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岗浪背村社员孙谭英家有一棵杨桃树，结果2500多斤，卖钱900多元。孙谭英说，这棵杨桃树是其父70年前种下的。
这棵杨桃树枝繁叶茂，高十三四米，主干树围达2.3米，树冠覆盖面积140平方米，每年结果两次，每次可连续收摘杨桃50~60天，一年可收摘100天以上。
“马太”购物中心5天赚回总投资
充满大冲突大争论的改革，其实是逼出来的，是被吃饭逼出来的。小岗村的干部签字画押“大包干”，是为了吃饱肚子；“傻子”卖瓜子，也是为吃饱肚子。深圳许多改革的动力，也是为吃饱肚子。这种朴实的道理胜过理论家、经济学者的宏大理论。
在1982年讨论赤湾开发的一次会议上，袁庚说：“蛇口危机四伏，层层卡，办事难，香港报纸批评我们效率低，弄不好会垮。”广东省省长刘田夫说：“要多写内参往上捅，中央看了，很管用。”
“四分钱惊动中南海”是蛇口最典型的故事。
1980年前后，在第一期600米顺岸码头的施工中，交通部四航局中标。四航局用的全部是从日本进口的新挖土机和翻斗车，但是每天每车只能运20~30车，严重影响了施工进度。四航局的车队长亲自试车，最后制定出40车的任务指标，司机每天完成40车，每车奖励两分钱，40车以外，每车奖励四分钱。
司机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了，大家提前上班，天黑了，还要由车队长赶工人下班。为了不上厕所，司机们连水都不喝，下班以后还主动检修车辆。这样人均每天能够完成80车的任务，最多的一天完成了130车。工地上热火朝天，日夜加班。
工程提前完成，公司也因此得到了30万元的奖金。
但是蛇口工业区拿四分钱奖励工人的办法却与国务院颁发的制止滥发奖金的规定顶了牛。当时，“奖金挂帅”还是要批判的，四航局被有关部门勒令停发奖金。
行之有效的奖励制度被废除了，工人的积极性严重挫伤。运泥土又回到了每天每车只能运二三十车了。
蛇口工业区负责人王今贵去北京参加全国交通工作会议，会上发言讲蛇口工业区的经验，说到提前完成工程的给予奖励，台下一阵嘘声，听众突然轰动起来。王今贵想到全国正在批判奖金制度，发出去的奖金也要退回，连忙补充说：“特区，特事，特办。”算是做了圆场。
蛇口四分钱奖金被停的事，袁庚找来新华社记者，写成内参，呈报中南海，蛇口的奖励制度才得到肯定并恢复。
1982年6月28日，“马太”陈惠娟在蛇口的第一个项目——蛇口购物中心开业，它虽然只有100多平方米，建的是简易房，设施简陋，却是大陆第一家可以直接用外币来购物的商店。1981年，袁庚找“马太”建购物中心，其建成也是内参发挥了作用。
当时二线海关没有建成，蛇口的一线海关也很小，仅仅是九龙海关驻蛇口的办事处，只有少少的几个人在海滩上的一座黄色小楼里办公。办购物中心，涉及大量物品的进口，涉及进口物品的关税，所以海关一时不同意。招商局尽力争取，向广东省经济特区管理委员会做了汇报，后又经新华社香港分社的记者写成内参报给国务院，才得以获准。
购物中心开张的那一天，成为“马太”一生中最难忘的一天。那天，商店还没有开门，门外已经排起了长长的队伍，大门一开，人们蜂拥而入，抢购物品，拥挤的人群把商店大门的玻璃都挤碎了。收银人员的手数钱数得发酸、发软，仓库里大多数品种的货物都被抢购一空。晚上关门后结账，-天的营业额竟多达50万元。
购物中心开张5天，就收回50万元的全部投资。
“马太”曾经动员她丈夫的一位朋友参资购物中心，他到蛇口考察回去后说：“那么穷的地方怎么能去开商店呢。”后来错过这个机会，他后悔得要命。
看到“马太”的生意这么好，后悔的还真不少。最初同“马太”一起来蛇口的还有3个香港“太太”，被称做“蛇口四太”，留下来的只有“马太”。
“马太”的购物中心一直经营到1995年，拆掉以后，建起了现在的海景广场大厦，成为蛇口的标志性建筑之一。“马太”的事业也越做越大，逐步进入房地产，并进入内地市场。“马太”后来当上了深圳市政协委员。
一个购物中心也值得这么大书特书？它确实是太重要了。它的开张，解决了蛇口人的吃饭和生活用品供应问题。而深圳那边正在为吃饭和生活必需品的供应左冲右突。
深圳存粮只够吃两天
“你怎么搞的，我这当市长的中秋节吃饺子连醋都买不到？”市长梁湘向分管供销、商业的副市长周溪舞半开玩笑的这句话，生动地道出了当时深圳的困难。
实际上，吃不上醋不是大事，吃不到粮才是大事。
1982年7月19日，全国公布人口普查结果：“全国有9.5亿人申报，深圳有34万多人登记。”
何止34万？周溪舞这样计算：在深圳市区，即原宝安县政府所在地深圳镇这个地方，只有三四万人口。建市初期，常住人口（户籍）由于受到控制，所以增长不快。暂住人口和流动人口增加非常快，在深圳市暂住人口其实并不暂住，一住就是一二十年；流动人口并不流动，往往是一家人都流到了深圳。这里面有大量的建筑工人、打工者、求职者，还有跟随这些人来的家属。当然，也有一部分是来去匆匆的游客。在1981年、1982年的时候，大约有五六十万人在深圳市生活，而且每日每时都在增长。
到饭店吃饭必须交粮票，没有粮票，有钱饭店也会把你赶出来。现在的年轻人不理解这是怎么回事，但特区刚开办时，很多人都会遇到这样的事。刚来到深圳的人大多并没有把户口迁过来，粮票、肉票的发放在内地。第一个月是随身带过来的，第二个月是家里寄过来的，第三个月就不及时了。有不少人是从内地偷偷跑出来的，单位就找到粮局，说不要给他粮票、肉票了。没有粮票、肉票，就买不到粮和肉，就无法生火做饭，到饭店也吃不到饭，在深圳就无法生存，好多人就这样被逼回了内地。
那时候，饭店也是凭粮票到粮局去买粮的，火车站泮溪酒家的老板就找到市里，说可不可以买点议价粮，没有票，也可以吃饭，价格贵点就行了。市里说，可以试一试，一碗米饭，有粮票5分钱，没有粮票5毛钱，结果还是有不少人去吃饭。
价格能不能接受是一个问题，更大的问题是没有粮食。五六十万人口的城市，国家调拨的粮食指标只有几万人的。深圳就到湖南、江西等省去求援。他们说，粮食是有，但国家统购统销，管得严格，运不过来。深圳就说，价格可以高一点，但质量一定要好。有人就试着到农村高价收粮，运到深圳赚了钱，不少人就悄悄做起来。
即使是这样，有一次深圳存粮也只有两天的量，大雨把路冲坏了，运粮车赶不过来。这可把领导急坏了。当时有一船粮食正从泰国运来，市领导要求该船每行10公里，就向市里报一次位置，最后一刻，粮船到达蛇口，市领导悬着的心才放下来。
议价粮价格虽然高，但质量好，拿着粮票购粮的人就少起来，有的人就通知外地家里不要再寄粮票了，粮票逐步退出了市场。
肉票是通过价格并轨取消的。到外地采购粮食的同时，深圳也派人到内地采购生猪，弥补市场的不足。开始采取凭票和议价两种价格，议价肉价格要贵两倍，但是凭肉票买肉要排队，有肉票的人没有时间排队，有人就收购肉票，凭肉票买了肉再到市场上议价销售，套取政府补贴。促使政府采取了价格并轨的措施，降低议价肉价格，提高凭票肉的价格，统一为一个价格，这样肉票也就逐渐没用了。
因此，20世纪80年代初，深圳就取消了粮票和肉票。而1992年，全国才正式发文取消粮票和肉票。
有一次，副市长周溪舞到北京开会，报到时，管报到的人看他是深圳来的，就说：“你们深圳取消粮票了，不收你的粮票。”周溪舞十分得意。因为过去到北京开会，经常会有人提出一些令人不愉快的问题，比如“你们深圳的干部是不是都发财了？深圳是不是有很多人搞投机倒把？深圳是不是赚的都是内地的钱”等等。只有这一次，北京人是用羡慕的眼光主动向深圳人提出不收粮票的。
人不但要吃粮吃肉，还要吃菜，解决了吃菜问题，让深圳在全国率先放开物价。
市委副秘书长、财贸办主任李定管的就是日常这些棘手的事。他后来讲述深圳这段物价改革的过程时说：“那时候，物价全国统一，违反者就是扰乱社会主义经济秩序。是小平同志的特事特办的政策给我们壮的胆。”
1981年，深圳在和平岭搞了一条商业街，搞商品展销。当时是11月份，但级级通知电风扇价格上涨15%。有香港人过来看到后悄悄说：“神经病。”有人告诉了李定，他反觉得香港人说得有道理，商品应该随行就市，不能统一价格。李定就要求在这条街上搞浮动价，结果，把香港、东莞、惠州的人都吸引来了。做生意的人说，价格降了，但销量大了，钱还是赚了。
第二年到了收购外贸荔枝的时候，李定又动起了价格的主意，因为已经几年收不到荔枝。外贸公司规定收购价每斤8分钱，果农自己到小市场卖是3毛多，卖到香港是1元港币，任你围追堵截加教育，果农就是不卖给你。荔枝是出口换外汇的重要商品，收购荔枝是国家计划。李定就以质论价，随行就市到南山收荔枝，不但深圳的果农来卖，周边地区的果农都把荔枝挑来了。结果省里坐不住了，先是打电话，后是发新闻批评，然后是发文制止，接连下了五道禁令，严厉批评。“不过没有给什么处分，因为我们有道令牌：‘特事特办’”。
吃菜的事，也是由李定管的。
国家定价一斤青菜5分钱。深圳的农民种了菜，也到香港卖高价，不愿在当地卖。深圳就向汕头求援，调来5000菜农，结果两个月后，人全跑光了。菜农说，种菜不如捞虾，捞虾不如拉沙。又到广州调来5000菜农，还是没留住人。
李定提出菜农种菜亏本，肯定不干。市里就实行财政补贴，但补了不长时间，市里就挺不住了。李定就提出是否调高一下菜价，那可是大事，上面开始不答应，后来实在没有办法，领导就让试一下。一斤青菜先涨到4毛多钱，已经翻了几番，各方面的意见太大，但不几天就涨到1块多钱。那些日子，早晨6点多钟，李定就骑自行车到市场上看菜多不多，看菜价有多高，菜价涨得他头皮发麻，市民的埋怨之声不绝于耳。
市里再也扛不住了，就专门召开会议研究这个问题，涨价措施可能会被取消。
但就是在开会的时候，传来了消息，市场上的菜价下降了，降到了8毛多。大家有些惊喜，又有点搞不懂，那就再等等看吧。原因很简单：由于深圳的菜价放开了，广州、东莞、惠州的莱都运来了，菜多了，价格自然就降了。
1982年下半年，东门老街的南塘菜市场，就是四乡菜农来深圳卖菜的地方。
这里的菜新鲜，花色品种多，就是价钱较高，生意很兴隆。
1982年到1983年，深圳基本放开物价，闯过了价格改革这一关。
1988年5月19日，邓小平在接见朝鲜军事代表团时谈到价格改革的意义。他说：“理顺物价，改革才能加快步伐。”“最近，我们决定放开肉、蛋、菜、糖四种副食品价格，先走一步。中国不是有一个‘过五关斩六将’的关公的故事吗？我们可能比关公还要过更多的‘关’，斩更多的‘将’。过一关很不容易，要担很大风险。”“但是物价改革非搞不行，要迎着风险，迎着困难上”。
到广交会上订购国货
除了吃粮，吃菜，吃肉，五六十万人的生活必需品太多了。商品的短缺，促使深圳冲撞计划经济分配商品的体制，一些匪夷所思的招数都使了出来。
1982年，分管财贸的副市长周溪舞有点儿焦头烂额，按下葫芦浮起瓢。
1982年上半年，国务院特区办公室传来一个信息，说四川省投诉深圳市商业部门去四川收购干辣椒，影响了四川的辣椒收购和供应计划。
周溪舞知道惹麻烦了。收购干辣椒，哪里不好去，为何偏偏要跑去四川收购呢？周溪舞在佛山地区工作的时候，军分区有一位副政委，是经过长征的红军干部，老家在四川。20世纪70年代初，他回家探亲后曾跟周溪舞闲聊，他说当时四川干辣椒是凭证供应的。深圳公司到一个凭证供应的地方去收购干辣椒，不是自找麻烦吗？
没多久，国务院特区办公室又传来一个信息，说山东省投诉深圳市的商业部门到山东去收购大花生，影响了他们的收购和出口计划。周溪舞到进出口服务公司查看，在一个角落看到堆着七八个麻袋包，打开来，抓起一把大花生，这种花生比深圳市面上卖的花生差不多大一倍，剥开外壳以后，里面露出了粉色的内衣、白白的果仁，煞是可爱。周溪舞表扬收购成功，肯定价格和销路都会很好，但影响了人家的计划就不行了。
屋漏偏逢连夜雨。1982年上半年，省商业厅在新会县召开商业局长会议。深圳市当时先行一步，进行机构改革，把经济性质的行政局都改成了公司，如商业局改成了商业总公司，外贸局改成了外贸总公司、工业部门也改成了电子工业公司、机械工业公司、轻工业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