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服惯性思维，走向互利共赢
美国人是最讲利益的。我和美国人打了那么多年交道，知道美国人是比较客观、比较实事求是的。所以，我和美国人谈了10年，没有请美国人吃过一顿饭，我知道请美国人吃饭是没有用的，不像咱们哥们饭一吃、酒一喝，什么问题都解决了。美国人不是这样的。如果你要跟美国人讲某个条款，就要讲接受这个条款对你们美国或者对美国公司有哪些好处，他回去一分析，没有糊弄他，他第二天就会来找你说可以。但如果你没有跟他讲清楚，就算你叫他爷爷，跪在他面前都不行。
美国人是最讲究实际的，所以跟美国人打交道很容易，只需找到共同利益。你只需要讲这么做对我们有什么利益就好办。所以和美国关系搞好，就要形成利益共同体，要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这就是为什么要叫“互利共赢”的原因。
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现在我们和美国的关系中有相当多的误判。比如现在报纸上经常讲的“美国人重返亚洲”，我是不太同意这个提法的。美国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从来就没有离开过亚洲，在朝鲜打了一仗，越南打了一仗，然后是伊拉克、阿富汗。既然美国人从来没有离开过亚洲，所以也就谈不上重返亚洲的问题，只不过美国现在把战略重点、军事重点放在了亚洲，而且，我们很多的媒体就讲，美国人之所以重返亚洲，把战略重点、军事重点放在亚洲，是针对中国的。我也不同意这一点，我认为这主要是因为全球的经济重心已经从欧洲转移到了亚洲，是为了美国最大的战略利益和经济利益，而不是为了遏制中国，如果是真正有什么要遏制中国的话，也绝不是他们的主要目的。我觉得现在对美国的战略意图不要产生误判，产生误判容易造成两国关系之间的一些重要的分歧。
所以，现在习近平提出要建立新型的大国关系。而所谓“新型的大国关系”就是要平等、要互信、要包容、要共赢，我觉得这是可能的。我觉得，美国和中国，如果真正地打破过去的惯例——以前凡是老大、老二肯定要打架，如果我们能够打破过去惯常的这样一个规律，老大、老二能够和平共处，那么对全世界今后10年、20年、30年、50年来说都是好消息。所以，我们还是要花最大的力气和美国实现新型的大国关系，这是可能的。这样就能够像当年我们和美国谈判时一样，使得在美国人当中有很多中国通，在我们中国人当中也有很多美国通，这样两国之间就能避免很多的矛盾，避免很多的误解。我觉得，中国和美国是能够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思想。
我们这一代人，包括我们长期从事国际关系的人都要往这个方向走。但是，我常常觉得我们的媒体始终还是在用一些惯性思维来解决问题。因此，我们在和国外打交道的时候要克服几种思维。其中之一就是在过去“文化大革命”时期长期形成的一种惯性思维：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在中国的入世谈判当中我们就打破了这个悖论。当时，看到美国人提出的方案、欧洲人提出的方案，我们马上就会去想这个方案后面到底有什么阴谋，而不是想我们接受这个方案之后对中国有什么好处。我们应该从中国的实际利益出发，而不能说这个方案是美国人提出来的，我们就要反对，或者这个方案是欧洲人提出来的，我们就要反对。如果这样的话，国际上永远没有什么谈判的基础。但是克服这点是很难很难的。
我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就在联合国工作，当时我们还是很年轻的外交官。有个故事现在的年轻人听起来可能会觉得好笑：当时，中国和苏联的关系非常僵，而苏联在联合国最喜欢提出的口号就是“缓和”、“裁军”。所以，“缓和”、“裁军”成了当时苏联整个外交战略最重要的两个目标，凡是联合国的决议苏联代表都要把这两个东西塞进去。而我们就把眼睛睁得大大的，凡是看到“裁军”两个字，或者凡是看到“缓和”两个字，就要坚决打掉。现在回想起来觉得很可笑，“裁军”有什么不好，“缓和”有什么不好？但是在那个时候，既然是苏联人提出来的，就要坚决地把它打掉。
后来，我们在谈环保的时候，欧洲人、美国人一提环保咱们就反感，觉得你们已经发展了，污染了环境几十年、上百年，现在你们变成发达国家了，过好日子了，而我们中国人刚刚开始发展，刚刚开始建设，你们就提环保标准，要这个，要那个，不就是要阻止我们的发展，不就是要阻止第三世界的发展吗？所以，我们在这个问题上一直较劲。我过去也是一直在较这个劲，我觉得他们在这方面没有道理。
直至北京出现了那么多雾霾天气以后，我的思想才开始转变。我就开始思考：我们中国人搞发展到底是为什么？就像我们的环保部长讲的，如果我们开着宝马车，却连新鲜的空气都不能呼吸，那还搞什么经济发展？所以，现在我的观点有点变化了，不能因为美国人、英国人提出了重视环保我们就反对。当然，他们也有他们的目的，但是我们还是应该从我们老百姓的根本利益出发。不能发展了半天，最后连清洁的空气也变成了一种奢侈品，这对于老百姓来说，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不能接受的，对于我们的子子孙孙来说也是不能接受的。所以，我就觉得还是要克服过去的那种思维方式。
只要是我们认为是自己的对手、是自己的敌人提出来的通通反对，我觉得这样一个思维方式要改变，还是要就事论事，从自身的利益出发，从双方的利益出发，来考虑一些问题。而这点才是我们在谈判过程当中，或者我们在处理问题的过程当中非常难解决的问题。
还有一个难解决的问题，过去的一些冷战的思维，过去冷战时候留下的一些东西还是影响了我们很多人，特别是我们中间相当一部分老一辈的人。所以，怎么样来克服过去那种惯性的思维，对于我们搞好整个国际关系、处理好我们大国崛起的这些烦恼是非常重要的，有些烦恼是自己找的，有些烦恼是由于错误的思维方式造成的。
淡定、真诚、平和
不管是公民也好、企业也好、官员也好，我觉得还是要提高本身的素质，使自己变成有文化、很理性、很慷慨、很淡定的人，我觉得这点非常重要。我们中国的报纸上也经常讲，我们现在非常浮躁。而我认为浮躁了就需要追求淡定，浮躁了就需要追求真诚，浮躁了就需要追求平和。文化需要从点点滴滴的小事做起。
有文化体现在很多细节上。现在大家都挺时髦的，就说说喝红酒吧。西方人、欧洲人喜欢喝红酒，人家确实把喝红酒当成很有文化的一种标志。我相信，在十几、二十年前我们是一点都不懂得喝红酒的。当时，我们喝红酒的时候有人喝不惯，但是出于礼节要喝一点，就在红酒里面加可口可乐，甜甜地喝进去了。而且，也不知道红酒的好处。
我记得在有一年的春节前夕，吴仪——她是非常开朗的人——在开完春节前的最后一次部长办公会的时候说，“大家留下，我给大家每人发一瓶酒，一人一瓶红酒”。当时在座的部领导几乎没有一个人知道红酒好在什么地方，好几个部长拿了，一出门碰到值班室的，就说“送给你吧”，有的则送给了司机。我那天特别忙，匆匆忙忙地就回到了办公室，把吴仪给我的那瓶酒放在桌子底下，没有送人。后来过完春节以后回来，开第一次部长办公会的时候，吴仪突然就问：“我那天发给你们的酒哪儿去了？找回来。”当然，这是她在跟我们开玩笑。她说：“你们知道那瓶酒要多少钱吗？”后来有高人指点，我知道了，那些是李嘉诚送给她的，那一瓶红酒贵得要命。
有一次到香港去，唐英年专门请我到很高级的香格里拉饭店吃饭。我听人说，他这个人是很懂酒的，他那天自己带了一瓶酒，我说：“你怎么自带酒？”他说：“他们这个酒不行，我这个酒好，咱们今天好好喝一下。”我也不懂，就倒进了杯子里。跟着我说：“服务员，拿一杯可乐来。”他说：“龙部长，我今天希望你不要掺，这瓶酒是好酒。”
确实，培养我们的文化，要从点滴做起，后来入世谈判的时候，法国人要求我们降低进口酒的关税，包括XO、葡萄酒，所以我到法国访问的时候，他们波尔多地区的企业家联合起来把我请到波尔多去，作为贵宾招待。我知道他们的意思就是：这个酒多么好，出口到你们中国去，只要你们把关税降下来，就能够让更多的中国人欣赏到我们的酒，而且减少酒的走私。
我记得那天几个董事长请我吃饭的时候，陪桌的是两位调酒师。连总经理、副总经理都没有出来作陪，而是勾兑酒的师傅作陪，这说明他们的地位是很高的，是很有文化的人。所以我就想，我们中国人现在应该要慢慢地从点点滴滴开始学习，不要像过去一样，把那么好的葡萄酒用可乐来兑。很多事情我们现在还没有明白，我们现在干的很多事情还是很荒唐、很野蛮的事情，但是我们不知道。
我们中国人要学会淡定、真诚、平和。现在，有一些人当了官以后就不知道天高地厚了，有些企业家挣了点钱以后也不知道天高地厚了。在某种意义上，人都异化了，不像个人了，架子摆得足足的，其实是缺乏自信。不淡定，就让人看不起。
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我在博鳌论坛当秘书长的时候，我邀请小布什来参加博鳌论坛，那时候我记得是2009年4月，小布什于2009年1月卸任总统，下台才3个月，之前当了8年美国总统。所以，我们那个时候觉得接待他可能是件很复杂的事情，哪知道小布什来了以后非常非常的简单。
小布什也是非常真诚的人，他来之前就派他的助手来见我。他的助手告诉我，小布什和老布什不一样，老布什讲话和回答都是一流的，但是我们这个小布什总统讲话还可以，但是回答问题就要放炮，经常放炮。他说：“你们博鳌论坛人又多，有伊朗的，又有伊拉克的，不知道会问些什么问题。要是问得不对，小布什一讲话、一放炮，你这个主席不就尴尬了吗？”
我想，对啊，万一讲出些什么擦边的事情，媒体一报道，我这个秘书长也不太好办。
对方的意思是，小布什不回答问题行不行？我说，“不回答问题总不太好吧，外国领导人来讲话，按照国际惯例都要回答问题的”。后来，我们做了一个妥协，不回答问题，但是在小布什讲完话以后由我与他对话。我事先准备了一二十个问题给了小布什的助手，让小布什准备。所以，当小布什讲完话以后，我就过去和他对话。
