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率领国民革命军到达了北方，时间是1928年4月，并且按照计划顺着津浦铁路平稳北上。津浦铁路南面的终点是和南京隔江相对的浦口，它位于长江北岸。“满洲”大军阀张作霖的儿子张学良、山东军阀张宗昌以及孙传芳元帅共同担任北洋军的战地指挥官。北洋军接二连三的败仗使他们在战场上颜面尽失。
双方战争发生没多久，竟然有超越内战范围，演变成国际冲突的趋势。这种新局面的产生主要是由日本引起的。中国外交部4月20日突然接到了日本政府发来的通知，说日方已经下达命令，要求日本驻天津租界军营的三个步兵连从天津出发通过铁路到达济南，另外还有五千名士兵会从日本出发沿海路到达青岛，尽快控制住连接青岛和济南的胶济铁路，这段铁路足有两百八十英里长。中国政府对命令中提出的军队调派立即表示强烈抗议，指明日本这种做法已经严重侵犯了中国的主权。
日方部队这次调动的依据还要追溯到1898年。那一年，有几名德国传教士死在了山东的战略腹地中。当时德国正在忙着和俄、英、法为了瓜分中国而争斗，他们还为自己的行为取了个好听的名字，称为谋取“势力范围”。德国为了获得更多的地盘，正在紧急寻找远东地区的军事要地，包括陆地和海上的。传教士事件发生后，他们总算找到了契机，用武力要挟中国将胶州湾和青岛港移交给德方，并要求取得修建胶济铁路的特权。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向德军发起进攻。德国海军受到了严重创伤，就连军事戒备严密的青岛也被日军强攻了下来，日军马上进入了山东。《凡尔赛条约》中规定，德国在山东所享有的权利和利益，日本都有继承权，于是日本的几千名普通老百姓也搬到了山东，他们或在这里居住或从事商业活动。中国当时已经对轴心国宣战，当然会认为这些规定是对中国人民的侮辱，所以坚决不答应在条约上签字。
日本在1922年的华盛顿会议上放弃了很多从德国继承来的特权，而且决定以四千万元的价格把胶济铁路卖给中国。双方通过协商达成共识，这笔款项由中国当局通过发行特别债券的形式支付，年息百分之六。这些债券的全部利息，直到1928年时仍然欠着没有还。
中国向国际联盟上书，对日本派遣军队进入中国的行为表示强烈反对，而日本鉴于前面所述事实，再次强调他们向山东派兵是有理可依的。同时，日本还指出，国民革命军在北上途中对待外国人的态度一直过于偏激，还采取过火行动，尤其是1927年3月发生的南京事件，最后引发美英两个国家对南京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轰炸。除了这些，汉口和九江的英国租界也是国民革命军运用暴力手段夺回的。
日本军队抓住时机，趁一致对外的国民革命军和北洋军阀争战最激烈的时候，迅速将势力扩展到山东地区，这种行为必将导致严重的后果。于是，4月29日的时候，我买了火车票离开北京去了济南。到了天津我才知道，最远只能到达黄河北岸的德州，再远就过不去了。尽管如此，我还是去了，只盼望着能够有条轮船可以雇用，或者是舢板也可以，只要能到河对岸就行。可是没有办法，这里戒备森严，我等了好几天都无计可施，最后只好又回了天津。
我在天津又停留了两天，期望能有办法从海路过去。其实还有一条路线可以到达青岛，通过陆路绕到沈阳，然后到大连，从大连向南经过四百英里水路就到了。
我到底还是等到了上路的机会，乘坐一艘客货两用船走的水路。这是一艘叫作“天鸟丸”的小型的日本轮船。它还有一个名字叫“臭鸟丸”，不用说大家也知道它的意思了。这条臭气熏天的“小浴盆”摇来摇去地晃了二十四个小时才到了大连，从海河出发，沿途经过了烟台湾。之后又在大连待了一天，改换另外一条船到青岛，也是日本船只，这一段又花费了二十四个小时的时间。
我停在大连时对山东的情况是一无所知的。那里的日本军队和相邻的陆军总部都告诉我，他们也对山东的事情毫不知情，我觉得他们这话不真实。
我是在5月9日周三时到达青岛的，这里的情况十分凶险。青岛港已经被日本的陆军和海军陆战队占领了，市内的大街小巷都有他们的士兵在来回巡逻。市区人口当时差不多有十五万。海湾处在群山围绕中，周边布置了几十名日兵把守，海上有八条满载士兵的运兵船，还有十一条满是弹药和军用物资的货轮也停在海上。
青岛的状况在报社记者眼中实在是有些让人不解。这里只有人们相互间传播的消息，当然这些消息都是不确切的，除此之外没有一篇正式的新闻报道。从5月2日起，美国及英国驻青岛领事馆就和驻济南领事馆失去了联系。北洋派很多在青岛的中国官员不是毫不知情，就是完全改变了平时的态度，开始说话谨慎，严守秘密了。
日本总领事馆、陆军总部、海军总部的新闻发言人都不透露一点儿消息，显得有些虚伪，显而易见，他们都在掩藏事实。这些人都讲，5月3日的时候曾有过火拼，之后电报线就发生故障了，济南到青岛的铁路也封闭了，3日后他们就再也没有收到日军最高长官福田中将从济南发来的任何消息。
发言人们还说，他们的确收集到了些消息，但都是从难民口中得来的“不准确的消息”。难民大多是从内地坐着牛车或是骑马由陆路逃出来的。由于不是从济南直接得到的消息，而且说法又不统一，还互相冲突，所以他们就没有向国际各媒体发布。
日本领事馆和陆海军的三位发言人最终同时会见了我。三个人一直坚称，在过去六天的时间里没有收到任何消息。我无法再忍受下去了，直接说他们肯定在编瞎话。我还有意识地对他们说，看情况我猜得没错，中国人已经将济南的两千三百名日本士兵和一千八百名老百姓全部降伏，并且歼灭了他们。三位发言人听我这样说马上紧张了，问我为什么就不相信他们的承诺。我跟他们说，福田将军的部队肯定配有战地无线电台等设备，绝对不会和最近的指挥机关失去联系，将军一定会做好情况紧急时寻求援兵的准备，又怎么会失去联系？
陆军发言人神情慌乱地强辩说：“可实际情况是，我们的电台好像出了故障或是停止工作了，就连信鸽也没有什么消息带回来。”
“那么谢谢各位了，”我一边往外走一边说，“我需要马上回去发出今天这个有意思的消息：日军的战地通讯设备在战斗刚开始时就不能用了。这实在是条很有意义的新闻。”
我回到酒店居住的房间后立刻就开始写新闻稿。还不到十分钟，外面就响起了敲门声。我说：“进来。”我有些无法忍受这个时候的打扰。可是没有人进来，接着又响起一阵敲门声。我憋着气走到门口使劲拉开了门，只见日本的三位发言人整齐地站在门外，同时向我躬身下去。
领事馆的发言人说：“打扰了。我们是来告诉你，如果你要去济南的话，我们可以送你，还要提醒你的是，一路上真的会很不安全。”
“你说什么？”我有些不敢相信。
“事情是这样的，有列加长火车要运送士兵，今天晚上六点出发前往济南。由于电报线被损坏了，铁轨经常出现被挖走的情况，很多桥梁也被炸毁了，途中有可能会遇到不少战斗。你随他们一起去会非常冒险，但是只要你愿意去就去吧，你也可以亲自看看到底我们是不是在骗你。”
陆军发言人接过话茬：“你一定要和士兵一样，听从指挥，让你趴下的时候必须得趴下，平着趴在火车上。”
“一定会平平地趴在那的。”我口气坚决地说。事实证明，我的确在接下来二十四小时的时间中，不止一次地趴在那里。
这是我第一次在实际战争中采访。我花费了很长时间才决定要带什么东西：一台手提打字机、一百张薄纸、六张复写纸、一个备用色带、几件换洗内衣和袜子、一件深蓝衬衣、两把牙刷、一袋牙膏、四只手帕和六包香烟，这就是我要带的全部行李，我把它们放在一个小提箱中，还挺轻。
没有人告诉我有其他报社的记者要和我一起去，所以去济南的事我就没有张扬，只是跟美国领事馆说了一声。我想发个电报给报社，告诉总部我的行程，可是又怕电报局有人在火车出发前透露我的行踪，最后决定把电报稿留给美国领事，跟他说在火车开动两小时以后再去帮我发。
一位日军少佐五点的时候来接我，开着军用小车，表情看起来很认真。我觉得这位少佐可能只会两个英语单词，因为在整个过程中，我只听到了他说“晚上好”和“请”两个词。还好他肢体语言很丰富，表现得还挺到位。
他把车停在了青岛城外，我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去火车站。之后我才醒悟过来，当时中国人的仇外情绪正盛，日本怕他们知道后进行阻挠，因此把士兵上车的地点从市中心转移到了城外。尽管这样，还是没有躲开，上车的地方聚集了几千名中国人。这些人围成了一个圆，他们神情愤怒地瞪视着日本人，一句话也不说。日本哨兵恶狠狠地把他们拦在了原地，距离火车有四分之一英里远的地方。
这列火车中的十一节为客车车厢，有五节平板车上面装的全是麦秸秆，战马则装在其余四节平板车上，剩下的就是十节货车厢了，全车一共三十二节。火车最后停在了侧线轨道上，它前面有两个火车头拉着，后面有一个推着。前后三个火车头并不是为了给火车增加动力，只是以防出现损坏或出轨的情况，到时候可以替换。一辆装甲平板车在火车的最前面，它上面不仅有探照灯，还有一门三英寸野战炮和四把机关枪。这样的平板车在火车的后面也有一辆。站台上有一堆麦秸，它的上面架有机关枪，这里正好和客车车厢相对。
我们赶到时部队已经全在车上了。日军少佐领我来到第四车厢前面，这里站着一个人，看起来像是在等我们。他是个日本人，个头高出常人很多，样子显得挺年轻。他英语讲得非常流利，他告诉我说，他是来自日本报社的记者，名字叫罗波特·堀口。我感觉很高兴，因为这次行动只有我们两个记者参加。
罗波特，从1928年5月我们认识的那天起就和我建立了深厚的友谊。1937年的时候，日本开始了大规模侵华战争，罗波特就当起了翻译，他经常会出现在上海的日本记者会上。1941年时，我和他曾经在华盛顿见过一面，那也是我们的最后一面。当时罗波特刚被任命为同盟通讯社驻欧洲的首席记者，他正要离开华盛顿到法国维希去。密苏里大学是他的母校，他毕业于那里的新闻学院，后来娶了一个美国女孩。珍珠港遭日本偷袭的时候，罗波特的妻子和出生不久的儿子都生活在美国，他们后来一直在那待着，直到现在。他的家人是无罪的，他们很需要别人的帮助，可是美国和日本的战争给世界带来了毁灭性后果，并让他们成了牺牲者，真是一种悲哀。
这次去济南，如果没有罗波特的陪伴，它也只能算是一次说不清道不明的冒险而已，而且也没有多少收获，因为除了他基本上没有人能讲英语了。罗波特绝对是一个行动积极的新闻工作者，不论什么事情都能引起他的兴趣，他还总是十分热情地帮我翻译，这让我很感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