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召开商业局长会议的通知便不知往哪里送了。深圳没人去参加这个会议，结果失去了在会上争取多分配商品的机会。直到会后，商业厅打电话来问：“为什么不派人去开会？”深圳才知道这回事。好在当时省商业厅厅长鹿益三和周溪舞是老熟人，他来深圳检查工作的时候，周溪舞和他共进午餐，三杯酒落肚之后，周溪舞便开口了，除了说明没去开会的原因外，还希望他能支援特区，多调些畅销的商品来，如永久牌、凤凰牌自行车，蝴蝶牌缝纫机，茅台酒，大中华烟……鹿益三表示尽量支持。过了不久，周溪舞问商业部门，是调拨来了一些畅销产品，但数量不多，不好销的产品却调来了很多。
为了解决商品短缺，深圳打起了外汇的主意。当时国家给深圳的特殊政策，其中有一项是外汇收入全部留用，国家不分成。再加上深圳准备发行特区货币，可以和外币通用。因此，也许深圳可以拿外汇采购出口商品来解决市场问题。去找国务院和外贸部谈，领导表示支持。
1982年下半年，深圳组团参加广交会。开始受到阻拦，后来工作做通了，由广交会发了一个通知，通知各省代表团：深圳市由副市长、副秘书长分别担任团长、副团长来参加广交会。但采购开始以后，情况并不乐观。各省代表团反映，他们是来出口商品的，只有深圳是来采购商品的，不知道怎么和你们打交道？有些政策也需要进一步明确，如商品卖给你们算不算完成出口计划？怎么作价？用什么货币结算？等等。
深圳解释，外贸部同意我们来采购，当然应该算完成外贸计划，价钱要按照给国外总代理的到岸批发价，货币基本上用外汇。
周溪舞考虑到政策的问题容易明确，但还要做宣传特区和建立感情的工作。于是，他提出，邀请各代表团到深圳参观，进入特区和沙头角的通行证由深圳负责办理，费用由深圳负担，然后布置大家分头邀请。结果各代表团到深圳参观这件事情反应很热烈，因为有些人过去没来过深圳；有些人虽然来过，也是在创办特区以前，大家都想到深圳去看看，中国办经济特区到底是怎么回事？
当时深圳已经有了东湖宾馆、竹园宾馆和与广州合作办的泮溪酒家，招待吃饭是不成问题的。深圳有些项目已经开始建设，有了一点大兴土木的气氛。还有两个亮点可以参观：一个是沙头角镇的中英街；另一个是到罗湖桥头，看对岸香港罗湖车站挂着的英国国旗，也算看到一点“异地风光”。
经过这次参观以后，大家也开始熟悉起来，于是便开始了采购工作。一般来说，凡是出口好销、创汇率高的商品不大容易成交；出口销路不好的产品比较容易成交；有些出口销路不好、创汇率又不高的商品，用人民币就可以成交。其实，国际市场畅销的商品，深圳不一定都需要，国际市场不畅销的商品，深圳可能很需要。利用这种需求互补关系，深圳在采购商品上大有文章可做。
1982年秋交会到1983年春交会前，深圳采购了1亿元人民币的商品；春交会上采购了1亿元的商品；春交会后又采购了1亿元的商品。1年左右的时间，深圳采购了3亿元的商品，对解决深圳市商品短缺的问题起了一定作用。
竹园宾馆砸了“大锅饭”
竹园宾馆砸了“大锅饭”和“铁饭碗”，开创了全国先河。这种做法在深圳的国营单位得到推行。
深圳第一家实施劳动制度改革的是竹园宾馆。
1981年的时候，竹园宾馆是深圳最早的中外合资经营宾馆，也是唯一一间设备较好的宾馆。开业不久生意很好，许多外商来深圳都指定要住竹园。但是，好景不长，几个月后，旅客越来越少，有的外商在深圳宁愿住条件差的旅馆也不住竹园。合资经营的港商刘天就找到市里，要求终止合同。
问题出在哪里呢？1982年年初，市委副秘书长、财贸办主任李定带工作组去调查处理。当时的饭店服务员称“同志”，“同志们”反映：刘天就这个资本家太恶毒，他要求“同志们”每天都要把房间的床上用品换洗一次，厕所不但要没有臭味，还要洒香水，更恶毒的是要求“女同志”涂口红，还要站在门口面带微笑地迎接那些资本家。我们“革命同志”怎么能干这样的事？有的“同志”被“资本家”批评了几句，就不来上班了。不来上班不要紧，工资要照发，一分不能少，因为这里是社会主义。
李定问刘天就，在香港遇到这种事怎么办？刘天就说：“炒鱿鱼。”李定想了半天，就发了一个通知；“如果再不上班，就要开除。”
“社会主义还开除人？天大的笑话。”有一些人还是不来上班。
李定就让人列出一个表现最恶劣、在家待着不上班员工的名单，共列出12个。
李定感觉打击面太大，就减少到6个人。第二天就把开除6个人的名单和决定张榜公布出去。
这一下炸了锅，并惊动了有关领导，有领导从省里给李定打来几次电话：“你们这可是违背社会主义原则的政治问题。”李定坚决顶住，解雇了那6名员工。
这一招管用，在家不上班的都回来了，也听话了，按照要求做起来。刘天就又说，这还不行，干好干坏一个样，都拿一样的钱，这样调动不了积极性。将工资与表现挂钩，奖励干得好的，这样才真管用。
那个时候的工资制度可是国家制定的，这能改吗？李定犹豫之后还是制定了一个职务工资、技术工资加浮动工资的改革方案：50%是职务、技术工资，相对固定；50%是浮动工资，其中一半与当月的住房率挂钩，另一半与个人考核表现挂钩，每月浮动。除了工资制度，这个方案还把干部、工人的身份打破了。过去只有干部当管理人员，并且按照级别担任职务，现在，工人干好了，也能当管理人员，干部干不好，照样当一般服务员。
竹园宾馆砸了“大锅饭”和“铁饭碗”，应该是开创了全国先河。
沙头角商场搞承包
国家干部每月最多才400元工资，一个商场经理，最多是个股级，每月工资350元，太高了。这个经验不能推广。”在第一次深圳财贸系统承包经营工作经验交流会上，承包者不准提自己的工资收入。
1982年，深圳财贸系统搞起了全国第一家承包经营的商店。
有一次，李定带人到沙头角的综合商场检查工作，看到与咫尺相隔的香港一方的商场比，这里简直是另一番天地。香港的商店，货物非常应时，早晨很早开门，晚上营业到很晚。店里的服务员笑脸迎客，不停地向顾客介绍商品，还到店外招呼客人。而深圳的综合商场，早晨9点钟开门，11点关门吃饭休息，下午2点半开门，4点半关门。商场的商品货不对板，夏天了，还有一半是冬天的货。服务员更是冷冰冰的样子，坐在柜台后面，顾客进来了都不看一眼，顾客询问商品也不搭理。
原因很简单：全市所有的商场都拿一样的工资。这个综合商场已经是先进了，每年上交60多万元的利润。
李定接连在香港的商场转了几天，算了一笔细账：如果照着香港人的方法经营，深圳的这家综合商场一年最少要赚600万元。他就拿出一个大胆的方案：如果谁能每年给政府交600万元，就任命他当总经理，月薪从58元提高到350元；完成上交任务，员工工资从每月35元提高到200~250元。他到组织部找到部长说：“咱们试一下。我先选好人，任命，然后组织部再下文件。”
开始没有人敢接这个任务，大家心里都没有数，有人说，600万元太高了。李定说，我算过，能完成。工资一下涨了好几倍，一些坐不住的员工着实高兴，就不断地推举他们信得过的人。一个副总经理答应试试。选定了新的总经理，老的怎么办？工作组就去做工作：老的总经理改当书记，工资与总经理相同。能多拿几倍的钱，老总经理答应得很痛快。
不过，这时候有领导却担心起来，把一个国营商场承包出去，交的钱是多了，但合适吗？李定去做工作：“一年国家多挣了500多万，比过去翻了近10倍，有什么不好的呢？”
综合商场实行承包经营后，完全变了一个样。他们天天看着路对面的香港人做生意，模仿就行了，香港人早晨7点钟开门，他们也7点钟开门，香港晚上11点关门，他们也晚上11点关门，香港的服务员在路上揽客，她们也打扮一下到路上揽客。经理就忙里忙外找货源，让店里的商品丰富起来。
第一个月，沙头角综合商场上缴利润70万元。经理很诚实，把一个月赚的钱全都交上了。一个月赚的钱就超过过去一年赚的钱，大家心里都非常激动。这个商场年底交了600万元，还结余了100多万元，他们就在沙头角盖了一栋楼，是当时沙头角最高最大的楼房。
李定算了一笔账：承包经营后，沙头角综合商场全体人员的工资每年只多发10多万元，但为国家多挣了500多万元。这笔账太合算，经验也就很快被推广了。
但是在经验交流会上，还是临时要求不准讲出承包后的“高工资”。
接下来实施承包经营的是合资经营的友谊餐厅。说到友谊餐厅，20世纪80年代初的深圳人无人不晓。那是高档时尚的象征。里面有洋酒、洋烟，有酒吧西餐，花的也不是人民币，是港币。友谊餐厅下属有一家蛇餐馆，也是和香港人合资经营的。承包制就先从蛇餐馆着手。三个不起眼的小人物组成“曾振康夺标小组”在众多竞争者中胜出。为首的曾振康是友谊餐厅的司机，曾为总经理们开过车，他是个有心人，耳闻目睹懂得了许多做生意之道，也产生了一些想法。陈清源是山珍楼的采购员，办事认真，对货源、行情、顾客口味、季节时菜等业务已了如指掌；梁建基在友谊餐厅和竹园宾馆开过车，平时也留心学到一些“做生意”的奥妙。
夺标之后，他们各显其长：曾振康抓全面经营兼小卖部采购主管；陈清源采购餐料货源；梁建基当了楼面主管，所以，平时多数是他留守大本营。谈到承包，梁建基说，在承包前，他们就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光是“打算盘”，就熬了4个不眠之夜。精打细算，他们“内定”的最高利润承包额是9万元，但投标投到8万元，就没人敢要了，还有1万元松动呢。3个年轻人在调查研究之后充满了信心，一上任就宣布了他们的施“政”方案：精减人员和压缩不合理开支；增加花色品种和经营项目；发扬民主建立班长制；改善服务态度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