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冬末到1928年刚入春的这段时间，从新闻意义上说，北京基本上还算平稳。尽管这么说，使馆区还是经常会发出警报，外国侨民听到这些警报时，常会引起骚乱或是心情不安。接着，街头巷尾会谣言四起，对这个夏天即将到来的灾难进行各种猜测。
国民党部队正在踏着成功的步子北上。各个缔约强国1927年对北京采取了戒备措施，这和对上海的态度几无二致。1928年年初，北京、天津、秦皇岛几个地区布置的外国军队兵力已经达到一万二千人，这些士兵来自美、英、法、意的陆军和海陆作战队。驻天津的日本部队也增加了将近一千人。
美国派了准将统领斯梅德尔·巴特尔率领整个海军陆战旅入驻天津，这支部队规模至少有四千人。巴特尔当时的名气正盛，部队配有坦克和野战炮，装备之精良，没几个人敢与之相比。更厉害的是，巴特尔还拥有一支包括二十架飞机在内的空军部队。在所有驻华外国军队的司令官中，这种情况是独一无二的。在天津，美国除了派海军陆战队在此驻扎以外，还派了第十五步兵团长期驻扎在这里。美国驻中国使馆北京总部有海军陆战队特遣队在使馆区专门负责守卫工作，这支部队大约有六百人。这并不违法，虽然是在中国的土地上，虽然驻扎着这么多的外国军队。
各个缔约强国为保护北京和秦皇岛之间的铁路畅通，可自行酌情派兵把守，这是《庚子条约》中规定的。秦皇岛对于华北来说极其重要，它是华北地区仅有的一个深水港。天津虽然位于海河边上，但它的河道过于窄小，潮汐落差又太大，大型船只只要超过了三千吨以上，就没有办法通过大沽口驶往内河。
义和团在1900年骚动变乱时，北京以及驻京外交使团的海路曾经被截断过。很多国家组成的救援部队，也就是被称为八国联军的部队，救出这些外交使团的时候已经是两个月以后的事了。各个强国因为被截断海路而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包括生命和财产。他们为了不再重蹈覆辙，决定果断地采取措施，加以预防。
每十天左右我就要在京津之间来回跑一趟，我为了能够掌握最新的美军防护计划，以及当发生紧急情况时美侨离开华北的具体安排，这种生活从1927年冬天一直持续到1928年初春时节。
发展形势不容乐观，在这种情况下，巴特尔将军每天都要生火，为的是不让飞机、卡车和坦克的燃油被冻成固体。为了做好随时支援北京的准备，部队基本上每天都会进行演练和调动。我听巴特尔说过，他们在接到报警后十四分钟内，就可以组织好一千六百人的部队并立即赶往古都北京。陆战队的士兵们，早已经把北京和天津之间的公路修整得完好无损了。他们把原本破旧不全的桥梁进行了加固，现在要开过一辆坦克已经不是问题。空军部队也在时刻准备着，他们在收到命令五分钟后就可以起飞开往北京。
美国发出通知，确保在北京的所有美侨都要到使馆进行登记。美侨都接到了命令，只要他们一收到预先约定好的讯号，就一定要马上躲到使馆区内，这里有高墙可以作为掩护。驻扎在使馆的海军陆战队，有一支由四十人组成的特种部队，他们每个人都配有一匹蒙古马，每匹马都十分健壮。这些人的主要责任是，发生暴力仇外事件时飞速赶到北京城内的各个美国家庭，把身处危险之中的他们带到较为安全的使馆区。
海河在冬天一直处于封冻状态，冰面蔓延到了台湾，距离大沽口外约摸七八英里的地方。外国人如果在这个时候遇到危险，轻型炮舰没有办法经过冰面到达北京，救援人员就只能绕道于秦皇岛，到达路面后经铁路或者步行把处于危险中的人们带到海边，所以这时北京和天津的形势尤其危险。
北洋军阀为了得到各个条约国的帮助来对付国民党人，他们散布了一些夸大且使人震惊的谣言和报道。想到曾经发生在南京、汉口和九江的事件，虽然北洋军阀的话有些夸大，但是危险还是确确实实存在的。
很多政治思想工作人员、间谍和宣传工作人员早就在国民党人的命令下进入华北地区潜藏了起来，这是肯定的。京津地区的人民群众普遍对北洋军阀怀有强烈的不满和怨恨情绪，对国民党人则是满怀同情之心。这个地方到处都是左派政治分子和劳动工人的同情人士，还有疯狂仇外情绪的煽动者。居住在北京的外国人时时都面临着现实存在的险情。人民群众的仇外情绪在很大程度上都指向了日本人，也正是这样，美欧的驻京人员才勉强逃过一劫，巴特尔将军的海军陆战旅也才能躲过了一场激烈的战斗。
我和斯梅德尔·巴特尔在这一年的冬天和初春时节经常见面。我常常会到游客旅馆去拜访他，他和他的太太一起住在那。我们在一起的时间越来越长，双方也越来越熟悉。以致到后来我经常会连着几天和他们一块吃晚饭，然后一起回他们的住所听巴特尔将军毫不间断地讲他的故事，讲他在外国驻扎时发生的事情、华盛顿在政界中罕为人知的传闻和费城政治界的黑暗。他曾经担任过费城的警察总监，当时为了能彻底消灭政府的贪污腐败行为而努力过，也为了消灭某些政府人员和黑帮势力的相互勾结而努力过，只可惜花了力气，却没有看到成效。
为了保护驻华美国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保卫他们的权利，在不得不打的时候，巴特尔会不惜一切代价，包括在华北地区对华开战。不过他坦承，就他个人而言，他不但不讨厌中国人，而且还很敬仰他们，所以他会在职务允许的情况下，通过各种努力化解中国人的仇外情绪，尤其是其对美国的排斥思想作抵抗，希望这样能够避开和中国人的交战。他掌握的分寸很好，向中国人表示友好的同时，不会显得自己软弱，不敢同对方较量，也不会为了巴结讨好而显得卑微。他专门跟中国人说，他的军队经过了十分严格的训练，状态极好，随时做着准备，如果中国人使用暴力来回报美国人的友好，那么他的部队一定会倾尽全力出击。
根据这个计划，巴特尔从各个方面配合了美国驻华大使马慕瑞的一切行动，并照顾了他所处的位置。两个人在形势最不稳定的几个月中经常见面。他们都觉得，北京和天津两个地区的美国领事馆呈现出来的问题解决起来并不难，难的是传教士问题，这个问题在华北各地都存在。
南京暴力事件发生以后，已经有几百名传教士把他们的家人送回了美国，另外还有几百名传教士偕同全家都迁往了北京或是天津，可是还有很多传教士坚决不离开传教地点。他们已经有很多同伴死在了国民党人手中，按理说，这些传教士应该清楚，如果他们继续留在原地，身处危险之中的话，只能把美国政府推向中国人的对立面，可是这些人却仍然不改变决定。
每个想成为英雄的人都有一种不同寻常的渴望，而且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原因。很多不同意离开传教点、拒绝迁到安全地带的传教士们，他们声称不需要政府的保护，可他们却不清楚，政府不能和他们一样声称：“有个人不怕死，说不需要政府插手，所以我们只好由他们去了。”
对中国人民的友好，巴特尔将军收到了不错的成效，同时也带来了一些窘迫，使他的生活陷入了两难境地。属于北洋政府的天津和一些地方政府，大肆张扬地给他送来了万民伞、勋章和锦旗，这让他很是风光，可是日后国民党人到了这里，不知道会不会因为这个而怀疑到他，甚至把他当作敌人对待。
华北地区的外国驻军虽然很不受中国爱国人士的欢迎，但是极受京津地区中国商业人士的青睐，尤其是美国海军陆战队，他们有丰厚的饷银，可以给这里的商人带来利益。
外国驻军的到来使这里的商业渐渐昌盛起来。美国海军陆战旅购买食品的时候，大多会在华北地区当地购买，他们的军营和仓库也都是租借中国人的，军人们在这里毫不吝惜钱财，都是任意花销。驻军到来后，这里新开了很多戏院、饭店、舞厅、保龄球馆、酒吧、台球房、地下赌场，还有可以唱歌跳舞的餐厅或酒吧被称为卡巴乐，到处都是娱乐休闲的商业场所，每家生意都十分红火。陆战队员身上的军装在天津大街小巷上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他们上装是深蓝色的，裤子是浅蓝色的，军帽是白色的，宽阔的武装带也是白色的，这种装束随处可见。
俄国白人中有很多漂亮姑娘离开北满洲的哈尔滨，来到天津加入了舞女、餐厅侍女、情妇和妓女的行列当中，大约有数百人，尽管这样，还远远不能满足这里的需求。当时天津差不多有一百万人，他们亲眼目睹了八国联军1900年入驻后最为繁盛活跃的一年。
这当然不是说海军陆战队员只顾着疯狂地玩乐而懈怠了军情，他们的纪律十分严格，从没有放松警戒，一直处于备战状态。其实他们大多时候都在工作，还是比较辛苦的。夏天时，天津炎热无比，人们呼吸都有些困难；冬天时，这里不仅风大而且寒冷异常，每年几乎有三个月的时间，冰面都很厚，可以滑冰。在这种气候条件下，美国军队在租界的周围修建了繁杂的战壕和工事群，在租界外形成了有力的保护网。这个艰巨而繁杂的工事任务如果交给中国的劳动力，肯定是完成不了的。
巴特尔之所以很受属下官兵的拥护，是因为他以身作则，对自己的要求比对官兵还要高。他不相信鬼神之说，思想活跃，反应快，思路清晰，说话时又猛又急，言辞粗俗，但是从来不喝酒。他的下属都觉得巴特尔对他们的工作了解得非常清楚。有个仓库在1927年圣诞时着了火，陆战队员们轮番上阵进行灭火，巴特尔也和他们一起艰苦作战了二十四个小时。那天，天气出奇得冷，他却热得衣服都被汗水湿透了。距离着火地点不远处有个弹药库，当时非常危险，在路过的时候，巴特尔却走在队伍最前面，和他的队员们一起称赞上帝，咒骂这场火灾。
这一年冬天，我第一次找到机会能够认识那些美国士兵，而且同时以个体和整体两种不同的形式认识。从那以后我养成了一个习惯，而且在中国的那么多年，这个习惯一直保留着，就是在感恩节、圣诞节或是新年的时候，我绝对不会接受别人的邀请。在这些节日里，我会把海军陆战队员们请过来，满满地坐上一桌，我们一起吃顿饭。我的请客原则是：从美军情报部找一些不认识的人过来吃饭。负责找人的军官要按照我的要求：这些人一定是没有被别人请的，太客气的人不请，不论我请他们喝的是鸡尾酒还是掺了苏打的威士忌或白兰地，他们都不能在意，过于高兴时会乱砸东西的人也不能请。
我在这些聚会中认识了很多人，我和他们大部分人的友情一直保持到了现在。还有很多人因为日本人在菲律宾巴丹省的战争而不幸丧生，使我们的友情不得不结束。美军第四团部队很有名气，他们原来一直驻扎在上海，后来在撤往马尼拉途中经过巴丹的时候，遭遇了日军的埋伏，他们奋力抵抗，直到全军覆没。
美国海军陆战队和其他部队在天津危机过去之后就离开了。天津一下子失去了往日的热闹景象，变得黯淡无光。我专门从北京赶到了天津和这些部队说声再见。陆战旅离开的第二天，发生了一件我意料之外的事情：天津中国商会的五个代表要见我。见面后我才知道，他们是想让我帮助他们收回欠账，他们还带来了两只大箱子，看起来挺有分量。他们告诉我说，很多陆战队员都没有把欠下卡巴乐和酒店的钱还清就走了。
他们把带来的那两只箱子打开让我看，里面放的都是欠条，全部加起来不少于一万一千美元，不过那都是按中国货币计算的。
我随便从箱子里拿出一沓欠条，上面写着：“十张舞票，一元。”“一杯威士忌加苏打水，六角。”“四杯啤酒，四角。”
我快速翻看下面的署名，用了很多笔迹也写着很多名字，有“赫伯特·胡佛”，他当时是美国商业部部长，后来当上了总统；有“柯立芝”，当时的美国总统；有“斯梅德瑞·巴特尔”，当时的旅长；“乔治·华盛顿”；有“卡瑞·纳辛”，美国极端宗教人士中反对酗酒主义者；还有“众议员沃尔斯特德”，美国众议员中的禁酒人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