士兵。他们的性格温顺、诚恳、善良，虽然思维不够活跃，但绝对是值得一交的朋友。他们的言谈举止，像极了美国的那些来自乡村的年轻人。
南方人肤色偏黄，身材也比北方人要瘦小得多，他们性格精明谨慎，虽然缺乏北方人的坚毅和憨厚，但头脑比北方人灵活得多。尽管如此，西方人理解他们却更加费劲，也不容易对他们产生信任感。在一些价格低廉的小说里，常常能看到一些关于中国人的描写，大多是这样的：像猫一样狡黠，脸上爬满皱纹，相貌丑陋。事实上，这是作者依照南方人的形象加工而成的。此外，一些趣味十足的传奇文学里也有对东方人的刻画，说他们城府很深，狡诈多谋，原型就是广东人。
毫无疑问，论才干和智谋，北方人远不及南方人精明、智慧，但在经营股份公司时，北方人却更容易成功。这完全得益于北方人的性格，和广东人相比，他们做事谨慎踏实、信心十足。和大多数南方人相比，北方人对朋友以诚相待，相互信任，所以，北方人更容易团结在一起。在中国未来的工业化进程中，走在前面的一定是北方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