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北京《英文导报》一直工作到1927年6月。这段时间的工作，在我这么多年的职业历程中，和以往是有所不同的。我对远东地区政治生活方面的认识，在这段时间有了很大的改变，一件又一件事情让我很是震惊。离开《英文导报》，我工作的声望名誉和我的人品竟然没有受到太多的负面影响，这让我感到十分幸运。
戈洛弗·柯乐文作为《英文导报》的老板，待人很和善。他身材肥胖，体格健壮，有只眼睛稍显斜视，对客人有时会太过热情。大家在他面前常会有不舒服的感觉，也不知道为什么，总好像亏欠了他什么似的。
我刚到北京就被他邀请到家中一块吃饭，在那很荣幸地见到了柯乐文的夫人和两个孩子。柯乐文在进餐时滔滔不绝，他说，一个外国人想在北京找到完美的住所是很不容易的。后来他又提出，想把他的房子出租给我一部分。租给我的地方和他那是不相通的，里面有客厅、餐厅、浴室、储藏室，还有很大的一间卧室，还带有院子。他还说把家中的几个佣人调来帮我做饭，做家务。他提出的房租也不贵，我当时就答应下来了。只是我告诉他，要不要长期住下去，等六周后我做了是否继续在报社工作的决定以后再说。在我没有决定离开以前，住在这里很合适。
柯乐文住在北京城东北角的城墙里面，那个小巷的名字好像是翰林的意思。《英文导报》报馆在一个叫作煤渣胡同的小巷中，是一个四合院，在靠近市中心的地方，院子不大，外面和房间内的地面都用青石板铺成。中国排字工都是用手工完成排版的，让我感到惊奇的是，这些工人只有工头还认得一些英语，其他的人都对英语一窍不通。
《英文导报》每月只有一千两百份的发行量。印厂会从外面找些其他的活给工人，以此来承担他们每月的薪水。报纸内页上的新闻，大都是复印美国报纸的内容，因为把这些报纸运到中国就要一个月的时间，所以复印出来的都是一个月前发生的事。这里收到的消息是美联社用电话、电报或无线电设备传播的，报纸的头版多是通讯社不需付费的电讯，主要目的是做宣传。这类通讯社大多是由各种组织出钱赞助的，这些组织来自不同的国家，有中国、日本或是苏联。我看了之前的存档，上面的内容差不多全是从美国各种期刊、报纸、年鉴等发行物上剪下来的，社论基本上没有。报纸没有专门的记者，所以当地的新闻内容也基本上很少。
我觉得这样的经营模式真是有悖常理，之前的动力一下子消退了不少，想着待够六周后，就告诉柯乐文我的打算，让他继续找人，不过在找到合适的人选之前，我也可以继续帮忙。后来我发现柯乐文的工资已经被拖欠了半年之久，他的工资是每月一千块中国货币，当时我更加坚定自己的想法了。
我上任三周后的一个周六的上午，报社的广告经理斯坦尔·佛莱尔惊慌失措地闯进了我的办公室。我们后来成了好朋友。
“下周三柯乐文就回美国了，你知道吗？”
我呆了一下，问他：“那谁来接替他？”
“难道你不知道这事？”
“没有人告诉我啊。你又是听谁说的？”
“我是在联系业务时才知道的。”佛莱尔接着说，“我发现柯乐文已经买好了去芝加哥的船票，他们全家都走，票是在美国运通公司买的。他在一个裁缝店订了五套西装、一件大衣，要求店主尽快做好。在一个和我们有业务往来的鞋匠那，他还订了六双新鞋，并告诉鞋匠周二之前一定要完工。公司的账簿显示，柯乐文被拖欠的工资也已经发还给他。”
也许是公司从哪里捞了笔外快，还给了柯乐文，不过我现在关心的不是这个。柯乐文没有告诉我他要走的消息，我想可能是他已经做好了安排，请到了高人，他不在北京的时候可以由那个人接替我的工作。
我和佛莱尔聊天后的第二天正好是周日，周一不需要出报，我就和几个人在客厅里打起了桥牌。正打着时，柯乐文漫不经心地走了过来，他声音很高地对我说，要和我商量重要的事情，请我先停一下，他要和我单独谈谈。那几个朋友听见后，都很知趣地离开了。我大致猜到了他来的目的，也做好了这辈子第一次被解雇的准备，我想知道的是柯乐文会找个什么理由辞退我。
他毫不拐弯地说：“跟你说件令你意想不到的事，我周三就回美国了。”
我回道：“我早就听人说你买好了船票、西装，还订了新鞋，怎么会意想不到呢？”
“怎么可能……”他刚想说什么，就被我用手势打断了。
“我从哪里听来的已经并不重要。你只要告诉我，你想让谁代替我的位置？”
“有什么疑问吗？肯定是你。”
我加重语气，说道：“不是我，你全弄错了。”
我想起后来那半个小时就直哆嗦，我对他只剩下了一种感觉，就是厌恶。刚开始，柯乐文说我们当初在信中写下的协议他“没有搞清楚”，接着他又哭起来，说是他太太得了重病，一定要立即返回美国。我继续追问，他只好说，他太太的眼睛如果不马上动手术就会瞎了，可只有芝加哥的那位医生才能做这个手术。
我最终禁不住他的软硬兼施，没能遂了自己的心愿，答应他干到1927年春天。柯乐文应允了我的条件，他每个月给我一千元的薪资，假如需要请人帮忙的话，酬劳从这一千元里面扣。他的房租由他照出，我自己解决吃饭问题，并负责全部佣人的花销。
我还向他提了个要求，希望他以老板的身份给我一份授权协议，在他离开北京这段时间，北京《英文导报》的新闻和社论方针等问题由我全权负责，让我想不到的是，柯乐文竟然很随便地答应了。我之前已经和大部分报社董事接触过了，明白和他们在报纸方针上很难形成一致意见，所以我执意要求柯乐文在授权书中说明，如果这段时间内有董事干预我的管理，我可以直接辞职，并再告诉他二十四小时后就可执行，不需要等到柯乐文从美国回来。
正式授权书在周一时交到了我手中，一切好像并无异常。后来发生的事情让我认识到，对所有的协议和法律文件都不可疏忽，一定要经过反复琢磨。
周三中午12点半的时候，柯乐文急匆匆地来到我的办公地点跟我再见，并祝我万事顺利，又为自己的仓促离别表示歉意，并说他们订的下午一点半的火车去天津，太太和孩子正在外面出租车上等他，他必须走了。
柯乐文刚走五分钟，他的信就由一个中国雇员交到了我手中，信中直接写到，我们当时达成的协议赋予我的权力“只包括新闻”，并说明社论全部由身为董事之一的德怀特·爱德华兹写作。这个人其实是北京基督教青年会书记，那才是他的正式职业。
我看完那封信后，立即变得怒不可遏，马上跑出办公室，穿过院子，冲进了柯乐文的私人办公室。他正在拿着新做好的大衣，努力地往身上套。我气冲冲地对他说，等我整理好东西，立刻就走。他听了又开始苦苦哀求，还哭了起来。我竟然不知悔改，又一次妥协了，最终答应他留下来。不过这次，我们在决定留下之前重新拟定了份协议，并找来了证人，双方当着证人的面签了字。新协议中规定，我对报纸的新闻方针和内容拥有不受任何限制的掌控权；还规定，德怀特·爱德华兹在发表任何一篇社论之前，关于社论的方针和表达一定要得到我的认可，不然的话，任何评论都无权发表。
这种严格的检查规定，致使柯乐文不在的八个月左右时间里只发表了三篇社论。中国在这段时间里发生了很多重要事情，而且每一件都深深地影响着美国对华政策的决定。我对这些事情的看法，都遭到了爱德华兹的反对，他不同意发表，同样，我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也不准他在报纸上刊登，他的那些看法我也无法认同。
1926年秋天，北京出现了怪异的局面，政治权力好像暂时不存在了。外国各个公使馆及大使馆和从前没什么差异，只是北京政权已经根本算不上是全中国的政府了。外交部虽然是各国外交官刚刚上任时存案以备查考的地方，但这些官员都认为“北京政权”的适用范围只在城墙外三十英里以内。外交部只不过是存放各国给中国的文件的地方，当时再没有其他作用，就连这些文件也只是法律和外交的形式而已。
1926年年初的时候，北京周围经常出现战争事件，传说中的“基督将军”冯玉祥最终被战争逼到了北京西北的张家口。在那场战争中，吴佩孚和张作霖合伙打败了冯玉祥。我9月到达北京的时候，吴佩孚原在汉口的地盘刚刚被北伐军占领，他败在了蒋介石的国民革命军手下。张作霖是满洲公认的第一军阀。当时北京的实际情况其实就是，吴佩孚和张作霖两人联合掌握着政权，这个政府才是各国政府认可的中国政府。但吴佩孚在汉口的失利让张作霖钻了空子，让他有机会独自一人夺取天下。他果然在吴失败后没过多长时间就采取了行动。吴佩孚被迫往西退到了四川。
北京城内的外交以及社交活跃分子依旧停留在北京饭店，他们仍然整天忙碌于吃饭喝酒及寻欢作乐，表面看起来世界是如此太平。过完年不久，这里刚刚发生过激烈的战争，那些有身份却只知道纵情狂欢的外国人也亲历了那次战争，听到了当时如雷的炮声。尽管如此，他们对中国内战的态度，还是和从前一样，仍然是不闻不问。
当时的外交部长是顾维钧博士，他在执政高级官员中虚有其表。有一次他给我打来电话，让我马上到外交部去一趟，当时正是早晨，柯乐文已经离开一个月。外交部大楼高耸华丽，四周有围墙环绕，广场上宽阔清静。到达后，我就看见顾博士正在那气呼呼地等着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